玫瑰色的你

——献给张悬
亲爱的安溥:
我已记不清初次听你的歌的确切时间,但还记得那首歌的名字叫《宝贝》。对于不了解你的人来说——包括当时的我——你与《宝贝》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那首歌并没有给我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便将你放在了一边。
偶然间(也就是注定),我听到一首叫《关于我爱你》的歌曲。一个嗓音有些沙哑且温柔的女人唱到:“在必须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至少你可以说/我懂/活着的最寂寞/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当你不遗忘也不想曾经/我爱你。”当时的我是战栗的,正如初次读到木心的诗一样。经过查找我才知道,这是你创作的歌曲,那一刻,张悬和焦安溥这两个名字就记在了我的心中。这是那个听了《宝贝》就放弃你的我无法想到的。然而,一位听者被一位音乐家所吸引的时间是注定的,无论他们之前相遇过多少次。
我将你的专辑按时间顺序一张一张听完,又反复地听,得出一个结论:张悬是一位伟大的音乐人。你知道,欣赏艺术的经验几乎都是相通的。有限的经验告诉我:画家,雕塑家,作家,诗人,音乐人,电影人等所有艺术家,都难免会创作出垃圾品,包括伟大的艺术家。很少有艺术家能保证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合格的艺术品。艺术史中的这两种景观来源于艺术家的不同态度。有些艺术家以数量保证质量,有些则以质量保证质量,不在乎数量。安溥,你无疑是后者。因为就目前为止,你只发布了四张专辑(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是艺术品。
安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你定义为民谣歌手,而我和你一样排斥这种定义。这种定义类似于艺术史将某个艺术家定义为某种流派。比如,肖邦被被定义为浪漫派,贝克特被定义为荒诞派,梵高被定义为印象派。这种定义除了智力上的方便,则是对艺术家的限制。可是,伟大的艺术家是拒绝这种定义的。比如,莎士比亚属于哪个流派?还有达芬奇?我能感觉到你对这种定义的排斥,《神的游戏》(名字用得好)这张专辑就是明证。它不仅打破了人们对你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它丰富了你,将你的“音乐人”这个身份前面的任何修饰语都消灭了,除了“伟大的”。
安溥,你是一位诗人。这个荣誉得益于你的文字,也即你那诗一样的歌词。过去,诗与歌几乎就是一回事(歌常常是诗与音乐相加的结果)。二者分家后,各自携带着对方的影响:诗对音乐性的追求,歌对语言的追求。如今,诗对音乐性的追求变弱(无韵诗的发展,但仍将其称为诗歌),歌对语言的要求也变弱(各种新型音乐类型的出现)。然而,诗与歌仍有它们相似的地方。首先,二者都追求音乐性。诗主要是靠词的韵律和句子之间的节奏来获得音乐性,而歌则靠音乐人作曲。其次,二者都是形而上的。诗通常靠对语言的组合来完成这种形而上,而歌本身的音乐就是形而上的。最后,二者都是时间的一种形式。诗靠停顿和节奏变成时间,而歌中的音乐就是一种时间(每首歌都有自己的时间长度)。安溥,请原谅我说远了。
话说回来。诗的语言是怎样的呢?除了韵律(很多诗人已不再拘泥于韵律),诗的语言追求一种不确定性或模糊性,也即意犹未尽。比如你在《蓝天白云》中写道:“今如旧的/昨天比较新/新/让我感觉好奇/怀疑/恐惧/有心。”这些歌词给我一种诗的感觉:似乎在说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说。诗的语言还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比如你在《日子》里的歌词:“我不知道今天会是今天/一旦想到明天/明天就不再是明天。”这样的句子无疑包含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同时,诗作为一种语言的炼金术,它还追求比喻的华丽,词语搭配的非常化。这在你的《信任的样子》里也有反映:“那天我开始去想信任的样子/信任脸上画了艳丽的妆/而眼神天真。”当然,诗的语言还要求警句性的句子,而这对于你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比如《喜欢》中:“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又比如《并不》中:“保留你的骄傲/遗憾然后微笑。”这所有的一切正是你迷人的地方。
安溥,你歌词的诗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听众是少数的(原谅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无法从专业角度找原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读诗,中国则更少。然而,这种统计学在艺术中意义不大。因为艺术从来都不符合民主原则。现代社会,音乐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而音乐人的媚俗态度则加剧了这种状况。你曾经在《讨人厌的字》中写道:“我总是说着没有人懂得歌词/写下讨人厌的字。”我想,这是一种艺术家无力的自嘲。安溥,你知道,艺术从来都不是与大众站在一边的。而只要有一个人能听懂你的歌词,就够了。
