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是兵马司吗？
很多人习惯去给事物贴标签，比如某某是后朋克，某某是土摇。在采访中聊到类似话题时，杨海崧这样说：“贴标签就是为了安全，为了方便自己去进入到这种音乐，很容易让自己去理解，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恰恰我觉得好的音乐是很危险的，它打破了你对常规世界的认知，它会让你觉得世界太陌生了，你完全要凭着自己个人的力量去进入，去认知它，去看待与感受。这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危险的，他们不愿意这么去做，有个安全的标签，他们更容易去感受。像P.K.14我们很多年前就开始说，我们要做危险的摇滚乐。艺术就是这样的，让你一无所知地去面对世界，你没办法去依靠其他的东西，只能凭你自己的直觉。”
“不要轻易地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下判断，这是很多年轻人会犯的错误，”杨海崧接着说，“他会很容易地说这个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很轻易地想去定义自己没接触过的东西。”
踩着夏天的尾巴，我去拜访了兵马司。兵马司的办公室在地安门西大街南侧的胡同里，出胡同往西走一百米就是北海的北门，再往北便是什刹海后海的入口。我到的时候正好下午游客出行高峰，胡同门口横竖停着好几辆大巴，游客跟着导游乌泱泱地上下。
从恭俭胡同一转进西楼巷，嘈杂锐减，可我还来不及松口气，便站到了三十号门口，忐忑地考虑要不要摁响墙上的门铃。唯一能看得出来眼前的院子与其他胡同房子区别的，是门口贴的一张双语告示：“警察提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境外人员在社区居住...”
兵马司，2007年成立于北京的独立厂牌，若以bandcamp上的数据，它大大小小的发行有七十余张，眼下很多独立音乐邻域的重要名字都与兵马司有着交集，例如P.K.14、Carsick Cars、Snapline、低苦艾、鸭打鹅等等。在我看来，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近乎撑起了中国摇滚的大半天空，对新世纪中国摇滚稍了解的乐迷都会明白这家厂牌对于中国摇滚的意义。
为兵马司写点东西，从我写文章以来就是一个大目标，虽然关于兵马司乐队的采访很多，但能收集到的兵马司厂牌本身的资料零零散散，并不能满足一篇介绍性文章的要求。于是趁着有机会，我“斗胆”向小文（文予真，兵马司员工、鸟撞吉他手）提出了采访兵马司的要求，后者很爽快地答应了，经过讨论，时间定在了八月的第一个周一，今夏的最后一天，因为那天老杨（杨海崧，兵马司主理人、P.K.14主唱）会在。
鼓起勇气摁响门铃后不久，小郭来给我开了门。穿过门廊是个二十平米左右的院子，院子里种着些花草，一个大水缸里立着几枝亭亭的夏荷。小郭把我带进院子北侧的房间找叫小文，那是兵马司的办公室，进门便是一块白板，上面记录着近期的工作日历，安排紧凑。小文问我喝什么，我说白开水就行，他便去院子西侧的小厨房里端来一杯加冰块的凉水，美滋滋。
我从办公室出来，准备在院子里等杨海崧的时候，瞧见兵马司的创始人Michael Pettis手上拿着杯子站在厨房门口，吓我一跳，原本以为兵马司被太合全资收购后，Michael已经不管兵马司的事务了。我在心底掂量了一下自己许久没练过的英文口语，悄悄吸口气，向正友善地看着我的Michael打招呼。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这是他租的院子，自己住北侧二楼，也就是办公室的楼上，厨房旁有楼梯可以上去，南边的屋子很空，平时可以用于办公、演出、艺术展览等。接着他向我讲起兵马司，他依旧对北京的音乐场景充满信心，认为北京有全球顶尖的音乐场景。在杨海崧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Michael介绍说，如果杨海崧是个纽约制作人，那他现在一定非常出名。Michael之前接受采访时就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因为Michael有个需要拍摄的采访在院子里进行，杨海崧便带我坐进南房屋子，也正好躲开院里的蚊子。简单的自我介绍后，这次采访也算开始了。
· 做乐队不仅是做音乐
在乐迷的眼里，办事低调的兵马司略显神秘。其实作为一家厂牌，兵马司从录音开始便会介入乐队事务，他们会在录音棚、制作人、录音师、制作预算、制作周期等所有事务上提供帮助，前提是如果乐队需要，如果不需要，他们会放手让乐队自己去做。而唱片出来以后的唱片宣传（平台宣传、媒体宣传），实体唱片的加工、发行，到乐队的巡演（包括海外巡演），一家厂牌能提供的服务，兵马司也都会毫不保留地提供。只不过对比其他的厂牌，你会发现兵马司做得更多，说得更少，从而只能若隐若现地看到厂牌的角色。
这种角色是兵马司有意去扮演的。杨海崧说：“我们在乐队事务上扮演的角色可能和很多大的公司不太一样，当然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要求，想要做的就是：尽量少的介入到乐队的事务当中，希望更多的让乐队自己来决定要做什么，怎么来去跟别的人来合作。大公司的做法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包下来，所有的都是公司来决定怎么做。兵马司因为是独立公司，也从我个人的角度，其实是希望乐队不仅仅是做音乐的一个团体，乐队需要在音乐中成长起来，需要更别的公司别的人去合作，去跟歌迷打交道。这也是独立音乐的价值。”
