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歌谣中的历史重述
《Bad Blood》是英国乐队Bastille（巴士底乐团）于2013年3月4日发行的首张音室专辑。该专辑发行之初，因其跨流派的创作手法和结合alternative rock、indie rock、indie pop、folk的synth-pop风格令听众耳目一新，也借此一炮而红。一直想写一篇巴士底的乐评，主唱把头发剃了都没写，拖延症太严重了……新冠疫情期间补上！
更加吸引我的是这张录音室专辑的内涵。乐队核心人物Dan Smith曾说：“我的歌中确实有不少的个人感受，但是我并不想单纯记录我的生活，我更希望在歌曲中探索我感兴趣的故事和想法。”（“There’s a lot that’s really personal in the songs,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diarising my life — I want to explore stories and ideas that are way more interesting to me.”）。他在2014年接受MetroLyrics采访时也坦言：“在我看来[《Bad Blood》]这张专是我阅读和 思考过的东西的大杂烩”（“I think a lot of the songs on the album are kind of a big mash of things I’ve been reading or thinking about.”）。如此看来，这种初始的直觉遴选与Bastille后来日趋概念化的专辑设计相差甚远。
然而细细听来，整张专辑就是在这种主创人员“直觉”的引领下，生长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和连贯的主题。专辑名为《Bad Blood》，这个短语在英文中的意思是“1)不好的感觉；2)两个事物之间的分歧、憎恶与敌对。”这种略带这阴郁气质又针锋相对的张力潜伏在这张专辑的19首歌中，每首歌中人类都有着对抗与挣扎的对立面，它可以是社会伦理价值、自然、时间、语言、历史、生命、人类自身的局限等等；纵观整张专辑，这种对抗可以概括为，由“语言/文学”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与“生死/时间”所代表的宿命感之间的博弈，可想而知，前者不敌后者，这难免令人叹息伤感，这种本质上非常传统的文学母题在Bastille的歌曲中，摇身一变，用多种音乐元素重新包装后，成为了时髦的“摩登歌谣”。
我所谓的“摩登歌谣”一词中的“歌谣”（Ballad）有别于“芭乐音乐”所谓的ballad，而更是一种文学文体的类比。文学意义上的Ballad，除去格律和结构上的特点，还有许多特征与《Bad Blood》中的歌曲有相通之处。音乐风格上，不论是副歌还是引子，Bastille的每首歌几乎都有迭句（refrain）和唱咏（chanting）的地方，这也是Ballad的特征之一。这种重复和唱咏一般都是采用ABA三段节奏写成的偶数节拍的基础上，混合附点或者切分节音来增强韵律感，形成以种恢弘的推进感，点缀上现代化的乐器演奏手法和混音效果，使得歌曲灵动中透着些许隽永气息，使得听者沉浸其中，心潮澎湃。这种的如号子一般磅礴的音乐节奏，与贯穿整张专辑的关于时间、永恒、衰老、历史思考的主题相得益彰，唱咏的句子反复扣击心灵。
同时整张专辑歌曲叙事层面的戏剧性和互文性又引发了我的兴趣，创作者从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经典中截取片段作为歌曲素材，从古希腊神话（“Icarus”）、圣经（“Daniel In The Den”），莎士比亚的商籁十八（“Poet”）、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Weight Of Living”），到大卫·林奇的《双峰》（“Laura Palmer”），细数了人类历史中人与自然、人与权威、人与时间、甚至是人与超自然的种种对峙。而另一部分的歌，内容也是围绕“语言/文学 vs. 生死/时间”的主题的。
比如在“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这首歌中，似乎在为一段饱含激情的恋爱关系的结束而悲恸，但是歌词中“You said: ‘We were born with nothing and we sure as hell have nothing now.’”又何尝不是不是对人生老病死的感叹，这时候的Fire不再是热烈的爱情或者炽热的争论，而是一个个如火苗一般正在燃烧自我的鲜活生命，燃烧生命的过程，消耗/丢失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发人深思。借着“Are you going to age with grace?”、“Won't you let [the bad blood] dry?”这样的重复问句，专辑不断地向听众提问，去激发听众的反思与自省。又比如在“The Silence”之中，人的语言文字能否充盈历史记录的空白之处、个人经历与集体的历史的差异、是否个人的话语在历史洪流中掩盖了？诸如此类的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思问不断出现在这张专辑之中。
其实Bastille在要去吟诵他人的痛楚（Other people’s heartache）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完成这项任务的主要困难之一：想要描绘他人的痛楚，就要了解他人的故事；然而别人故事并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在历史的记载中，有多少无名之辈，死去的Laura Palmer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不论探员如何深入调查，她的身份不断丰富，她的秘密一个个颠覆了她原本的形象，最终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谁也说不清楚。如果去重现历史，去重构他人的痛楚，就变成了Bastille创作的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不想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就简单介绍一下历史的重述这个概念：为了书写过去的事情，历史学家必须用文字重述历史，有如电影小说般去重现历史场景，具体来说就是谁做了什么事情，他/她的动机是什么，以及这件事做成与否，有什么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史学家为这个场景选取了角色、事件、道具、剧本，当然史学家也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忽略了一些事情，使得这个场景不可能与过去的史实一模一样。于是乎，用语言/文学去分毫不差地重构历史是不可能的，时间总会把一些细节磨掉，使得来人不得知往事之原貌。从另一个层面也体现了宿命论将人文主义的吞噬。讲真，面对这种情况，谁又能乐观呢？
《Bad Blood》中有不少歌曲都涉及了这一点，比如“Get Home”、“Overjoyed”、“Haunt”等等。大火单曲“Pompeii”亦是如此，歌曲讲述的是在庞贝古城湮灭过程中两具尸骸的对话。雄伟的庞贝古城是人类自大的体现，他们以为自己建得出这样的城池，便可以与自然与时间匹敌，殊不知自然之怒与时间之蚀的厉害之处。当人与对立面的bad blood崩坏之时，人类可以选择闭上双眼，用主观意志作为最后的盾牌，祈盼希望与转机；当然，也不必保有最后的尊严与乐观，纵深跳入绝望的深渊。庞贝的废墟让那场灾难的情形有迹可循，亡者的姿态得以保存，但是他们的心痛呢？究竟庞贝城中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究竟用什么心态去做给这条bad bloodline盖棺定论？没有人能做到，如果要求重述这段历史，就不得不先扪心自问：“where do we begin, the rubble or our sins?”
要知道歌谣（Ballad）的本质是一种叙事文本，而借用歌谣的形式来阐述叙事的困境，这种元叙事的戏谑是这张专辑给我最大的印象，Bastille这张专辑在音乐性上可能不算有大的突破，但是它无疑是饱含着既迸发热忱又兼顾冷静的一张针对历史、人文主义、经典文本发起挑战的优秀并且大胆的实验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