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公园就到了》,一次自述
作者:邱驰
本文发布于公众号:明地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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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夏天,我马上大学毕业。作为一个摇滚乐爱好者,从上大一学弹吉他开始就一直幻想着四年间组个乐队的可能性:倒不求玩出什么名堂,觉得能做到狂扫雷蒙斯、找些场合露几回脸就算还愿了。于是就结识并找来了宋昂和李保宁开始排练,中个过程暂且不表。总之诉求很明确:排上五、六首朋克金曲,毕业前在学校里给自己组织一场演出。之后就可以宣告解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
然而6年去了,一直认定为“不务正业”乐队占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该干什么”这件事情却一直悬而未决。或者说从一开始,所谓的“正业”不过是我一个自慰性质的托辞而已。在无工可作又不想呆在屋子烂掉的时期里,上街闲逛成为最好的选择。我自认一边游荡一边思考这件事也是有正当性的(除了容易消耗掉过量的香烟),况且偶尔还可以停下来听音乐或看书,虽然更多时候都是找些没怎么去过的地方试探一下。于是,作为这种生活写照的《游荡者》就被放在了专辑的开头位置。
这也是在录音棚成功录完的第一首人声。在录唱之前我尚且信心满满,然而真正站到麦克风跟前就浑身不自在了。无论怎么唱,听起来都像是扭捏着假作感情充沛。在几次尝试均找不到状态后,我最终选择诉诸于最愚蠢的办法——一瓶劲酒加两大罐勇闯尽可能地怼。在感觉自己恰好达到濒临醉倒而理智尚存的境界时,对着麦克风喊一句“准备好了”。于是当伴奏响起,愤怒的情绪就在酒精作用下召之即来;一番怒吼之后,人声录完。这种办法虽然也未必真的会唱好,但在控制室里听到回放时,还是硬借着酒劲挤出了几滴眼泪感动自己。多少有点二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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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我最初搞乐队的目标其实很快就实现了。我们在毕业前夕成功办了一场校园演出,在人山人海的观众前狠躁了一顿;然而在几天后又在意外顶替参加的某个小型室外音乐节里,原形毕露地演了个稀巴烂。从舞台上丧气下来时,我觉得玩到这种程度就宣告解散实在有点丢人。那么既然要让乐队继续下去,还是得自己写歌,不能再搞翻唱了。就在我毕业后来到北京、整天虚度茫然之时,留在济南继续上学的宋昂跟李保宁已经开始尝试编一些吉他和鼓的配合,积累了几个简单的动机。我们通过QQ交流进展,之后又在济南碰头排练几天,最终完成了第一首成型的曲目——《夏天开始》。最早在北京的小场地演出的时候,它一直被我们自豪地作为主打歌曲放在第一首。
不过从2015年到2017年,这首歌开始逐渐被冷落了:我们自认搞了几年乐队下来,对歌曲的编排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那些早期出于本能一气呵成的东西开始成为饱受我们质疑的对象。基于这种偏见,我们绞尽脑汁想把《夏天开始》改得更“高明”一些,翻来覆去地尝试了十来种套路,然而结果却是越改越难听,落了个心灰意冷。录音时我们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必录曲目,在其他所有歌都录完后才想到还有这一首。除了宋昂事后即兴在里面加了一些旋律和噪音,它跟5年前的版本相比并没什么区别,也没有报什么希望。但听到成品后我们一致认为,这首歌绝对是整张专辑最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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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位于地下车库的Psychic Kong录音棚开录的第一首歌是《放火》,因为它着实不容易出错——鼓的咚咚哒咚来16遍,进贝斯连复段后再跟一组16遍,然后是吉他咔咔咔…几遍弹下来后,我们满心期待着制作人杨海崧的高见。然而他在前期话很少,好像只是在坐着等我们演奏完按下停止键,偶尔扫一眼手机的社会新闻客户端和NBA季后赛直播。这种“你们随便玩”的态度着实让我们有些沉重,进而怀疑是不是我们歌不太行所以把他给听失望了。带着发虚的心录了两天后,我们方才向他表达了这些疑惑。他表示更多的创作会在我们把已有的编排全部录完后才开始,同时也表达了对我们两天来满脸沮丧的不解。不过从此气氛开始变得轻松愉悦,那些录音前期待的即兴编排和有趣点子也在后期如约而至。