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 | 李荣浩：麻雀
麻雀
我们还记得李荣浩在2014年发布的同名专集《李荣浩》里的一首宣言式的作品《作曲家》，其中有一部分歌词是这样的：
音符不会写
写歌是感觉
看几眼世界
多几个头衔
理论书上的观点
有缺陷
而在2020年7月底发布的这张新碟《麻雀》的第一首歌曲——专辑的同名歌《麻雀》，在这里我们单指其中一行歌词做出情绪分解：日子不都是这样？在流行音乐的衍生谱系中看去，李荣浩并没有脱离大众对一位流行音乐的人基础认知。其实李荣浩在近几年的职业发展中获得的头衔并不少，其中最有趣的一个标签——“小周杰伦”。这是一条乐迷对音乐人的一种极富有暗示性的挑逗，乐迷在如今庞杂而又缺乏审美力批示的流行音乐环境中是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人来拯救大陆流行音乐的现实性的惨状，因为他们既不懂音乐本身的艺术性也不可能在日趋恶劣的社会压力中获得自身的某种圆满，李荣浩的作品恰恰给了我们一种恰到好处的聆听体验。从《麻雀》的眼中看去——李荣浩的作曲意识及配词能力并不属于学院乐理中常加指示的尊贵的上乘水准。在由几个分解和弦步入音乐主体的这首专集同名曲里，李荣浩顽皮的反对了他曾熟识的乐感。他甚至无视众人期盼的创造力——既是那种通过聆听音乐或哼着歌词就能放松紧张的生命力的愿望，或撕毁翅膀或一日三餐，麻雀穿过音乐给生活打出的“洞”回到这个满是“缺陷”世界里。
从李荣浩的现实经历中我们得知他自小被音乐“选中”，像麻雀被天空选中——对自由致敬，但不追求职业的极乐。之所以把他与周杰伦相提并论便是如此：极度的关注音乐创作的现实背景，从人的生物性出发，李荣浩与对创作的诚实之间的尺度总是在“明天”这个可视度极高的时态中开始的。从旋律中的极简形态让我们听见的是他自身的朴实和大度，还有剖析作品主题的能力——音乐与创作技术之间没有丝毫断层，这更是确定了李荣浩在同名曲中没有说出的那句话：“我只是个会作曲的麻雀。”或麻雀或作曲家，都是诠释自由的榜样。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这首歌中再次确证李荣浩的音乐态度：以飞翔为精神食粮的麻雀，“脆弱”这种精神防御措施对它仅是一种异域化的强大。从这处理解中我们看见了在音律中坚定自我的李荣浩，飞太快会落单，飞太慢会受伤。
老友记
要认识这首歌其实并没那么容易，在制作明细上我们看见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全都是李荣浩一人所为。其实整张专辑的制作也都是这样被他自身“包办”，这不由得让人为专集的质量感到慌张（对于创作强度而言）。从第一首“签名”性质的《麻雀》到这首《老友记》，专辑才进行了第二个阶段，但当李荣浩柔和的声线从耳部缓缓散开时——听众总会放下一口气。“老友”这个关系属性并未在李荣浩的声线中被那种古板的反讽情节所遮盖。当然“一路好走”这样的“狠话”在歌词外的日常话语中也很常见，但在这首歌曲中频繁出现的这些抒情现象却有种要挤迫歌曲的画面感来替代音乐元素的错觉发生。
当声线中的老友对客体的经历发出感慨时，老朋友身上的时间就已被祝福减去——成了旧朋友。当怀念的声线在音乐中沉默下去时，音乐给人的那种快感恰好又回归到了一种表示好客的载体里面。哪怕是一个主动认错的友人在你面前使你回忆及反省，祝福她/他——这个高调的举动把正在往高潮铺设的音乐——暂时性的丢入进了一点隐晦的痉挛中。何为好客？何为摆置原谅的祝福？可能也只有这样直率的李荣浩才能把男人特有的“父权”充实的送置于朋友。当这首4分46秒的《老友记》快要结束时，李荣浩给了我们一个貌似不太切当的比喻：宽厚的父亲给即将远行的孩子的叮嘱，这首《老友记》献给在潜意识中从不打算长大的我们——最好的朋友或许就是我们儿时心中最理想的父亲。
等着等着就老了