安溥,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上帝。艺术家几乎从来没有对这个世界满意过,因此,他拥有一种野心:改变世界,至少是改变他人。这样来说,你的音乐包括你自己对世界,社会,政治的态度便是正常的。人们对艺术家是不公正的。当事件发生,无论艺术家沉默不语还是直言不讳,都会被人们指责。在西方,当事件发生(战争,政治运动,革命,自然灾难),很少有艺术家会置身事外,有些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安溥,一位艺术家对这个世界或社会的唯一责任就是创作。一位艺术家对抗世界或社会的唯一武器是他的作品,而这武器常常将其置于死地,毕竟,艺术家从来都比他的作品更容易被消灭。而你,一位女性,一位音乐人,却选择了站出来,我想,你也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
安溥,在我看来,你的创作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作为一个女性,你抽烟,喝酒,文身,张扬个性,甚至有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对女性的歧视,请原谅我用了它)的嫌疑。人们常说,应该将艺术家的生活与艺术分开,让生活的归生活,艺术的归艺术。可是,人们很难做到。他们并不知道,当作品完成时,它就与艺术家无关了。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的艺术性(浪漫主义以来,人们就习惯了)超过他的作品的艺术性,终究是让人遗憾的事情。还好,你不是这样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安溥,你也是“站在蛋一边”的人,因为你关注更多的是个人,弱势群体。国家,社会,政治这样的字眼都显得太过冷酷。你在《玫瑰色的你》中写道:“我会记得这年代里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经不仅是你自己。”这是你写给每个人的,也是写给自己的话。
如今,在退居幕后三年后,你去掉“张悬”这个身份,重新恢复“焦安溥”的身份复出,我知道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而我们也早已经迫不及待。好,让我们重新开始。
南国的孩子
亲爱的安溥:
我已记不清初次听你的歌的确切时间,但还记得那首歌的名字叫《宝贝》。对于不了解你的人来说——包括当时的我——你与《宝贝》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那首歌并没有给我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便将你放在了一边。
偶然间(也就是注定),我听到一首叫《关于我爱你》的歌曲。一个嗓音有些沙哑且温柔的女人唱到:“在必须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至少你可以说/我懂/活着的最寂寞/我拥有的都是侥幸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当你不遗忘也不想曾经/我爱你。”当时的我是战栗的,正如初次读到木心的诗一样。经过查找我才知道,这是你创作的歌曲,那一刻,张悬和焦安溥这两个名字就记在了我的心中。这是那个听了《宝贝》就放弃你的我无法想到的。然而,一位听者被一位音乐家所吸引的时间是注定的,无论他们之前相遇过多少次。
我将你的专辑按时间顺序一张一张听完,又反复地听,得出一个结论:张悬是一位伟大的音乐人。你知道,欣赏艺术的经验几乎都是相通的。有限的经验告诉我:画家,雕塑家,作家,诗人,音乐人,电影人等所有艺术家,都难免会创作出垃圾品,包括伟大的艺术家。很少有艺术家能保证自己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合格的艺术品。艺术史中的这两种景观来源于艺术家的不同态度。有些艺术家以数量保证质量,有些则以质量保证质量,不在乎数量。安溥,你无疑是后者。因为就目前为止,你只发布了四张专辑(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不算多),但每一张都是艺术品。
安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你定义为民谣歌手,而我和你一样排斥这种定义。这种定义类似于艺术史将某个艺术家定义为某种流派。比如,肖邦被被定义为浪漫派,贝克特被定义为荒诞派,梵高被定义为印象派。这种定义除了智力上的方便,则是对艺术家的限制。可是,伟大的艺术家是拒绝这种定义的。比如,莎士比亚属于哪个流派?还有达芬奇?我能感觉到你对这种定义的排斥,《神的游戏》(名字用得好)这张专辑就是明证。它不仅打破了人们对你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它丰富了你,将你的“音乐人”这个身份前面的任何修饰语都消灭了,除了“伟大的”。