录音从4月16日开始到29日结束,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最后一天下午老杨在控制室播放了一些制作好的新歌,包括Alpine Decline的《Dispatch From the Guest House》和Dear Eloise版本的《亚细亚的孤儿》,都是让人热泪盈眶的金曲。然后钻出地下车库看到美丽的夕阳,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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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录音之前,我们的确罕有真正的录音经验,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土法炼钢。几年前我们搞过一台叫做JAMHUB的设备,可以将每个人的乐器同时接入并通过耳机输出,从而实现了不扰民的静音排练。虽然没什么高保真的声音可言,不过令我们开心的是,把它连上Ipad就终于可以实现(最低标准的)卧室录音了!我们用它创作了专辑里的大部分歌,并且最终录出了7首极其粗劣的小样,整合成一张叫做《皮長山寝室バンド》的DEMO(名字没有任何意义),让人很是见笑。长期习惯于这种简陋设备造成的最坏影响,就是我们在排练了这么多年以后,对“声音”的好坏依然没有什么判断能力,“出声就行”的原则也就基本延续至今。
《银色城市》就是这批小样里的一首。在一次卧室排练的随意弹奏中,我跟着动次打次的鼓机持续死磕一根空弦。宋昂也没想好该怎么配合,就让左手无意识地在琴弦上撸来撸去,产生了一些无调可言的动静。这些细密而零散的吉他弹奏让我联想到碎玻璃渣子,好,那这歌就叫“银色城市”。在我浅薄的臆想中,这应该是一首将“现实与超现实景象打碎,掺在一起”的歌曲。在这种概念先行之下,真正写起词来才感觉到命题作文般的费劲,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整段歌词。杨海崧把我们用来参考速度的鼓机声音同真鼓混合,于是全程贯穿了机械的击掌声;同样的手法也用在了《Prayers for Preparation》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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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事物》是一首过渡性的短歌。吉他泛音和扫琴桥搭配贝斯狂撸连复段,仔细听的话还可以听到李保宁在里面打了两套鼓。令人头痛的是,直到即将录唱的前一天我仍然没想好歌词该怎么写,急火攻心之下一度从录音棚提前病退,回到家继续硬想整晚,依然无果。第二天虽然烦躁,但也只得硬着头皮赶去录音棚。不过在去时的地铁里还是完成了最后的歌词,描述了中午出门、抽烟听歌之类的琐事,仅此而已。宋昂之前一直很好奇这歌我会怎么唱,结果他在控制室听到我开口就是“1点…”感觉特别茫然,一度以为我在翻法国金曲“伊莲”。
我们2013年五一趁着相约来看草莓音乐节的时间排了几次练,其间用20分钟碰出了《向下》的前奏与主歌段落,然而又折腾了两年时间才编出最终的完整结构。在早期的演出里,它一般是作为一首没有词的INTRO出现,因为里面的贝斯编排稍显复杂(5年过去了里面的贝斯三连音我依然是弹不利索),我很难做到边弹边唱。在苦练并熟悉了弹法后,我开始试着往里加词:其实对于很多一开始没写好词但演出又不得不唱的新歌而言,我一般会在现场即兴用一些不属于人话的发音先顶上,心存侥幸观众听不出来(也确实听不出来):觉得只要是卡上了拍子,有点人声总是比没有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歌惯用的唱法也就慢慢固定下来了。对于《向下》而言,它基本呈现出了近似说唱的风貌,演出时被认为是一种可称之“贝斯花式打唱”的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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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Ugly》是专辑里唯一一首带第一人称的歌。它没什么拐弯或者隐喻,只是简单粗暴地发泄不满;最大遗憾就是歌词不应该用英文写,要不然可能会更直白一些。不过由于原本的英文词唱起来实在太习惯了,就放弃了改一个国语版出来的想法。它产生于我初到北京、骑着一辆二手二八自行车在六铺炕一带老旧社区里瞎转时,对近况心生的愤懑情绪,而后在混乱的隔断房和二锅头兑雪碧的摧残下日渐成型。它最早的版本是颇为老派传统的后朋克编排,包含了很多吉他切分,可以听出很多Talking Heads和Gang Of Four的段落,唱腔也是对伊恩 柯蒂斯的拙劣模仿。这样自然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把它改编成现在这一版更倾向于噪音摇滚的过程却很顺利。这首歌第二遍副歌结束后,出自当时鼓手王伽南编排的一段鼓和宋昂一通噪的配合,是我最喜欢的段落。