人老了？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意愿去等——大胆的利用时间的那种不可救药的便利从而把自身成就为一个满篇回忆却又无能拿出证据——证明我们总是相信一些幼稚的盟誓。李荣浩的这首《等着等着就老了》豪放地给我们出示了这样一出接近满分的忏悔。如果要从时间的遗留下的经验中抓取到生命本质的意义的话，我们大胆的可以把一生（哪怕是短暂的一生）总结为三个部分，这其实是从歌曲的开头李荣浩就想极力说明的内容。他证明：老了是从等着——趋向在时间中腐化的对活着的默许——之后没有结尾，只有等待让人开始回忆时“老了”。基于生物性的考证，以一种感性而又腼腆的认知我们抓取到自身的老化在逼近意想不到的结尾时，死亡才开始释放先前那些长久的趴窝在孤独层面的自己及闪烁着友谊性的成长宣言。
等待，有可能是在等自己成为长辈——理所应当的又在接受“浪费”。仿佛这首在浅听时音色自如的音乐正是在诠释“老了”使时间产下无奈的重拍。由在——老去——这个经验外的李荣浩把早已储备好的创作力全部付诸在这场抒情游戏中一样，有人说这首歌“不好”的理由可能就是前述的那种“常情”在起着作用：人既不能回头挽回觅于当时性的目的，却又不许他人（这里指像李荣浩这样善于升华生命情感的艺术家）把真实的内倾在自身体悟中的话语全盘贡献出来。索性，我们也发现了在前述的理论公式中的一个诟病：在等待中，哪怕是在等车，都不太适合听这首歌。哪怕是浅听。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
在听这首歌时，依旧需回到李荣浩的朴实的创作态度中去看1+1是否在算对的情况下也等于3！虽然一位较为成熟的音乐人在如今狂绽锦缎的流行音乐乐坛中苦苦发布一张过于特色的专辑是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在专辑中插入一首反对自身阅历的作品确实有点过于“角色正确”意思。
李荣浩通过和歌手刘柏辛合作“RAP”这种普世又抗拒世俗活力的音乐形式来表达态度升华的“心声”，如在歌词中写的：很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只有四个和弦。但是无论两人在“意趣相投”的悖论中怎样翻炒“生存对等”及“平常如是”等理念，两个青年所持有的保守的反击势能总归会被聒噪的养生法击溃。其问题是：人生并不能定量，哪怕一种几十年的生命也无法成立古典文学所树立的某种高级思想。在诗歌领域中我们同样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宽容的写到过许多以青年艺术家形象为题材的诗歌作品，但在作品内容中却总是以忏悔及无能来做诗歌旋梯之高的解释。从许多理性的听众那里我们看见了对李荣浩此种实验行为的疑问，也如同卡瓦菲斯当年在有限的创作生涯中对诗歌之诚意而又百般无奈的实情。
1+1是否就等于两个人共同对音乐的诚意，除过嘉宾刘柏辛在曲中的演绎——李荣浩不知怎会把对音乐的探索的方法论合并在了观众对他的期待中去。如果他真的把“RAP”的风味也与他自身的编曲技巧的成熟度混为一谈的话，那就让在通俗看法中的“二元性”继续把李荣浩的角色正确继续赋值在等于二的逻辑间隙中去吧！
同根
歌曲在李荣浩的命题式的才魅中显得十分彬彬有礼，在之前的经典作品中《年少有为》其实也是这样的作品语态。有泪使微咸的有点娇弱音乐人性格放在一幕幕的使人群动容的大场面中，李荣浩式的致敬更多的让我们看见了流行音乐在当代社会中智能化的一面。先搁置企划运作原型及命题作业特殊的时效性不谈，利用流行音乐这股稀释剂把原本堵在十几亿人胸口的“想做点什么”的愿望穿透，但就从目前这首歌的发布后的社会反响来看——李荣浩自身并未打算在一个正在经历历练的国家中提升自己的创作范围，而仅是在动情的创作中带入了一点突破能力范围的想像力。
声音以在空气中的震动幅度作为其现象展现的基本原理，那么通过简单的和弦整合形成音乐呢？尤其是在一首立意明确而又声响稳重的作品里，那种化约人意识形态的终极课题能否实现？说到这里，人们总会提到流行音乐的权利：软化人性的话语及降低对感性力的武装。那么就是说，流行音乐有一种在社会中填充世俗与品德的界限的功能——仿佛这也是目前我们通过直觉来思考的唯一能被提升进理性的现象。即便这并不是决定性的证据，绕开那些被疫情生化的家庭及奋战在一线的舍命奋战的勇士们，去直接面对那些被“畏”与“怕”捆绑想像力的人群——听着这首《同根》及用城市的文化属性为责任喝彩。如果是这样，空置在后疫情时代的德性空间就会更多吗？当然，这种批判力只是奉送给流行音乐的话是不太公平的。
