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罗维茨在莫斯科

《与钢琴大师在一起的岁月

1986年4月，“第二次俄国革命”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前，我随霍洛维茨去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那确实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埃迪丝在前面已经说过那天她去斯坦韦公司观看我们装运著名的cD314503钢琴赶莫斯科的事。那是令人激动的一天，记者和摄影师们都在记录发生的一切。
我是早晨六点到达莫斯科的，埃琳娜和马克来接我。埃琳挪代表音乐会组织者，马克·卡普兰则是美国大使馆的人。当我们通过海关时，一位官员注意到了我始终不离身的大开本《圣经》，问我是什么，我说：“是我每天都读的《圣经》。”她问：“还有吗？”“有一本”，我边回答边摸衬衫口袋。那是一本很小很薄的袖珍《新约全书》，里面还财有《诗篇》。动身前，我在家里桌上看见它时，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把这本《圣经》带上吧，可能是件好事呢！因此，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刻把它放进了衬衫口袋，大小正合适。
那位女士问我时，我给她看了这个袖珍本。她把它与那本大的并排放在桌上，没有再问什么。一会儿，又把两本书还给了我。我把袖珍本放回衬衫口袋，大的装进公文包，就这样过了海关．
其实，我带了八本《圣经》，都是在美国《圣经》协会买的。我曾经祈祷：“主啊，让我帮助八个能从《圣经》中得到快乐的人吧！”因为，当时在苏联，人们买不到《圣经》。我还祈祷这些《圣经》能顺利通过检查站。上帝肯定听到了我的祈祷，井让它们完全入境。
这时，有一辆车送我们到苏联方面的边境检查办公室，埃琳娜现在说她是我的“翻译，并负责照顾”我。我坐在那儿．长途旅行后觉得精疲力竭。他们用俄语说着什么，显然是在讨论我的住宿问题。我想：“怎么会有麻烦呢?一切费用都事先预付了。”我坐在那儿，越来越疲惫，同时又为眼前的问题烦躁不安。
最后马克对我说：“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可以让你打几个电话。”他总是竭尽全力地帮助我。
我忽然站起身走到坐在桌子后面的那个人面前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已经预付了一切，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这样。一切费用都已预付；运送钢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旅馆费——一切开支都提前支付了！可是，眼下我到了这儿却没有旅馆房间！”
那个人也火了起来，大声说：“是你们不停地改变日程，才把我们弄棚涂了。”
这是我在苏联听到的第一个不小的谎言：我到达的日期、逗留的天数等等，都从计划一开始就定好了，从未变过。
马克走过来说；“这样吧，弗兰茨，我把你带到美国使馆那儿有一家人的孩子在美国上寄宿学校．因此家里空着一间屋子。你可以先住在那里，等这里的问题解决再说。”
这时，桌子后面的人打着官腔说：“不，别去使馆，我们这里为你在旅馆准备一个房间，在莫斯科城外，你应该去那儿。”他不想让我去使馆。
但马克很快说：“摩尔先生不愿去那儿。”接着对我说：“弗兰茨，请你别去那儿，别听他们摆布，我们会照顾你的。”因此，他们之间又为我的去向发生丁争执。马克占了上风，于是我坐车去丁美国使馆。在那儿，我见到了比尔夫妇，是他们为我提供的房间、第二天，我的房间仍无着落，因此又在使馆住了一天。
在使馆里度过的两天很有意思。比尔家有过一次聚会，我见到了许多不寻常的人。参加聚会的人大约有25个，都来自美国。我知道他们是到这儿来替使馆做修缮工作的管道工、电工和其他各类技师。有人告诉我：“我们不能相信苏联工人，所以不得不从本国来人。他们刚来，这是欢迎会。”
可是．为什么穿棱往来、倒车端水的都是苏联姑娘呢？这一点让我很奇怪。如果怀疑苏联工人可能是间谍，为什么不担心这些服务员小姐?