安溥,你是一位诗人。这个荣誉得益于你的文字,也即你那诗一样的歌词。过去,诗与歌几乎就是一回事(歌常常是诗与音乐相加的结果)。二者分家后,各自携带着对方的影响:诗对音乐性的追求,歌对语言的追求。如今,诗对音乐性的追求变弱(无韵诗的发展,但仍将其称为诗歌),歌对语言的要求也变弱(各种新型音乐类型的出现)。然而,诗与歌仍有它们相似的地方。首先,二者都追求音乐性。诗主要是靠词的韵律和句子之间的节奏来获得音乐性,而歌则靠音乐人作曲。其次,二者都是形而上的。诗通常靠对语言的组合来完成这种形而上,而歌本身的音乐就是形而上的。最后,二者都是时间的一种形式。诗靠停顿和节奏变成时间,而歌中的音乐就是一种时间(每首歌都有自己的时间长度)。安溥,请原谅我说远了。
话说回来。诗的语言是怎样的呢?除了韵律(很多诗人已不再拘泥于韵律),诗的语言追求一种不确定性或模糊性,也即意犹未尽。比如你在《蓝天白云》中写道:“今如旧的/昨天比较新/新/让我感觉好奇/怀疑/恐惧/有心。”这些歌词给我一种诗的感觉:似乎在说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说。诗的语言还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比如你在《日子》里的歌词:“我不知道今天会是今天/一旦想到明天/明天就不再是明天。”这样的句子无疑包含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同时,诗作为一种语言的炼金术,它还追求比喻的华丽,词语搭配的非常化。这在你的《信任的样子》里也有反映:“那天我开始去想信任的样子/信任脸上画了艳丽的妆/而眼神天真。”当然,诗的语言还要求警句性的句子,而这对于你来说简直是信手拈来。比如《喜欢》中:“在所有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又比如《并不》中:“保留你的骄傲/遗憾然后微笑。”这所有的一切正是你迷人的地方。
安溥,你歌词的诗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听众是少数的(原谅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无法从专业角度找原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读诗,中国则更少。然而,这种统计学在艺术中意义不大。因为艺术从来都不符合民主原则。现代社会,音乐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而音乐人的媚俗态度则加剧了这种状况。你曾经在《讨人厌的字》中写道:“我总是说着没有人懂得歌词/写下讨人厌的字。”我想,这是一种艺术家无力的自嘲。安溥,你知道,艺术从来都不是与大众站在一边的。而只要有一个人能听懂你的歌词,就够了。
安溥,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上帝。艺术家几乎从来没有对这个世界满意过,因此,他拥有一种野心:改变世界,至少是改变他人。这样来说,你的音乐包括你自己对世界,社会,政治的态度便是正常的。人们对艺术家是不公正的。当事件发生,无论艺术家沉默不语还是直言不讳,都会被人们指责。在西方,当事件发生(战争,政治运动,革命,自然灾难),很少有艺术家会置身事外,有些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安溥,一位艺术家对这个世界或社会的唯一责任就是创作。一位艺术家对抗世界或社会的唯一武器是他的作品,而这武器常常将其置于死地,毕竟,艺术家从来都比他的作品更容易被消灭。而你,一位女性,一位音乐人,却选择了站出来,我想,你也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
安溥,在我看来,你的创作核心是个人主义的。作为一个女性,你抽烟,喝酒,文身,张扬个性,甚至有女权主义者(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对女性的歧视,请原谅我用了它)的嫌疑。人们常说,应该将艺术家的生活与艺术分开,让生活的归生活,艺术的归艺术。可是,人们很难做到。他们并不知道,当作品完成时,它就与艺术家无关了。一个艺术家的生活的艺术性(浪漫主义以来,人们就习惯了)超过他的作品的艺术性,终究是让人遗憾的事情。还好,你不是这样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安溥,你也是“站在蛋一边”的人,因为你关注更多的是个人,弱势群体。国家,社会,政治这样的字眼都显得太过冷酷。你在《玫瑰色的你》中写道:“我会记得这年代里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经不仅是你自己。”这是你写给每个人的,也是写给自己的话。
如今,在退居幕后三年后,你去掉“张悬”这个身份,重新恢复“焦安溥”的身份复出,我知道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而我们也早已经迫不及待。好,让我们重新开始。
南国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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