我爱你
李荣浩在这首歌曲中发现了这个短语的错误之处，同时也升华了错误的目的性。《我爱你》在这场伟大行动的冥冥中错失了一个有关于主体真实性的明确的存在动机，那么这首歌是在赞同这句短语对峙自恋的行为模式，还是真的打算去赞颂爱情的前提——既是爱自身的本能移交给另一个与自身相像的人——一种性别的差异。
孤独总是爱情行动的一种先验的明示，主动的与另一个人构成了亲密性。从此享受孤独这件事就从主体的人格投射中分裂成了对立孤独的生活形式。与一个异性的关系紧束在人生中的各个层面，其中时间的含义就被无数的“爱”同生理性的排解诉求放大了。爱情如果在岁月中倾斜——思念就实现了。因为，对于人的情感的多发阶段我们往往定格在一个叫做青春期的地方。而当某个人在对一位爱慕对象产生伦理“寄宿”的冲动时，在前述现象之前的人生之整个历程都会被一种类似“归还”的愿望——爆发性的作为礼物在一个刹那间送给对方，而在这时的那句“我爱你”之后，告白对象却也会还问一句：“你爱我什么？”作出应答。
“我”将告诉你青春期的真实往往就是把刹那误称为永恒，在告白中的我，关于因爱而伤的问题只能明日再说。
“你”问我爱你什么，任何答案都是你所求的。
花样年华
把一首不太明显（李荣浩的“再处理”方式）的翻唱作品放在一张为十首歌曲的流行音乐专辑的第七首的位置上，竟然让人感都有点完美。而这种几乎否决了感官的企划意识及选作的目的处在这个位置上是很明显的（不仅是听起来）——缥缈的电子音色混着还未从梁朝伟/吴恩琪的声茂中抽离出的李荣浩，把对这首经典的敬意全部偿还给了在创作的动机中。我们不需要太过于仔细的认识这首李荣浩版的《花样年华》是有多么不同，或者从一个乐迷角度出发使求存在歌手身份里的那番自恋突然在一个挪用了的前一个时空中发生的音乐事件上。“是谁告诉了他（李荣浩），这首音乐有种目的在里面”，或是关于明星的八卦，可能也是曾经对于音乐的某份期待又重现在了一个新的“偶像”面前。
昏黄的调性任未剥离独属于李荣浩的那份真实，而这份惊喜之处的第一义则是：一首经典作品在一个陈旧的时空里被某种音乐性的顽皮重现在了一张陌生的专辑中。也许这种形成了期待的新样式——在整个音乐世界的范式是里显得老套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章法在如今音乐商品被滥用的社会里如果要让创作性脱颖而出的话，这必是效果最显著的作用力。
翻唱对比原创性作品而言，对音乐的挑战确实巨大的。这就仿佛是在把一颗成熟的果实还原在那缕枝头上，而后又要让果实自然的滑落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的秘密不是先验的技术而是总让人难为情的因素——时间。这首《花样年华》翻唱效果先于原作发生，这种决定不仅仅是让李荣浩把对于音乐的冻结在一滩滩堆砌着商业运作的冰冷境地的激愤中去。用捕捉陈旧音节的姿势重新开启在“七”这个奇数中，李荣浩暗示我们要主动的意识到他对音乐形态的叛逆，如果不是如此，为何在这首翻唱经典的“措辞”中总让我感到他仿佛在模仿着某位俄罗斯诗人——刻意地在一首诗的末尾丢去几个音节以来创造出他正在哽咽的效果。
在一起嘛好不好
我们最喜欢的音乐人性格貌似就是李荣浩这样的。但，他与歌曲中反复吟唱的重点不同，他从不求助于某种与这首歌相对应的保守态度，以来肯定对创作性的时有时无的消极评价。在听众角度来谈前述的证明确实有一种效果出现：哪怕某首作品的质量不是那么可靠，但也不会因此而把一种已经劳动化了的音乐人形象从他身上剥夺下来。这其中的性格劣势隐含在这首不太清晰的对音乐的“洞见中”，却也刚好达成了摒弃以理论和技术为升华创作焦点的“音乐性”。
听众总会把一个创造者的工作成果的低迷期视为一个项目计划的沉默期的话，孤独的话题性就再也不能从一首叙述告白的作品中出现了。在经典的音乐人手上，“追求”这个主题不是很多见。分手、失恋才是契合着青年们时常痉挛的心理世界的治愈系内容。李荣浩在与杨丞琳成婚后生活中还依然贪恋着爱情的甜美，而此种甜美在应试的旋律中浮现的条件却是那些正好处在揭示甜美的冒险的人们所寻找的万能程序。
