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拒绝绑架的五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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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唱片《县城记》（2009）令五条人被以媒体为主的公共批评绑架为某种现象的表率，如今这张《一些风景》令人长吁一口气，庆幸他们的猝然被捧没有演化成内地独立文化圈里的又一起范进中举事件。在这张唱片中，他们悠悠然地从现象回归到音乐里，或者说，这些年被绑架者的反复蹂躏并没有令其音乐本质发生变化，他们曾令人心头一紧、耳朵一亮的那些特色不仅健在，而且皆取得了从容不迫的进步。

之所以能够在现象的漩涡中站稳脚跟，功利些说，是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作为从农村被逼到城市后又不幸迷恋上文艺的枯草青年，仁科和茂涛（乐队两位核心成员，新近加入了鼓手老尾）的生存处境没有得到什么改善，作为2009年《南方周末》评出的年度音乐人，他们依旧处于赤贫状态——《一些风景》早已创作完毕，却因一直没钱而没法录没法出，所以才拖到今天。

不仅没得到好处，甚至没有得到尊重。今年初遭到《南方周末》二次绑架，被装扮为乌坎事件擦边球（只因乌坎离五条人的故乡海丰不远，且都属于海陆丰地区）的那篇报道里关于音乐的文字几近于零，只提到一支影响过他们的英国乐队Gomez，还令人脸红地错拼为Gonez。再举一例，《城市画报》为仁科和他女友拍了一组大片，在没有采访的前提下配了一篇错漏百出、令仁科迄今仍感到恼火的文字，印在大片旁，对套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衣饰品牌的介绍倒是精细详尽——这一次，他们代表的是城市青年时尚文化。

看来，别说音乐，话语权力者甚至都没把他们人放在心上，权力者只关心他们可以被利用的、用于去代表的那部分。核心的是，五条人因用故乡方言福佬话演唱而被看作公共视野内第一支用小语种汉语方言演唱的独立乐队，以及他们歌词里那种极具特色的、对县城底层民众生活片段式的现实主义描述，因此而被简单粗暴地寓意为反普通话、反城市化与全球化、反审美一体化乃至价值观的大一统化的英雄。这两位加起来或许还不到200斤的干瘦青年被不容分说地披上了铠甲，成了保护文化多样、青年独立和底层尊严的敢死队员。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亦曾获得过《南方周末》年度音乐人殊荣的周云蓬身上，诸多极少关注国内独立音乐的公共知识分子被那首《中国孩子》刺激得涕泗交流，从而将周誉为内地抗议民谣的领袖，他后来出了张云淡风轻的《牛羊下山》来证明其并非好勇斗狠之辈，却依旧没能把公知的那把骚火压灭。当然，人各有异，在被黄袍加身为潮流的主人之后，有人会喜欢这种感觉并很快学会怎么从这个身份里博取利益，五条人则不然，茂涛说他在赞赏他们被代表的诸多姿态的同时，并不觉得五条人可以代表得了，并否认他们的创作是冲着代表这些而去的。

幸好有音乐可以拨云见日。《一些风景》令五条人得以自证。这套双唱片最令人赞赏之处，是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某种分明的南方风格，此事极其重要——自中国内地出现以摇滚乐为主的独立音乐这几十年来，它在风格上大致可分为两种：身居北京的音乐人做出的北京摇滚乐和并非身居北京的音乐人做出的北京摇滚乐。五条人最显著的非北京之处，并非连翻译都困难的福佬话，大量的象声词，没有副歌，专辑中俯拾皆是的、灵光闪烁的吉他独奏和重复段，以及音乐上无法判断是来自美国或英国，还是来自东北、西北、河北、苏北或台北的师承关系⋯⋯而是前文说过的，他们歌词里对底层民间生活偷拍式的闪现，你很难确定他们选择这些社会碎片而不去选择别的，究竟章法何在。他们以传统戏剧般夸张的角色扮演和略露嘲讽口吻的一惊一乍，对这些碎片做出冷酷的客观记录，而这些记录既不饱含确凿的深情，亦不呈现宏大的叙述，不解释、不动情、不思考、不煽动——这当然与动辄双肩插刃、动辄如丧考妣、动辄腚下生莲的北京摇滚背道而驰；另外，若《南方周末》们偏要藉此继续滋生出如何浩远深邃的玩意儿，那恭喜他们，但请不要再裹挟五条人为此签字画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