宴会结束后，马克给我一纸公文说：“一个人的时候看一下，不要给其他人看。”
上面这样写着：
来访者安全注意事项：
1．苏联境内的所有电话都有监听．
2．假定所有房间内部有电子设备，监听所有的谈话。
3．假定所有的司机都能听懂英语并被要求汇报他们所
听到的一切．
4．假定你留在饭店房间里的所有行李、箱子部会在你离
开时被搜查。
5．假定所有扔掉的垃圾都会故检查。
6．不要在没有完全保险的屋子里放置敏感的私人信件
或公文。你只能在总领事馆的房间里处理机密文件。切记：在
饭店房间和其他未受监控的房间里谈论敏感的问题是不安全
的。
7．电话里不要说任何人的名字．
在最终到达我住的饭店时，发现它与我见过的任何一家都不同．每一层楼都有一间办公室以检查上下电梯和出入房间的每一个人，这间办公室会记下你来去的时间。第二天，按计划，我要与斯坦韦公司音乐会服务部主任共进早餐。当我在约定的时间敲他的门时，坐在办公桌后的女工作人员说：“请不要打扰普罗布斯持先生。”
我说：“为什么?我们约好要一起吃早饭。”
她说：“普罗布斯待先生昨天晚上两点30分才回来，请不要吵醒他。”
我听得瞳目结舌！
就好的一面说，我在莫斯科这个古老城市中助饭店房间，是我住过的最优美的房间。共三间屋子，配有华丽的家具，从阳台望去可以遍览整座克里姆林宫，屋子里还有一架大三脚钢琴呢(恐伯自沙皇时代以来就从未调过)！我还发现这家饭店的许多套间里都配有钢琴。
美国大使馆的人告诉我们不要乘出租车．“要出门的话，我们来开车，需要时打电话给我们．”
在莫斯科，既有令人激动的时刻，也时有令人困惑不解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一天早晨——大概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突然传来一阵嘹亮的乐声，我以为红场上可能有游行队伍经过，因此急忙往外看，但那里空无一人。接着，看见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一例人行道，有一个人在点名，是的，点名列队，看起来就是那样。人们手里还拿着铁锹之类的工具。乐声是大喇叭里播放的进行曲2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劳动日”。所有的莫斯科人都要到公园等地劳动，美化城市，无论是政府职员还是家庭主妇，每个人必须参加。卡车一到，人们就从后面爬上去，然后驶向规定的劳动地点。莫斯科人对此别无选择。
还有一天，我有一段闲暇的时光，无事可干。与我住在一个饭店里的人中有一对美国人，他们是从洛杉矾来莫斯科度蜜月的，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到莫斯科来度蜜月．但他们确实来了。这是一对很好的夫妇，我们在一起吃了早餐，其间，他们告诉我当天晚上有一场冰球赛，说：“为什么不与我们一起去看球赛呢?德国队对波兰队。”
确实．当时的世界锦标赛正在莫斯科举行，那位丈夫说：“您可以去楼下办公室，我们的票就是在那儿买的，您肯定也能买到。”
我起身去了观光接待处。在那儿，我对一个女工作人员说：“今晚我有时间，想买一张冰球赛的票．”她问；“你在这里看过马戏表演么?”
“没有，我对莫斯科马戏团的节目不感兴趣，想看冰球
她说：“看冰球之前，你应该先看马戏，马戏多好看！”
我坚持道；“对不起，我实在不想看莫斯科马戏团的节目。
其实在他们访美表演时我已在纽约麦迪迅广场花园看过了。现在，我只想看冰球赛。”
这下她恼了：“抱歉，我现在没有票给你．一个小时以后再来吧！”
我无可奈何。但由于看球心切，一小时后又去了。还是那位女士，她拾起头来看着我说：“抱歉，没有票。”
我说：“是您让我一小时后来的。”
她气愤地说：“该说的我都说了。”然后就转开身不再理我。
这时，房间里还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用德语问我：“你是德国人吗?”
