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马上，FEN 会连发4张专辑，在摩登天空发的是第一张。但其实这个计划组建已经十年了。你们沉默了十年，现在准备井喷，这其中有怎样的缘故？
颜峻：大约是2010年或者2011年，我们在东京的 gok sound 录音棚录过一些东西，同时也找了拍大友纪录片 kikoe（听闻）的导演 chikara iwai，请他跟拍 fen，打算做一张 dvd。后来还是不了了之。我想也许是因为那个阶段的音乐还不够有特点。那时候我们惟一的特点就是爱吃，或者加上音乐上随时改变方向（如果这个也算特点）。
摩登这个 cd 是2016年的现场录音，另几个是2016的录音棚录音（和现场前后脚，在纽约录的）、2017年的欧洲巡演录音、2018年的声音装置（这个还没有最终决定）。除了那次录音棚和夭折的电影计划，之前谁也没有想过出版这件事。甚至纽约的录音棚那张也是因为别人邀请我们去录音。纽约现场之后，大家说嗯可能还不错，那么拿给近藤桑听听吧。近藤桑，也就是 gok sound 的老板近藤祥昭，和大友合作多年的音响师，就混了一版给我们听。大家又说嗯可能可以出版吧……其实就是这样，后面的几张也是，没有什么计划。2016年年底我在柏林看演出，碰到俄罗斯的 mikroton 厂牌的老板 vlad，他问我 fen 有没有东西想出版，我说有啊，给你那张录音棚吧……对，就是这样。
问：我们可以先说说最初。在组建 FEN 之前，你办过大友良英的演出。另外两位成员袁志伟和柳汉吉，你们彼此认识吗？在组建前你有听过他们的作品吗？
颜峻：另外三位成员互相都不认识，都是因为办了大友的演出而和他认识，而被他拉到一起了。其实一开始他还打算找马来西亚的吴利光，不过利光正好有别的事。当时我也试着搜了一下袁志伟和柳汉吉，袁志伟在网上信息很少，柳汉吉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意识到我已经在首尔见过了他的几个朋友。那时候首尔的东西非常酷，完全没有什么意境啊东方啊，也更没有什么潜意识啊西方啊之类的调调，全都是改装的日常机械设备，纯粹的噪音，没有任何效果器和消费产品（我是指 boss、dod、korg……），我被他们惊到了。
2009 年 FEN 北京现场时的大友良英。图片由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提供。
问：我记得之前看一篇文章说，FEN 的组建契机是，大友良英希望能够更多了解他身边这些国家地区的实验音乐场景——他早就对欧美诸国的实验音乐很熟悉了，却对邻近的远东同行很陌生——促进这个地区的网络联系。因此在2008年前后，他邀请了这几位国家的乐手兼厂牌/活动组织者，开始了FEN。不知我的回忆是否准确。现在十年过去了。你觉得这个最初的目标或说期望，现在的完成度怎样？
颜峻：大友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we insist?”（香港sound factory, 1992）里，已经写到过，因为对日本资本主义霸权不满，而希望建立起一个亚洲的地下音乐网络。我想他是一个比较早意识到亚洲的潜力的人吧。这个话题当然很特别，因为东亚和东南亚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民族国家独立、现代化、战争，又处在国际政治的敏感地带，实验音乐、当代艺术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比如说印度尼西亚的当代艺术是由独裁者最早支持的，是不是很奇怪？不过，我想他是从一个地下乐手的本能出发的，甚至是有意回避了“政治化的政治”。
现在当然有人开始谈论 fen 和东亚现代性或者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真的和很多朋友吃了很多宵夜。尤其是袁志伟，做为大友发起的 asia meeting festival 和 ensemble asia 的总监，他好像已经吃遍了东南亚。对，我们真的认识了很多朋友，也促成了许多合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 马来西亚的 flex 电影和音乐节、新加坡的 play freely 音乐节、印度尼西亚的各种节…… 现在的东亚和东南亚，比10年前好玩多了。
2013 年的 FEN 上海现场。图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提供
问：在平时里，FEN 的成员之间联络多吗？你们会谈论哪些话题，或者，会回避哪些话题吗？