培养乐队就像培养一个孩子，最好的角色便是让他尽情地去经历这个世界，发掘自己独立而独特的性格，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必要的支持。杨海崧担心若从最初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厂牌就把乐队所有事务包揽下来，会剥夺乐队成长的机会。他拿巡演来举例：“如果有乐队说我们能自己安排巡演，很好。因为在安排巡演的过程中是一个和人打交道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学会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学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人，如果我们公司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那他们就没有这种经历，甚至我觉得说这种经历过程是人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跟你上班一样，要学会怎么跟同事打交道这些，而不只是躲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做音乐，什么都不用管，这是一种缺失的状态。”
面对兵马司的做法，如果不清楚其背后的逻辑，有些乐迷甚至乐队可能会对厂牌产生误解，埋怨兵马司为乐队做得不够多。诚然，创作是音乐人的终极目标，闭门造车却不是独立音乐的价值，也失去了“自己动手做（DIY）”的精神，兵马司“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的做法更能推动独立音乐在国内的生根发芽。
被我问道时，杨海崧坦然表示兵马司在宣传和推广上做得不好，笑着说：“我们一直做得都不好，说实话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他觉得这与自己的性格有关系，他和几位同事在生活里也都不是比较张扬的性格，不太好意思自夸或者自我宣传，他也清楚“这种对于一个商业的公司来说，肯定不算做得好”，但还是选择了随缘。
更深层一点的原因在于，杨海崧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而非一时的收听量与热度，他说：“我觉得当我们做一个乐队或一张唱片的时候，做的不是那一瞬间的东西，看到的是它的未来，我们在意的不是这个乐队现在的知名度有多大。你现在火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在这一年网上的粉丝量增长了多少，对我来说或者对公司来说一点也不重要，我真不是很看重这个。我一直跟他们说，我看重的是他们能在摇滚乐或者说中国独立音乐场景里面，能做多久，能影响到多少其他的乐队。
“在摇滚乐历史上可以看到两种乐队，一种是那种红极一时，做得非常好，但很快也就没了，但还有一种乐队就是，他们一开始唱片卖得很少，但却影响了很多做音乐的人，或者很多年轻的孩子听到这种音乐会被启发去做乐队，不仅影响到这一代人，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人，甚至下下一代人。听到这样的唱片的时候，会让你想到去做音乐，而不是仅仅觉得很感动：太好了，我要做他的粉丝。”
一个极有名的例子是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首张专辑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最初的销量惨淡，却在后世成为经典。Brian Eno曾解释他为什么觉得这张专辑至关重要：“每个买了这张专辑的人后来都组了乐队。”而兵马司从诞生之初就践行着这种审美和价值观，Carsick Cars、Snapline以及Joyside的三张专辑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由此杨海崧对兵马司的“缺点”看得很明白，也很坦然：“理解了这些，选择兵马司也是乐队自己的选择，就看他们想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想特别火，更商业化，其实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公司，如果他们想要选择那样的公司，我们也一点问题没有，也愿意支持，或者说有乐队不想那样，不用那么火，兵马司至少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去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在艺术上更愿意支持，可以慢慢去做。而每个公司都有利有弊，有优点有缺点，如果所有的公司都一样，那也挺无聊的。
“我们也和一些乐队聊天，他们有一些原因觉得不想签兵马司，我说也挺好的，就说明现在可以有更多厂牌选择了嘛，我也喜欢这种有选择的乐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跟谁来合作，这也是我之前说的成熟的表现，不随便。”
