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上的Bauls
《John Wesley Harding》一向是“迪伦学”的研究重点。
相比于前三张专辑中万花筒式的意象造成的迷幻效果，在伍德斯托克隐居一年之后迪伦搞出的这张散发着古老气息的专辑，精炼而神秘（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歌词重复），同时意象也好像不那么“随机”了。迪伦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摆着圣经和Hank Williams的歌词集，缠绕着之后几十年迪伦的两个关键词，宗教和根源，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神秘主义。
三年拼命的告别之后，迪伦耗尽了力气，在车祸中死去，然后在伍德斯托克重生。相对于轰轰烈烈的爱之夏，迪伦这张专辑显得超然于时代。这张专辑像是来自中世纪，或者某个永恒的时间，那时村庄之间有着广袤的平原，石头城堡在村庄之间，骑士在大地上游荡，酒馆里醉声中传来这张专辑，迪伦讲着一些神秘的话语，像是从时间深处和地底下长出来的。走在朝圣和求索路上的旧金山青年，显然能够感受到迪伦比他们快了不止一步，而这张专辑同时从前方和后方传来回声。
于是，对于歌词寓意的解释层出不穷，对于封面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最牵强附会的人甚至在封面的树干上看到了倒放的Beatles《Rubber Soul》封面。
一个著名的问题是，封面上围在迪伦周围的那些人是谁？一般的说法是他在伍德斯托克的邻居。而我从来也没有在意这件事。
但是没想到今天在一本人类学著作中看到了迪伦封面的八卦。
特纳《仪式过程》第四章末尾，讲完了孟加拉的Sahajiya宗教运动，这场交融的努力最终还是没入了结构之中。但是一支被称为鲍尔斯人（Bauls）的音乐家神秘教派存留下来：
他们使用的是一种“原始但又十分引人入胜的单弦乐器，叫做ek-tara”。这一教派所唱的歌曲，是“柔和而能打动人心的，就像风一样；风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宣称：“克利希那的笛声使他们疯狂。就像Gopi一样，他们已经不在乎家，也不在乎世界了。他们完全被这笛声所驱使。”
接着，特纳笔锋一转，写到现代的一个阈限和交融的体现，也就是这张专辑封面：
在鲍勃迪伦最近发行的一张专辑的封面上，印着他自己（一位美国乡村歌手）还有在结构中处于低下地位的群体的发言人（在左右支持他的是鲍尔斯人，这些人是孟加拉的音乐家流浪汉）的图像：吉他和ek-tara走到了一起。
也许是我资料看得少，一直以为这是个争论不休的谜题，没想到特纳顺口就把答案这么定了，再仔细看封面，确实像那么回事。
这章结尾，特纳引了一首鲍尔斯人的歌：
印度教徒、穆斯林——并没有什么区别， 世界上也不存在什么种姓的区别。 作为bhakta（献身信仰的人）的Kabir，他的种姓是Jola， 但是他陶醉在prema-bhakti（真实的爱，婚外恋是这种爱的最佳表现形式）之中， 他抓住了黑宝石的双脚（指克利希那的双脚）。 一轮明月就是世界的一盏灯， 从一粒种子里迸出了整个世界。
那是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之后，嬉皮士运动渐渐沉寂。我想正符合特纳在书中没有说出来的预言，就如同圣方济各修道会、孟加拉的宗教运动，以及各式各样的可以称为乌托邦的交融尝试，最终总是要回归结构。60年代的一场梦或许不过是一代年轻人共同的成人仪式，其实和诸多土著部落制度化的成人仪式颇多相似之处。交融的状态要么是昙花一现，要么在结构中固定下来成为仪式和节日。
而迪伦，和那些大地上的音乐家一起，隐入河流，至今仍在封面上神秘兮兮地斜睨着你。
补充：
今天早上兴起又查了一下Bauls这个词，结果发现了更丰富的资料。
如前面所说的，Bauls是一个源自孟加拉的流浪音乐家神秘教派，主要由印度的毗湿奴排和苏菲派穆斯林组成，Baul这个词原意是“疯狂”“无休”，他们不信原本的教义规范，而奉音乐为信仰。他们四处流浪，穿着鲜艳而破烂，生活清贫......所有那些波西米亚的，嬉皮士的，属于全世界民间音乐家的特点似乎都可以交融在一起。
当代Bauls的佼佼者叫Purna Das Baul，曾在六十年代在美国巡演，1984年New York Times称他为“印度Bob Dylan”，感觉是个拉维香卡一样的人物......
还是要从垮掉派说起，金斯堡六十年代中期在印度生活的时候，遇到了Purna Das的父亲（也是他那一代最厉害的Baul）。回到美国后，他就告诉Albert Grossman（迪伦的经纪人）如果想做点印度音乐，就应该见见这些Bauls。于是Grossman就在1967年去了一趟印度，带回了一群Bauls，在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做了巡演。然后带他们来到伍德斯托克，住在Big Pink旁边的一个谷仓。还录了一张专辑：
然后他们就见到了Dylan，非常投机。迪伦说，我怎么做才能把你们留在我的记忆里呢？不如把我们的照片放到专辑封面吧。然后他们就在Grossman家后花园拍了一些照片。还是用宝丽来相机拍的。
封面上迪伦身边的两个人，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Purna Das，另一个是Lakhsman Das，迪伦穿着,《Blonde On Blonde》封面那件外套。后面那个人叫Charlie Joy，当地的一个木匠石匠，那天刚好在周围工作。迪伦前面有一顶帽子，属于当天在场的另一个人......
一篇关于这张专辑封面的报道（The Telegraph, issue 51），很鸡贼地在开头引了一句迪伦63年说的话“The cover'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album.” 其实如果联想起Beatles在当年早些时候发的Sgt. Pepper的经典封面（在那里披头士四位成员被拼贴的名人图画包围），迪伦这张封面确实有点魔高一丈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