颜峻：平时联络不多，尤其是大友，他非常忙。最近几年另三个人联络多一点，志伟和汉吉在韩国合作了一个戏剧配乐。我和志伟出版了一张二重奏 cd。今年志伟设计了茶博士和 fen 的两张专辑。他还和天文台乐队来过中国巡演。另外，志伟做为 asia meeting festival 的总监，和大友之间的工作联系也不少。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主要是聊吃的，互相挤兑，聊八卦，骂各国的右翼，发明各种金句名言，从来不聊音乐。我和志伟单线联系的话可能会聊聊茶，他有时候也帮我从马来西亚带茶，再就是互相推荐最近在听的音乐，他是孙燕姿的粉丝。我和汉吉会聊点学术思潮什么的，还有洛夫克拉夫特、外星人和幻想小说。
问：说到吃，我们不妨插入一个话题：你们四个人的口味是怎样的？有什么偏好或者忌口什么的？十年里一起吃了这么多顿饭，你们印象最深的一餐是哪一回？
颜峻：哈哈好问题:)
一开始我吃素，志伟抽很多烟。没过几年志伟开始吃素（海鲜素），戒烟，我开始吃肉，汉吉抽很多烟。
我们吃饭口味没有太大不同，不过汉吉不吃鸡肉，志伟不吃肉，所以在一起吃鱼和海鲜和蔬菜会偏多一点。大友一直以大胃王著称（参见 kahimi karie 写的 out to lunch 唱片内页），现在虽然总是说要少吃一点但是还是停不下来。
我们去的都是普通饭馆。也常常吃主办人自己做的饭（很多场地都会有厨房）。在意大利总是吃得超级棒，两道主菜！下午的萨拉米拼盘和红酒！超级小的浓缩咖啡早餐！还会去主办人家里吃饭！在韩国新加坡中国我们都会事先做好功课安排每天不重样。在日本总是白天吃面，晚上演出后一大堆人去居酒屋，最多的一次是一次正式晚餐加两次居酒屋。在纽约我们靠本地的朋友写的美食清单，不过那实在是太贵了，最后我们也轮流去了日本菜中餐韩国餐馆。在伦敦好像没有什么美好记忆，不过我和汉吉都是炸鱼薯条的粉丝，我们自己去的时候，吃了很多炸鱼薯条。在纽约坂本龙一来看我们，送了很多面包到后台，后来全都失踪了，最近揭秘，是汉吉趁我们都在聊天，一个人吃光了。
最难忘的一次是在瑞士洛桑的 luff 音乐与电影节，晚上什么都没有，走了很久，最后只好吃麦当劳。
问：可以想见，你们的每一次的演出其实都挺麻烦，至少有三个人需要坐飞机。你们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怎样的讨论吗？你们是否会在出发前告知对方，你们会带怎样的设备吗？
颜峻：不讨论。通常是其中一个人写邮件说，嗨，某年某月可能会有演出，大家日程如何，然后就一直在讨论机票啊酒店啊这些事。没有人会提到要带什么设备，或者有什么想法。说真的，19年1月在新加坡有个演出，我们受邀参加一个“极简主义”的系列演出，想想就晕，我们和极简主义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怎么演呢？但好像也没有要讨论的必要，如果我决定只带一只话筒就去，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任何困扰。
问：如果单纯从设备上来说，FEN肯定是有过很多次变形的。你还记得期间有过怎样的变化吗？我还记得2009年第一次看的时候，袁志伟使用笔记本电脑，柳汉吉使用钟表（还是打字机？反正很机械的东西），大友良英用吉他和唱盘，你是反馈，还读了诗；2013年的时候，袁志伟已经开始用KORG的小合成器了，柳汉吉用一些东西在鼓上振动，声音很大，大友也不用唱盘了，你也没读诗：）。而现在，FEN的配置是两把电吉他（大友良英和袁志伟），你使用电子设备，柳汉吉使用笔记本。目前的配置似乎已经稳定了很长时间里，这个配置又是怎么成型的？
颜峻：对，一开始大友还用一只地鼓，志伟还弹过钢琴。那算是比较经典 eai 的一个阶段。当然我读诗这部分，也算比较不那么经典。2009年秋天的巡演之后，我就不读诗了，只用反馈。我从2015年日本巡演开始，把设备减少到了现在的样子：一个调音台、三根音频线、一个均衡效果器、一个微型话筒放大电路、一个接触式话筒。
那是巡演的最后一站，在京都的 metro，和其他人合奏，大家音量都很大，我发现很少的设备也可以胜任这种合奏，从此就决定不增加了。那个巡演也是志伟第一次用吉他，因为他刚刚完成天文台乐队的日本巡演，正好带着吉他。
大友一把吉他走天下好像也有一阵子了，他现在很摇滚，很爵士。汉吉换电脑应该是2014年，我们在山口媒体艺术中心的第二次演出。他说最近在研究 MAX/Msp，打算搞一些跳舞音乐，然后就拿那些奇怪的跳舞音乐来加入演出了。换电脑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人喜欢看他的设备（最早是钟表的内部结构，后来是打字机控制的小马达），而不是听他的音乐。现在他的 patch 是这样的：即兴写一句话，用这些字母来决定声音的参数。