· 严肃的音乐家
在兵马司乐队作品的评论区时常看到这么种说法：“一听这就是兵马司的乐队。”去年兵马司发行了十周年纪念专辑，收录有来自不同乐队的38首歌曲，严格地去听，它们差异极大。从小河的实验民谣到亲爱的艾洛伊丝的噪音盯鞋，从生命之饼的硬核朋克到吹万的东方迷幻，也总结不出这些乐队之间有什么共同的风格特点，但我相信熟悉兵马司的乐迷在每听到一张新的兵马司发行的时候，心里都不会觉得突兀，仿佛这支乐队本就应该属于兵马司，比如最近孤独的利里（Lonely Leary）的新专辑《穿过公园就到了》。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杨海崧的制作让这些专辑都变得相似，杨海崧不赞成这个说法，他制作的兵马司专辑不超过三分之一，很难说兵马司出品的共性是由一个人推动的。他觉得可能是兵马司的签约机制让乐队风格相近：“我们签约的时候，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这个乐队像不像兵马司，因为也没有‘兵马司风格’这种说法。不过有一点比较关键，所有的乐队都是我跟Michael肯定会喜欢的，因为签约是我们两个来决定。我们当时的约定是，任何一个乐队只要有一个人说我不喜欢，就绝对不会签，哪怕另一个人特别喜欢，除非两个人都同意。也许是这个决定了乐队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相近也有可能是中国独立音乐大环境造成的，国内独立音乐风格依然十分有限，会使得这一批乐队都听起来相似，这并非一个厂牌能改变的。
近几年南方一些乐队的出现让我觉得有些一些新意，就此我也征询了杨海崧对这一批南方乐队的看法，也引出兵马司对签约乐队的些许要求与期望。
“南方的乐队算是从江浙开始，往南到厦门、广州、深圳，我个人也接触过很多。我个人有一个感觉，也不一定是对的，”杨海崧笑着说，“越往南方，乐队他们的想法很好，很聪明，录的东西都没问题，但现场越来越差。我觉得南方的乐队在乐队的角度来说，有点松散，甚至是有点懒散的。”
兵马司在考虑是否签下一支乐队时，更关注现场，Michael和杨海崧一定会看乐队的现场，尤其是Michael特别看重现场的表现。杨海崧说：“我觉得这有点可惜，有的时候我看了现场，虽然演得很差，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想法很好，录音没问题，可以签的，但对Michael来说，会觉得不行，他几乎不听唱片，只看现场。”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签约一个乐队，是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有更长的艺术寿命，但我看南方的乐队，就感觉他们只是很高兴，只是玩一下，看不出他们能走多远，可能他们玩一张或两张就算了，去干别的事了，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你看海朋森，Lonely Leary，他们对音乐特别专注，一定要走下去，可能他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们还会走下去，他们也会在音乐想法上挑战自己。但南方乐队就很少看到这点。这几年我就看到大家没把音乐当作一个严肃的事情，没有希望做一个音乐家的那种强烈的核心的力量。这会让我们在乐队签约与否的事情上，有点犹豫。我们更希望帮助的是能看到未来的很严肃的音乐家。”
近几年选择轻快的音乐风格的新乐队或音乐人也不再少数，我提到说也许他们受日本或者台湾音乐的影响较多。杨海崧说有可能，但不觉得这是心态松懈的原因：“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日本也好，他们也有那种非常严肃的乐队，虽然他们看上去也很轻松，但实际他们对音乐的渴望或者野心，想做音乐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像森林合唱团，还有斑斑，表面上看着也很轻松，但她对音乐的专注力很强的。年轻的乐队尤其需要这种严肃的心态。”
我说：“也许这种轻松、玩一玩的态度有个好处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
“也是。”杨海崧不无可惜地说，“你可以把自己看作一个很业余的乐队，但你做事情的态度应该是专业的严肃的，用专业的态度去做个业余的乐队。”
· 一个以审美为主导的厂牌
兵马司自己的厂牌标志下面有一行字，算是他们的口号：“Recording Our Time（我们记录时代）”。如果把时间拖长一些，让后世的乐迷来回顾兵马司这十年，他们会看得更清楚，兵马司的发行相当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独立摇滚最初的日子。从Carsick Cars到吹万，再到Lonely Leary；从D-22到XP，再到如今的西楼巷30号，兵马司随着时代场景的起伏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他们总能抓住一些此时此刻最值得听的作品。
我来北京刚好一年，却听到过不止一次有朋友感叹“北京乐队一年不如一年”，让我有些小郁闷，抓住这次机会，我便向杨海崧求证。并且我很好奇作为一个厂牌，又应该如何面对音乐场景的波动起伏。