我说：“对，我出生在德国．”
“请到这边来。”
我走了过去，另一位女土递给我一张票，交了钱，问题解决了．令人奇怪的是，当我拿着票离开时，那个拒绝我的女士竞然一副苦无其事的样子．
霍洛维茨1925年离开苏联时已享有盛营，正由于此，苏联当局对他1986年的访问演出末予张扬，报道得很少．然而，成千上万的人都为之激动，每场音乐会中间及结束后有许多难以忘怀的场面．有一件事至今历历在目，列宁格勒举行的一场音乐会结束后，后台来了一位年迈的老妇人，她含首泪对霍洛维茨说：在他1925年离开苏联之前，他的每一场音乐会她都听过。她还拿出当年的一份节目单，上面还有霍治维茨给她的签名！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由于音乐会门票有许多都给了莫斯科的政府官员和重要人物，音乐学院助学生末买到票，霍罗维茨便邀请这些学生去听彩排。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彩排，中途没有停顿，一气呵成，是一场真正精彩的音乐会。
那天我看到的情景令人惊奇。学生来的很多，激动而兴奋，但你无法想象大厅里有多么安静。个个都聚精会神。有些学生甚至都哭了，泪水顺着他们的脸颊流淌。霍洛维茨演奏的曲目有莫扎持奏鸣曲、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斯卡拉蒂奏鸣曲等，他奏得真是超凡绝伦。
音乐会之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查尔斯·库拉尔持对我进行了三分钟的采访。这次采访我很激动，谈到了莫斯科、霍洛维茨及音乐会的情况。还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美国大使的家里举行了一个晚会，他家的房于是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像白宫一样潦亮．在那个晚会上，我见到了苏联钢琴家弗拉基米尔·维亚多夫妇。自从他们离开纽约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已经有13年了。我还遇见了亚力山大·斯罗博蒂亚尼克，他也有13年未去美国了。在这个晚会上能见到这两位钢琴家夫妇真让我高兴，大家都迫不及待地重叙旧情。
弗拉基米尔·维亚多对我说：“弗兰茨，弗兰茨，你记得我吗?你肯定记得。在纽约时你给过我《圣经》。”众所周知，维亚多1973年在达拉斯钢琴比赛中赢了范·克莱本，后来曾在纽约演出。他在纽约期间，我们成了好朋友。然而，不久之后阿富汀战争爆发，苏联艺术家就不允许进美国了。在这个特殊的晚会上一下子见到维亚多和斯罗博蒂亚尼克真令人喜出望外。现在，他们都已在美国生活。那天晚上的重逢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在莫斯科期间，维亚多邀请我和普罗布斯持先生到他家去，并告诉我们怎么走，“明天请来我家吃晓饭”，他叮嘱我们说：“你们路上互相不要说话，在每一个拐角处都前后巡视一下，注意是否有人跟踪。你们要知道，我是黑名单上的人，他们不想让我在家里接待西方客人。请注意观察，如果怀疑有人跟踪，就转回饭店。回去的路上也不要讲话。”
他还说：“到我的住处后，门是开着的，不必闭门，直接进来就是了。”这些指示真令人费解。
我们按照他的话做了。在他家里呆了很久．本来还有一位钢琴家要来，但始终未出现．尽管如此，我们在那儿仍然很愉快，维亚多可爱的妻子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和礼物，他们热情好客，桌上捏满了各种蔬菜相美味佳肴。到苏联三个星期以来，我们还未见过蔬菜呢！一次，我们在一个餐馆里向侍者要蔬菜，他说：“还没上市呢!现在才四月底。”因此，我问维亚多：“你是从哪儿弄到这些豆子的？”他说：“黑市。”
1989年，在苏联大动荡期间，我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见到了维亚多，当时他住在纽约。“你回过莫斯科的家吗?”我问。他叹了口气说：“弗兰茨，我们害怕回苏联，真的。我们的公寓还在，就是你去过的那间，但我们对整个局势没有把握。你知道，事物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发生变化，边境可能会关闭，那样我们就再也不能出来了，我们害怕发生那样的事。”

大使的晚宴之所以令人难忘，还有一个原因。近一百人参加了这个招待霍罗维茨的宴会，有许多苏联外交官和其他大使馆的代表，正当人们图着各自的餐桌交谈时，万达·霍洛维茨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请安静！请各位安静！我想让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俄国人民——他们在沙皇统治下一无所有，但现在他们得到的就更少了！”
说完她就坐下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开始谈话。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万达说这番话的，但后来霍洛维茨对我说：“你知道吗，弗兰茨．我赞赏她的做法，他说出来我很高兴。”
　　
旅游者参观克里姆林宫时要经过一座有人把守的小桥．在那儿，他们每次都会要你把摄像机留下才放你进去，到出来时再还给你。我很想在克里姆林宫里摄像，所以天天都去，寻找机会。
