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的夏季陽光

最近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我又重翻了一遍《碧血劍》。然而與以往不同的是，我覺得這本小說節奏拖沓，故事單調。不過卻意外的發現一段以前完全沒注意到，如今卻讓我驚艷不已的橋段：溫青青在惡名昭彰的溫室大宅裡，在虎視眈眈的溫室大族裡，透過他母親的關係，在大宅院裡保留一小塊自己的花園。這個花園她誰都不讓進，只有溫儀和袁承志得以一窺。

自己在江湖上滾打後，更加發現以前的愛好的重要性。年輕時可以很中二的說自己要成為音樂人，但在碰過十幾次釘子後，才發現人生不像電影（或是那些人的傳記般）。人生...要比這個艱苦多了。這個時候，才發現以前有意屏棄的搖滾樂（自認為不夠專業，不能幫助自己成為專業的音樂人），才是給我最多回憶，讓我真正愛上音樂的理由。

Travis這個樂團很有趣，他們出道時已經接近Briti-Pop的末期。在出這張專輯之前，一九九九年的Oasis或Blur的聲勢都大不如前了；新的樂團Mansun或Manic Street Preachers（其實這團不算老團）雖然獲得商業的成功，但在聲望上與前列的經典老團有段距離。這時帶著新風格的Travis橫空出世，帶著具有濃厚綠洲風格的“Writing to reaching you”這首歌強勢打榜，並獲得Noel的讚賞。整張專輯獲得不錯的銷量，雖然未獲得英國第一，而且在評論上也不是太好—畢竟太像綠洲了。

爾後Travis延續這個風格一路走過來，也走了二十多個年頭。但樂迷對他們的印象還停留在九九年的春季；那是他們發《The Man Who》的時候。

如果要探討這種現象的原因，我認為大概有二：一，至從《The Man Who》發表後，這個樂隊在風格上就定型了。日後他們不管怎麼嘗試變化，歌迷自然而然的會跟《The Man》做比較；如果新專輯沒有以往的好聽，樂迷自然會希望他們回歸《The Man》的風格。

第二個變因則是比較無奈的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曾經霸佔九零年代音樂排行榜的另類搖滾逐漸退潮。就像當年Kurt Cobain 嘲笑槍花一樣，如今除了四十多歲的大叔外，年輕人幾乎不怎麼聽Nirvana或是Pearl Jam了。他們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的歌星。不論是唱片公司力推的Alan Walker或Calvin Harris，或是如雨後春筍般的網路歌手，他們又更符合年輕人的語言，征服了九零後、零零後。而那些二十年前曾經火過一時的樂團，如今隱居在音樂庫裡較不為人知的腳落，漸漸招人遺忘。

我還記得第一次聽Travis 時，好像是高三還是大一吧。當時第一印象是這個樂團真好聽，好聽到有點像流行樂。當時的虛榮心全都建立在自己對西洋流行樂的認知上。雖然知道這張專輯很動聽，但我保持著與中外樂評的口徑，一直對這張專輯保持著某種距離。後來也是在虛榮心的驅動下，我決定把這張唱片賣掉（賣給同學），然後嘗試忘記自己聽過這張唱片。

但說來也奇怪，後來我開始接觸各式各樣的音樂後，還是時不時想找這張唱片聽。從CD轉的音檔到網路下的盜版，到最後流媒體，我幾乎體驗過這張專輯的各種面貌。

更神奇的還在後頭：在這十首歌裡，我最喜歡的是“Driftwood”。當時只覺得旋律好聽，編曲特別能觸動我；最近因為重買了碎南瓜的《Mellon Collie》再版後，又想到這個樂團和這首歌。再聽之下突然發現，似乎是天註定似的，它的歌詞特別符合我的心境和處境。Fran Healy把我的人生道路描寫得如此傳神，甚至比我自己寫的還好的多。這讓我想起以前一件往事：讀大學時，我仿滾石的一首叫“No Expectations”歌寫了一組和弦，讓朋友看怎麼編曲。他的第一個反應跟錄音一樣，想在這組和弦裡加滑弦；原來所謂的心有靈犀，就是這麼簡單。

就現在的我而言，既不是知名的樂評人，也不是什麼成功的音樂家。跟大部分平凡的人一樣，在這滾滾紅塵中苟延殘喘。雖然離年輕時的夢想漸行漸遠，但這也不是完全沒好處：在重聽一次這張專輯後，我發現我依舊很喜歡它。不光是它帶來的回憶的部分，更多的是我本來就很喜歡它。這次在沒有任何包袱下，我可以更大聲的說我喜歡《The Man Who》，不管它有沒有選入Spin還是Q還是滾石的九零年代搖滾榜，它讓我回憶起十幾年前的臺北夏天，那段去公館或西門町買唱片的公車路上。或許再過幾年，這專輯會被更多人忘記，不過無所謂，因為我記得它，而且想把它介紹給身邊的人，不管他們怎麼看我，也不管它是不是什麼偉大的搖滾專輯。對我來說，臺北炙熱的夏季陽光，就是《The Man Who》裡乾淨透亮的吉他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