现在的设备已经稳定了一阵子，我想再过一阵子肯定又会有变化，但不知道会怎么变。我们开玩笑说也可以跳舞啊，或者谁站出来指挥别人，说的多了我就真的想试试跳舞，哪怕只是试几次。
2009 年 FEN 在北京演出时候的柳汉吉，这套设备他现在已经不用了。图片由北京伊比利亚艺术中心提供。
大友良英如今一把吉他走天下。这块U形铁以及严重磨损的吉他都早已成为他的标志。
问：你可以讲讲你和柳汉吉的设备工作原理吗？在录音里，它们听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在平时的演出里，你们会使用这套设备吗？
颜峻：上面说了我主要是反馈，不过我用的一些电路不大好，一旦电源不干净，或者没有接地，就会有很大的底噪。而且也太沉了，总共17公斤。现在的设备很少，是所有的音源都接到一个无输入反馈的回路中，让它们互相干涉。那天和一个玩合成器的聊了一下，发现可以这样解释：就像是几个振荡器相互调制。总之就是试过各种破坏和胡整之后得到的连接方法。你在录音里听到很多不规则的、脏的声音，往往是我的，有大量的高频，还有白噪音，还有一些噪音组成的节奏。
汉吉就是用输入一句话来控制参数，比如说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决定声音的长度，另一个字母觉决定开始的音高，等等。这段声音一旦发出，就不能修改，除了调整音量。所以他发出一个声音，可能不知道会延续多久，也不确切知道会怎样变化，更不知道接下来别人要怎么演奏。这个很酷。录音里有一些很有磁性的声音，很结实的质感，有的是滑动的，往往是他的。他对噪音的音质很着迷，最多会同时用到128个虚拟 cpu来合成一组声音。
我平时偶尔也用这套。茶博士演出就用。汉吉也是。不过我们都有很多别的项目。你可以搜一下他的视频，比如说在打字机里装上电阻，再通过 arduino 驱动小马达，让它们敲鼓。非常有趣。这个也是即兴写一些句子，也是不知道将要发出什么声音。他说也许会出版这些在现场写下来的句子。
问：也讲讲那两把吉他。吉他的声音很清晰，不过哪一个是大友的，哪一个是袁志伟的？你可以描述一下它们的声音吗？
颜峻：他们两个都会刷很多布鲁斯摇滚的和弦，也都有不少大段的反馈，也常常交织在一起，我也总是分不清。袁志伟有时候还用电子硬件，加一些噪音进来，这样就和我的和汉吉的很接近，我大概能分辨出70%吧。大友的旋律是很容易辨认的，而且他用 fender twin reverb 音箱，这时候声音就更容易辨认。温暖但强烈，或者说怀旧又强壮的缓慢的旋律，很精彩的变奏。他真的是旋律和变奏天才。反馈的音色有时候也可以分辨，志伟用 jc120，声音要更硬一些，更野一些，但他的拨奏没有大友那么果断。
问：设备的变化肯定会带来声音质感的变化，或许，也会带来音乐方向上的变化。不知道你对此是否认同。你觉得，FEN是否存在有什么很明晰的音乐方向？如果有的话，在你看来，这种方向有着怎样的演变曲线？
颜峻：对，双吉他阵容开始的时候，对经典 eai 绝对是一种背叛。突然间变得很男性，很整体。这和之前的以纯粹声音、纯粹噪音为主的集体即兴，完全不同。
在我看来，变化非常不明晰，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直到2016年以来的双吉他阵容。这个曲线就是从比较精细的 eai 回归到轻松的摇滚乐。
问：我记得，你们某一年欧洲巡演的时候，曾经在一个韩国超市里演出。那是怎么发生的？你们都演了一些什么？
颜峻：那也是2017年欧洲巡演的一站，在科隆。那天汉吉的包被偷了，所有的钱都丢了。我们四个的脸色都很难看。演出是在一个亚洲超市里，主办人好像是常去那里买东西，所以突发奇想，问了老板。老板说行啊来吧，他就弄了些音箱什么的，除了我们还有几个科隆乐手一起合奏。大家坐在货架之间演的。
我们当然就演了一个“今天丢了钱我们很生气”的混乱大即兴。
FEN 在科隆的远东超市里的演出 摄影 Elisa Essex
袁志伟在超市的一角 摄影 Elisa Essex
问：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了很多FEN的演出视频，都是近几年的现场。然后我很意外的发现，它居然是一种非常浓烈的“噪音摇滚”，只是没有贝斯和鼓。“噪音”来自两位电子乐手，“摇滚”来自两位吉他手，他们的 guitar riff 有时真的很迷幻——现在专辑就要发行了，但我听后又发现，那种“很浓烈的噪音摇滚”的感觉，在专辑里并没有出现。是我的误会吗？还是你们对于发行物的一种刻意选择？
颜峻：我们把自己的风格称作“抽象摇滚”。因为“噪音摇滚”一般是有鼓的那种，“自由摇滚”也是要有鼓。没有鼓真的就很抽象了。另外，在经典噪音摇滚的线性走向里，接近高潮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轻易地一股脑往上冲，平铺直叙的时候，也可能节外生枝，这个在最近的演出里比较明显。