杨海崧同意“走下坡”的说法，虽有遗憾，但看得比较淡然：“这几年，特别是这两三年以来，让我一看就觉得‘太好了’的乐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对厂牌来说当然是不好的，也不仅仅是厂牌，我作为歌迷，当然是希望看到让我惊喜，给我启发的乐队，有点怎么说呢，遗憾吧。但我觉得可能这也是个自然事情，音乐场景就是这样，它是一波一波的，这波过去了，未来的只能等着它出现，需要时间，我也不是特别担心这个事情。”
在杨海崧看来，音乐场景的好坏并不影响厂牌的决策，他们的评价标准始终未变：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场景好坏）其实并不影响，这波乐队行不行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想签的只是我们想要的乐队。比如这几年乐队是不好，但Lonely Leary特别好，你看他们在这个北京新的音乐场景里面也不算特别突出的，仍然属于这个场景，但他们的好跟这个场景本身的好坏没有关系。
“不是说这个场景不好了，我们就挑一个稍微好点的乐队签吧，我们肯定不会降低到这个标准，也不是说这个场景太好了，我们不用签那么多，只签一两个就够了，也不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说只有好乐队与不好的乐队，或者说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乐队，我们只会签喜欢的乐队。”
现如今的流行音乐嘻哈和电子的风头很盛，当然不只是在中国，在欧美也是。国内有些厂牌随潮流而变，做起嘻哈厂牌，我比较好奇兵马司会不会对嘻哈或者电子感兴趣：“这几年也有种说法是摇滚乐已经快要到头了，电子和嘻哈也变得更流行，你怎么看呢？”
“摇滚乐已经死过很多次了。”杨海崧打趣说，“（电子和嘻哈变流行）其实很自然，但我们兵马司也很难说现在嘻哈很流行，我们做点嘻哈，或者做电子乐吧，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跟我们的审美有关系。兵马司是一个以审美为主导的厂牌，而不是一个以利益为主导的厂牌，如果我们以利益为主导，那我们当然是什么流行跟什么走。我们更看重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电子乐也很好，但我们可能还是更喜欢独立摇滚，独立音乐这一块。”
其实兵马司在早些年也曾尝试过不同的风格，比如民谣，包括低苦艾、小河、旅行者等，也曾有过开设旁支计划的打算，但最终选择放弃，仍专注独立摇滚领域。与其分散精力尝试更多的东西，不如集中精力把能做的做好。
杨海崧回忆说：“那段时间他们想做一个Maybe Horse（马儿曲厂牌），让小河来负责这个事情。小河也很好，他本身有很多实验、摇滚的背景，虽然做的说是民谣，我觉得特别好。当时他们是想做马儿曲，但后来一段时间我也不在兵马司，Michael还是觉得不做这个东西，我们的精力还是应该专注在独立摇滚这一块。民谣一开始没那么火，后来慢慢火起来，我们觉得他们也不用我们帮助，会有别的公司去做。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得多元化，但我们精力不太够，照顾不过来，很多乐队真的照顾不过来，那就算了吧。”
虽然兵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做过许多调整，比如收缩音乐的风格，但有些东西一直没有变，杨海崧说：“兵马司的审美、价值观，或者说想要支持的音乐一直没变过，只是说我们会考虑精力是不是有限，如果我没有把握能做得好，那就先暂时别做这个，把精力放在我们能做得好的地方，需要得到我们支持的地方。”
· 独立厂牌愿景
在出发去采访兵马司之前，我向一些朋友征集过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想问问兵马司关于南方厂牌的看法。当我问起的时候，杨海崧提到了琪琪音像。来自广州的年轻独立厂牌琪琪音像近几年的表现十分亮眼，很有趣的是，琪琪与兵马司在厂牌性格上差异极大，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宣传推广上。
杨海崧回应说：“我觉得很好，我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厂牌，如果国内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厂牌，就一两个的话，好无聊啊。就应该有更多的不同的厂牌，不同的方式，比如琪琪就有自己运作的方式，有自己的审美。”
我补充到：“琪琪跟乐迷的互动做得很好。”
杨海崧说：“就是，我们就没做到。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一个人的性格也会决定公司的性格，这挺关键的。但这并不是好或不好，只是我们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觉得看到他们也蛮好的，蛮好玩的。这就是不同的性格，对歌迷也是好的，你能有选择，更多样。”
接着，杨海崧说出了他认为的兵马司的理想状态：“我恨不得兵马司只做北京的乐队，之前就是这样的，只关注北京。如果外地的乐队，他们想做厂牌，我们把经验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公司，自己做独立的厂牌，就很好。