如果这首歌是失败的，幻想用这首歌去追求和表白的朋友该是多么懊悔：“丛然在爱人面前，喉咙总会暗哑，但也不能借用一支失去刃口的“箭”去射那个不该死去的人”。
要我怎么办
某件富有活力且发展历史悠久的事物的理念终究会被观察群体手中的 “势力”所吞噬，这种势力既不是保留其经典性的谦卑，也不是暗暗地被枯竭的审视精力所包围。而当流行音乐从19世纪末的美国开始，人们发现了声音商品化的盈利魅力。在严肃的音乐爱好者那里——流行音乐的“始发地”——唱片：像决定着艺术品味的一把公共座椅，其载重性和便利的读取条件为大众称赞。所以在一个关于流行音乐的实况现场中我们看到，在隐去乐手的舞台下，观众的聚焦模式是点状的，全面投向到那个话筒上。他们全然不顾是谁在握着那柄收音装置，尽管被雕刻的歌者声线依然让人无法察觉他们处在音乐的角落里并且赤裸。而这种赤裸的自由度只有在盈利的范畴中才能体会，也即是一个流行音乐人的身份的外廓，他们被蒙在声响后的感情是否真挚无人再去理会，只有张开唯一的具有货币意义的喉咙去再次强调这把“座椅”的实惠，也就同样完成了整日蒙头思考运作技术的商人对大众的利诱。
在这首歌的末尾终于出现了唯一依据辨识度较为清晰的词句：“你要怎么......”，几乎将这首曲风凌冽的《我要怎么办》拉向到挽歌式的作品语境中。这不难看出李荣浩在指涉第二个自我也就是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一篇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文章中写到的那个“最理想的听众”——在吸引灵感出现的手指上，创作者总是把那一幕幕出彩的演绎场面幻视为另一种人生的再现，其中演绎内容并不会以对自身认同的优美确凿的来自于受众面的呼声来成立。我们猜想这首歌在李荣浩的创作风向中并没有打算摘取商品通俗化的——在当今网络时代的流量主旨中——以同样深奥的音乐性架在一条明朗清澈的音轨上运行。载着李荣浩唱出的一句句粘稠的提问到器乐的延音中，除了让听众听见了一个不明所以的固结在无奈中的患者的疯癫外，也已同等于夏蝉嗡鸣的平常心把创造力和三餐一宿的常理混合在垂涎作品真相的听众评论区上方。面对一位通俗到骨子里的音乐制作人，让他偶尔在一个坚实的创作氛围中调皮一下又算什么呢？还能要他怎么办，去听吧！
如果我是海
小孩子在树立威严的时候总会说：“我想成为.......人”，而把上述中省略去的部分，放置在一个成年人的捡拾童趣的偶然性中他们往往会说：“如果我是.......”。
把大海这个意象和拼贴了“冲浪音乐”的吉他RIFF放在这张专辑外的任何一位音乐人手里几乎都能创建起不刻意追求乐感粘合因素的播放效果出来。但李荣浩在“惦念”高飞又不能“怯远”的时候，在个性的吉他音色下秀出了浑身都是肌腱的麻雀身材——从来没有一只麻雀是飞跃过海面的。李荣浩做到了，而且时刻准备着下落。尽管这种举动是幼稚的，但他也做出了似于顽皮（这种性质仿佛专属于他）的应变方式——随着一只海龟疯狂流浪。
机灵的乐风拼贴技巧在2000年之后的流行音乐乐坛中疯狂迭起，在李荣浩之前的几张专辑中也并不难看出他在前辈音乐人的影响下练就出的那种委婉的洞察力。用音乐的性能制作一种商品出来：一副音乐商品最柔嫩、性感的地方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放在次要位置的。但其实不是，这种艺术性的焦点在商业音乐制作的范畴中一般都处在背景化的艺人形象打造方面。所以在一张流行音乐的专辑上和一本伟人的自传书的相同之处就是都在产品与大众的接轨的契合处内嵌了一种叫做“形象照”的东西。这个线索可以让我们足以回忆在早些年的唱片超市中看见的那样：一张流行音乐专辑突然诞生在一个寂静且无趣的家庭中时，属于这个家庭的关系隐患也即将被打开：子女们有了新的父权认同，妻子爱上了一个比丈夫更具创造力的男人。而丈夫呢？他也许正在擦亮已经闲置依旧的乐器准备赴往下一个人生旅程。
通过李荣浩的这次传达，麻雀作为小型鸟类的动物统称却站在音乐的风浪上向我们告知——只有越过大海的麻雀才能称之是“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