已经到了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嫁往常一样，他们仍然不让我带着摄像机进去，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突然，来了一车游客，我的同事理查德·普罗布斯持抓住我的胳膊说：“来，弗兰茨，过来，我们进去。”我们随着人群一起过了桥，摄像机就吊在我的肩头，但竞然没人阻拦!在克里姆林官里，我拍了不少镜头。

在莫斯科时，有一次我正在一座教堂里，忽然有人大声叫嚎，与此同时，不知从卿儿日出来一只手，拍打着我的摄像机镜头，他们不让人拍，但并未拿走我的摄像机。
虽然霍洛维茨在莫斯科演奏的录音和录像许多地方都能见到，但那毕竞是一场激动人心的音乐会，其录音也珍贵无比．一想到在地球另一半举办的精彩音乐会能被摄下来带回家中终生欣赏．我的心就充满了奇妙的感觉。
去列宁格勒也有过一番周折。我们不打算乘飞机，想坐火车去，那样就能在阳光下观看田野景色。可是，在买票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除非我们乘夜间火车——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们乘白天的火车！不过，由于大使馆出面，给他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最终还是买到了下午的票。
我们的苏联朋友与我们同行，埃琳娜代表音乐会组办者：安德烈——年轻的苏联翻译，则负责照看我们“不要迷路”。他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26岁，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我看来，他的英语比我说得还好．然而，有他在身边，我从未放松过！他与我寸步不离，甚至购物也跟我在一起。即使安德烈不在，也有埃琳娜在陪．从不让我独处．
在列宁格勒钠旅途中，我们大饱眼福。可以断定，那儿的乡村田野还保持着沙皇时代的样子，这么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从车窗望出去，看到的是古老的房屋和村庄，断垣残壁，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我们在西欧和美国所见的截然不同。不时还可看见几块农田，但光秃秃的，更象是荒地。列车经过有些村落时，才刚开始下雨，路上就都是烂泥和车辙，处处呈现出一种无人管理的样子。
途中，有一阵子大家很安静，我便从衬衫口袋里拿出那本《新约全书》，开始读《诗篇》中的一段，安德烈看了一眼，说：“你读的是什么？”
我说：“这是《圣经》。”
他又说：“你不应该读《圣经》”我说；“听着，安德烈，我是一个美国人，你可以不让苏联人读，但管不了我。”
他说：“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不过，你正在读酌是什么呢?”
我说：“《诗篇》．”
他问，“我可以看看吗?”
我递给他说；“这是《诗篇》的第一段，也是《圣经》的一部分。我正在背诵第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总是先念几句，再把书合上，重复几遍。我背了许多，受益匪浅。”
他接过去，从我翻到的那儿开始看起来。在他阅读的时候，面部表情起了变化，看上去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看着他，内心在为他祈祷。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对我说；“弗兰茨，这写得大美了，太美了，我从未读过如此优美的文字。”
我说：“安德烈啊，我每天都读《圣经》，我还有一本．一本大的。因此，假如你想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本小的送给你——只要你答应会读它。”
得到这本袖珍《圣经》，他非常高兴，说：“你知道我的祖母及我的母亲都去教堂。当然，我父亲不去；在苏联，男人是不进教堂的。但我母亲常去，我知道她做祷告，祖母也是。”
他拿走了那本《圣经)，除了我自己用的那本大的这是我最后一本了。至此，我已经送出去了八本《圣经》创造机会送书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一个苏联人开车送我们去美国大使馆*我问他：“你有《圣经》吗?”
“《圣经》?”他说道：“苏联人没有《圣经》。我告诉你，我的母亲有几页，是别人从一本《圣经)上撕下来给她的，地一直在读。”
我问他：“那么，你想要一本吗?”
“天哪，我太想要了！”就这样，送出去了一本俄语《圣经》。其他的我给了不同的人，所以在去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就只有一本大的和一本小的了。
在列宁格勒几天后，我们每个人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里的气氛完全不同，不像莫斯科那么紧张。”看上去，列宁格勒的人们呼吸自由得多。多么有趣！
另一位翻译埃琳娜，到列宁格勒几天后来找我，把我拉到一边，我感觉到她吞吞吐吐地有话要说，没想到她说：“摩尔先生，你给了我同事一本《圣经》，能否也给我一本?”