摩登天空的这张专辑正好是一个很长的现场，场地很大，加上我们一小时前刚刚演了上半场，所以就不那么浓烈了。要出的黑胶专辑就比较浓烈一些。当然，这和做黑胶后期的 lasse marhaug 也有关系，他的编辑、混音、母带处理都是按照经典摇滚乐来做的。
问：也请来说说这个光州展览的衍生品。看文本的介绍是，你们彼此没有商量，每人提供了四轨15分钟的录音，在展览空间的8个音箱里播放。大友没弄清楚规则，提供了一轨吉他录音，你很随机的把它盲剪成4轨，加入了45分钟的空白。至于这张CD，是你利用这些素材“盲混”的成果。“盲混”的过程里，你都在做什么？
颜峻：光州双年展是一个8声道装置，也就是每人一对立体声。总共1小时，分4段，每段15分钟。所以我们每人提供4个15分钟的音轨。然后我直接把它们扔到电脑里，每一个15分钟的成品，都是4个人各自的15分钟的混合。这个盲混的过程，我调整了几处音量，做了几处压缩。没有做别的。后来的结果，大家都很喜欢。我觉得它很多地方没头没脑，出其不意，不平衡，不民主，真的特别好
问：听上去，“随机”“盲混”这样的方式，很接近你的一贯的思路。其他三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吗？因为在其它的录音里，我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一种“线性”的音乐走向，至少每张专辑在中间偏后的部分，都会有一段很美的，很静谧的段落，有点像是70年代氛围音乐的感觉。
颜峻：这个是我的主意，反正大家都互相信任，就这么做了。大友是彻底无所谓，汉吉喜欢实验，志伟一开始想设计但是被我说服了，总之大家都不介意结果好不好。
其他的现场录音，应该都有你说的类似的结构。录音棚那张呢？我很久没听都忘了。那种线性的结构就是传统的摇滚乐结构：能量和情绪的起承转合。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身处现代社会秩序重压之下的感伤和反叛的结构。我忘了大友是不是哪一次演奏了一段 song for che。你知道，那种革命的浪漫主义。这种基调，无论再多的噪音，或者再突兀的动机走向，都无法掩盖。我想我们四个都享受这种传统。我们并不是在所有的时间都要做激进艺术家。
颜峻 2013 年 FEN 上海现场 图片由上海外滩美术馆提供
2016 年在纽约 Pioneer Works 录音的间隙
问：最后想请你来讲讲，最近几年里，FEN四位成员各自的工作重心都包括哪些。
颜峻：最近几年，大友做了很多社会性的工作，像是策划札幌国际艺术节，这是一个很大的节，有很多的当地居民参加。2011年他和其他人发起了福岛计划，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性的艺术活动，日本有些政治家对此很不爽。另外《小海女》配乐成功之后，他成了日本最火的影视配乐家之一，特别忙
志伟几年前加入了天文台乐队，之后他们做了很多巡演，也做了一些像是和很多吉他手一起演奏之类的大项目。他做为 asia meeting festival 的总监，和另一个总监 dj sniff 一起策划了很多活动，主要是在东南亚。另外很多国际乐手路过新加坡，也会找他合作演出，或者请他安排演出。他有段时间用 acoustic computer 演出，不过现在重心是吉他和硬件电子了。
汉吉总是处在失业状态，这样他可以花很多时间研究 max/msp 和硬件，还有研究黑魔法和唐纳·哈拉维。韩国的艺术机构很多，他们常常请汉吉表演或者策划活动。他有时候也在大学教书，教声音或者教 max。他的厂牌 the manual 最近不大活跃了，因为唱片不好卖……都是些非常酷的东西，有点可惜。
我平时就是做音乐、做出版、写作。可能花在音乐上的时间多一点，巡演、旅行、排练、策划、做新的作品，这几年有很多新的作品出来，要比只是表演即兴音乐多花很多精力。出版方面，最近撒把芥末出版了夏宇的一套简体字诗集，算是10年来第一次出了爆款。明年会恢复出版 cd 和一些黑胶作品，都是没有别人要出版或者没人要买的那种。写作比较快，我写诗几乎都是睡觉前或者起床前，写几千字的文章也可以用手机。最近有几本旧的文集要出，还在写两三个松散的有主题的东西，但都谈不上什么正经的“书”。
问：你觉得这些工作，和 FEN（的音乐、方式、理念……）有怎样的重叠？
颜峻：只有社会性的工作是重叠的。fen 首先是一个社会性的项目，是人和人面对面相聚。然后这些人自然会搞些东西出来。在 fen 这里，我们可以勇敢地说：音乐不重要。
摄影：Peter Gannushk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