与此相反,《半成品》则又是一首因为反复修改而带来巨大痛苦的歌曲。从搞出来这首歌的第一版开始,我们就对它不太满意:总感觉这里的走向好像有点俗,那里的编排好像又有点对付…因为累积了太多诸如此类的不满,我们只好将其代号为“半成品”,计划留着慢慢弄。然而最终结果是,无论改到第几版仍然会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似乎它注定将永远停在未完成的状态了。这着实有些磨人意志,以至于改到专辑的版本时我们决定放弃一切关于它的反思,只求尽量完整,录完算完。然而在半个月后听到混音的第一版时,我们一致感觉它居然意外的还不错:几种吉他走向和大段的狂躁段落(贝斯弦曾在此撸断过两次)都挺好听,歌词我也挺喜欢。不过最终《半成品》这个名字还是沿用了下来,或许可以作为某种警示:改歌这种事情是没有尽头的,完美主义对我们而言也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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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每当不知道新歌还能怎么搞,宋昂就会用特殊调弦试一下运气,很多时候还是挺有效果的。《去青年宫路》就是这种方式下的产物,贝斯也尝试了倒夹变调夹的伎俩来配合吉他。基于专辑里必须有一首忧郁的摇滚柔情歌曲的老套想法,我们用很不适应的舒缓节奏慢慢磨出了它。这首歌原本叫做《去共青团路》,意象大多来自一条我小时候最为熟知的街道以及周围的事物和记忆。然而乐队其他人很不喜欢这个名字,最后就把名字改成了《去青年宫路》,因为济宁市老青少年宫离这条路也不远。
录音时我们所有的歌都借了杨海崧的Rickenbacker 330 Series来用,但它特殊调弦后会打品,我们就想到还有一把拎来备用的“烧火棍”(对劣质吉他的蔑称)Stratocaster可以拿来试试。它最早被邓成龙放在XP调音台后面,是一把断脖子的琴尸;XP关门后他正准备把它扔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就要了过来。花了小几百块翻修一遍后,终于功能完好地复活了。声音方面肯定比几千块的真品要次,但在《去青年宫路》里,无论是开头的清音还是结尾的大回授,它的表现我们觉得都相当不错。
之后的《后马厂》则或许是专辑里诞生最快的一首歌。有一天宋昂说他想到一段新的吉他动机,我们就去排练室加进鼓和贝斯开始排练。即兴了一会之后,李保宁对这些充满了半音阶的吉他弹奏很是不爽,觉得里面太多其他乐队的影子。宋昂一怒之下扔掉了所有旋律走向,逮着一个音反复地弹,做出了一种类似母鸡下蛋“咯咯哒”的声音。结果这个段落就成了这首歌从头弹到尾贯穿的走向,磨合了没几遍之后基本形成了最终的编排。它的名字指代了我们从2014-2015年间合住在西城区后马厂胡同一个大杂院里的平房。其间生活状态之辛酸消沉,无非是一些青年人俗套的颓废情绪,在此就不作展开叙述了。客观地说这是一首不错的歌曲,不过或许因为它无论编排走向还是歌词文本都太过出于本能的“脱口而出”,我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喜欢。
前不久路过后马厂胡同,就想顺便去看看旧居近况如何,却意外地发现房子已经莫名废掉了。别说墙皮,连房顶都塌了,下坠得可谓相当彻底。院子的老住户们在门口刷满了标语和大字报,正和某开发商作顽强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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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ers for Preparation》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它的编排部分在2014年底完成,歌词就直接拿来了Timothy Leary的一首同名诗。因为偶然发现这首诗的段落和节奏感跟乐器编排可以很好地配合在一起,于是我赶紧配乐朗诵了一遍,用苹果耳机的麦克风录了下来。事实上,《皮長山寝室バンド》小样里全部的人声都是用苹果耳机录的,效果尚可。
至于这支乐队为什么和八竿子打不着的Timothy Leary 产生了联系,那还得让时间再次回到2012年。当时距离那场自行组织的演出已没有几天的时候,我们乐队却仍未起名字。毫无头绪之下我想了个主意:上豆瓣试试搜索一些生僻的国产老动画片,看看有没有可以参考的选项。在收集了一堆自认适合拿来做乐队的名字诸如“超级肥皂”“没牙的老虎”“真假李逵”里面,我最终倾向于“孤独的莉里”:这是一部拍摄于1989年,带有些诡异的气氛和Cult色彩的动画短片。后来感觉草字头的“莉”字多少有点不够阳刚,就改为了“利里”。我跟宋昂和李保宁解释,利里(Timothy Leary)是一个美国的牛逼人物,他是LSD和垮掉派导师。给我们乐队取这个融合了国产Cult动画和美国迷幻教父的名字——Lonely Leary,绝对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