我说：“我确实有几本，但都送人了，只剩我自己用的。不过，埃琳娜，等霍洛维茨的音乐会开完，从列宁格勒回去，我可以把自己用的送你。”
听说我要将自己的《圣经》给她，埃琳娜喜出望外。
我在自己用的《圣经》上写了许多笔记，每当阅读、学习或聆听布道时突然得到了某种启示，理解了某些深奥的内容或发现以往忽略的东西，我就会在该页的空白处记下来，以使下次阅读时注意。这本记录我心得的《圣经》最终送给了埃琳娜。
到列宁格勒的第一天，我就问过埃琳娜，在莫斯科我没有机会去教堂，在列宁格勒是否有可能呢?
她说：“让我想想办法。”她确实找到了！美国总领事的秘书也给我们送来了一份教堂的名单——东正教教堂和列宁格勒新教教堂，与埃琳熄带来的信息一样。一个礼拜日的早晨，我们使出发去那个俄国东正教教堂。我们搭了出租车，但司机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两个教堂，那里什么都没有，一座现在是博物馆，另一座改成了学校。其他几个大教堂也没有任何活动。
最后，我们给他看埃琳娜带来的地址，但他不想载我们去，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他终于答应了．那个教堂里挤满了人，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得以进入。
俄国的东正教教堂里，一般都有四个合唱队，咏唱时此起彼伏，具有立体声的效果。由于合唱队的位置不同，音乐在教堂四周回荡，美妙无比。我校当时见到的景象感动得热泪盈眶，那里不仅有上了年纪的人，也有许多年轻人，还有带着女友、身着制服的士兵！
1986年4月26日，星期六，霍洛维茨的彩排结束后，埃琳娜和我去了列宁格勒纳新教教堂。埃琳您安排了一辆出租车带我们去，但司机说他只能等我们半个小时．来回只花了22个卢布，很便宜。
途中，埃琳娜说她第一次去教堂，很兴奋，一路上问丁我许多问题，如上帝、无神论以及她见过的一些事情。她谈起曾在一所博物馆见过一幅取材于《圣经》的画得很好的画，上面是一群犹太儿童，由于不守规矩正在被蛇咬着。她对画的细节记得那么清楚，真让我惊异。我也见过那幅画，因此能给她讲述它的含义。我们一路说着就到了教堂，礼拜已经开始。
教堂外面站着两个人，专门照顾晚到的人，其中一位大概是看见我背的摄像机，知道我是个游客，便走到我面前与我讲话，埃琳娜翻译给我听，他说；“你热爱基督吗？”听了这话我万分感动，便上前与他拥抱在一起。
另一位也来与我们交谈，埃琳娜翻译，他说：“你知道，我们是受过洗礼的教徒。”
我想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他的话，他的意思是说在苏联，成为一个教徒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成为一个受过洗礼的教徒则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们进入教堂时，正在唱圣咏。我很喜欢苏联人的咏唱。值得高兴的是．我录了音。埃琳娜也深受感染，她也注意到这里有带着女友一起来的士兵。
开始布道以后，埃琳娜为我逐句翻译。身着白色长袍的童声合唱队和他们的歌声、芬兰牧师的宣教等，都使她大为感动。牧师是从芬兰请来的，讲芬兰语，身边站着一位俄国人为他翻译。埃琳娜则用英语为我翻译。牧师讲的是《约翰福音》第4章，有垃妇女在泉水旁，耶稣正在她讲她的生活，接着又告诉她——自已是弥赛亚，无论是谁，只要相信他就再也不会感到干渴。埃琳娜翻译时，我能看出来，她完全被宣道的内容汀动了。突然，一直与我们坐在一起的司机提醒说：“我们该定了。”这次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离开了那里。在一个小时的归途中，埃琳娜一刻不停地问我有关信仰、基督、无神论及战争等问题，她的思想和感情被各种问题包围了。回到旅馆以后．我们的讨论仍在进行。我想应该共进晚餐，继续我们的谈话。旅馆共有四个餐厅．但都已经没有座位了。我住的地方像在莫斯科一样，有三个房间一个阳台，因此建议埃琳娜去我的房间．让服务员把食物送到房间里。