“后来发现场景不到位，他们做不到，只能是由兵马司来签，像海朋森、法兹。我更愿意说你们成都或者西安，几个人合作做一个小厂牌，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告诉你们我们的经验，这样更好。每个城市每个场景都有一个好的厂牌，一个好的录音棚，一个好的演出场地，这个场景就已经够了，这是最好的场景。有点可惜，好多城市就没有这个东西，最后不得不跑到北京来，对我们压力也好大。
“我一直跟一些乐队说，你们自己做些小厂牌多好，现在也花不了多少钱，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做点事情，多好，也是成长的经历。”
独立音乐在英国与美国的诞生与发展也正是如此，杨海崧举了Fugazi的例子，Fugazi的主唱Ian Mackaye和朋友一起在八十年代成立了华盛顿地区的独立厂牌Dischord。
“美国八十年代的整个独立摇滚乐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Fugazi也是，这个启发就是从Fugazi开始的，Fugazi他们只做华盛顿的乐队，不会做任何外地的乐队，Ian Mackaye也说过，哪怕再好的乐队不是华盛顿的他们也不会做，但如果你想做，我们会帮助你，告诉你怎么做。他们觉得Discord不需要成为一个大的全国性的唱片厂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厂牌，每个地区都应该有自己的社区，有独立的DIY小厂牌，这是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最美好的状态。”
因为做大而陷入困境的反面例子也很多，比如SST与Rough Trade，或者Sub Pop。而兵马司最早的想法就是只做北京地区的乐队，但后来也陆陆续续签了不少外地的乐队，比如海朋森、脏手指、法兹等。仍然有听到乐迷在抱怨说兵马司应该多签一些外地乐队，对此杨海崧笑着回应：“我们觉得已经够多了，有点太多了。”
“像江浙一带，这么好的乐队，有好的录音师，李平在那儿，有好的场地，你就做一个小厂牌，牵个头，也花不了多少钱，专门做周围朋友的乐队，多酷。”杨海崧继续说，“我觉得我的理想就是这样的，如果我在南京，我一定会做个小厂牌，只发我身边朋友的乐队，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就把他们记录下来，把它发出去。”
一个新厂牌对独立音乐场景的作用远大于一支新乐队，它不仅仅承担唱片发行，同样也是场景文化的枢纽，八十年代的4AD和现如今的琪琪音像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很好地传播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和价值观。
“厂牌会把东西留下来，它会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发生影响，一场演出可能就只会影响一个月，可能演完第二天，或者下周就没了，大家都会忘了。但一个唱片如果留下来，十年之后你去听，也能感受。现在这些录音设备门槛也很低，我都为他们着急。”杨海崧说到这里有些激动，“大家又是年轻人，又不是拖家带口的，又不是浪费了，为什么不大家聚在一起花点时间做这个事情。二十岁的年轻人不要想着挣钱，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等到三十岁你再去想怎么养家糊口。”
我说：“可能大家不了解，心里还是对做厂牌有顾虑，觉得有门槛。”
杨海崧两手一拍，笑着说：“你觉得有门槛来问我呀，我就告诉你怎么做，我觉得门槛真的不高。不要有太多的利益导向在里面，不要想着做多大一个厂牌，只要不赔钱，我做一张卖一张，把成本收回来再做下一张，就很好。”
当被我问到未来的计划时，杨海崧开玩笑说：“没有计划。”兵马司的首要任务是把手头的事做好：正在进行的三个巡演，Future Orients、Backspace与过失；九月的Snapline新专辑以及十月的P.K.14的新专辑，还有一些乐队新专辑的录音也在筹备了。我顺便也帮朋友打听了一下亲爱的艾洛伊丝，杨海崧解释说艾洛伊丝原本在两年前就录好了一张新专辑（有六首新歌，六首翻唱），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发，拖到现在。不过他透露说，明年唱片店日兵马司为乐迷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其中有一首艾洛伊丝的歌。
上周跟朋友在吃饭的讨论，猜兵马司有多少员工，两个？三个？（杨海崧听到就笑了，说：“真正做事的可能也差不多。”）但其实兵马司有八个员工：为我开门的是小郭，他平时负责库房，发货和管理院子；曹姐是会计，同时负责办公室行政；樊晏负责媒体和设计；郭震负责发行，周边生产和设计；Nevin和Julia负责兵马司的海外事务，前者北美，后者欧洲；小文则负责演出，也承担一些设计；还有一位刚入职的老王，现正协助小文与樊晏的工作，同时也负责写文案；最后就是厂牌的主理人杨海崧了。
我走的时候，Michael端着刚做好的晚餐上楼去了，杨海崧也准备下班回家。出门我才想起忘了拍几张照片，方便写文章，不过也不是很要紧。
从空荡荡的胡同转入熙攘攘的地安门大街，马路上来往的车与人还是那么多，那么拥挤。你说这路口的一百个人里，有多少知道兵马司？听过兵马司发行的作品？十个，五个，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