我要了牛排，但她几乎什么都没吃，只是不断地发问。而我为了回答她的问题，也几乎什么都没吃！她想知道为什么我对基督如此熟悉，为什么在我面前一切问题都能找到答案，为什么我显得那么快乐。于是，我给她讲述我的生活，讲述《圣经》给我的一切，她感动得哭了。我们都吃得很少。我问了她一个关键的问题？“埃琳娜，你愿意成为一名教徒吗？”
她说；‘今天的事使我深受感动，我已经向基督敞开了胸怀。”
突然，她看了一眼手表，惊慌失措地说：“我要走了。”一眨眼，她就走了，盘子里的东西一点没动。
我听说在苏联，负责对外接待的译员们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向上级汇报情况，像我们那天去教堂的事当然也不例外．我无法理解埃琳娜为什么慌慌张张走得那么匆忙，但我祈祷上帝保佑她。她走之后，我叫来旅馆服务员，让他把食物拿走．他收拾东西时慢慢吞吞，似有什么心事。突然，他用英语说：
“我能提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我说。
“您有什么宗教方面的书吗?”

我又一次感受到苏联人是多么需要《圣经》，多么渴望精神食粮，但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他，我的《圣经》都送完了，自己用的也应允送给埃琳娜。第二天，我们离开之前，我想起还有一本美国基督教杂志，因此我把那位服务员叫来送给了他。为遵守诺言，离开苏联之前我把《圣经》给了埃琳娜。因此，多年来，我第一次手头没有《圣经)！
霍洛维茨原想去乌克兰看看他的家乡基辅。听说他双亲的房子还在，但他又觉得太麻烦，便决定不去丁。1986年4月28日，星期一，也就是列宁格勒音乐会结束的第二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了，基辐距那里只有几公里。我们是在飞往芬兰途中才得知这一悲剧的。
我要把摄像机的故事讲完。现巳回美国的卡萨诺夫先生——当时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领事馆的文官，他一直陪着我们，负责安排霍洛维茨的各种事项。在我们去机场的路上，他说；“弗兰茨，我对你的帮助只能到此为止了．可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走到哪儿都背着它。”
在音乐厅的休息室里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当时霍洛维茨说：“弗兰茨，你成天带着摄像饥，可我想你不可能发挥它的作用．”
我只是说：“这要看上帝的旨意。”我承认，对此我并没有把握，但我祈祷说：“上帝啊，只要它能使您高兴，为您争光，我就拿出来；但不会撒谎的，他们要收走的话，就让他们拿走吧；否则我就用。”
登机前，苏联官员要打开每一个行李箱检查。首先，我们必须申报携带的钱数，拿出所有物品的收据．在我打开手提箱之前，检查我收据的那个苏联人仔仔细细地看了我的一个折叠记事本，里面有一叠纸、一个小型计算器及其他文具，那是斯坦韦汉堡公司送给我的，皮质封面上印有我的烫金名字。
记事簿里有几张照片，有一张是苏联摄影师拍的，上面的我正在莫斯科音乐厅里调琴，相片质量很差，但摄影师好心送给我，我也就高兴地收下了。其中有一张是霍洛维茨边弹琴边与我说话，我站在他旁边。突然，那个年轻的苏联检查官从照片上认出了我，便用流利的英语说：“这不是你在霍洛维茨的音乐会上吗?”
我说；“是的，我是他的调琴师，霍洛维茨所有的音乐会都由我调琴，已有20年了。我们刚则在这儿开了最后一场音乐会，现在正要回去。”
年轻人很激动，说：“我简直无法相信！你可知道，我是霍涪维茨的崇拜者，我花了许多钱买他的唱片，现在我家里已有六张了。我太喜欢他了。”他也为能遇到霍洛维茨的调琴师激动，说完便叠好记事簿，放回手提包，没有打开我放摄像机的箱子，未提任何问题，便笑着对我说：“你可以走了。
“感谢主”，我暗自对上帝说。这就是我在苏联的终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