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踏架脚车牵条猪，别着菜刀进省城

五条人的自信从那句“立足世界，放眼海丰”就可以看出来了。据说海丰县城内到处都是“立足海丰，放眼世界”的宣传标语，红辣辣引人夺目，而五条人很搞地在第一张专辑《县城记》中，就信手拈来地颠倒了这个口号国度中离自己最近的一句，这里面的小幽默和不合作叫人会心一笑，就很像是街边的一个烂仔，闲的没事儿往车轮子底下踢矿泉水瓶子，没错，就是想让你听个动静。

另一方面，“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也表明了五条人的歌唱企图——用民谣讲述海丰人自己的故事，当然五条人根本也没什么野心，“我们没有太明显反对的东西”，你愿意听就听，不想听就拉倒。即便是在这个民谣已经被太多臭鱼烂虾充斥而渐渐泛起了腻歪腐臭的当下，我们也容易地就能鉴别出来五条人的民谣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歌，丝毫不沾以某组织为代表的——那些顾影自怜、不知所云的所谓民谣的泥水。五条人很轻松地，甚至是天然地就跳过了这些贫瘠审美与空洞表达的大坑，兀自地赶着大集，腿似乎越长越长，脚越插越深，脑袋早已在天空飞起。

在一众怀乡式的曲调中，五条人显然放弃了上述那种虚假的抒情——令人腻歪的男欢女爱以及只存在于蜃景中的麦浪与湖泊。《南方周末》曾评价他们的音乐说“五条人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即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不错，五条人的养分几乎全都来源自这个潮汕地区的狭小县城，他们以歌唱的方式记录着县城里的靓仔阿伯，他们的鸡零狗碎的生活片段，历史事件以及时下的大事小情。上至经济气候土地政策，下到土地阿伯，甚至可以这样讲，五条人的音乐就是地道鲜活的海丰人物志。

在大多数歌曲中，五条人用母语海丰话演唱，一开口那种咸味和油味就扑鼻而来，加之词作极为的口语化、生活化，五条人的音乐可谓是生猛异常，酣畅淋漓。如果用某种场景来形容五条人音乐的直观感受，那就像他们所写的——“踏架脚车牵条猪，别着菜刀进省城”。

五条人基本上是阿茂和仁科的二人乐队，阿茂负责吉他演奏，仁科拉手风琴配乐，这两年又加入鼓手邓博宇。八一年的阿茂是海丰人，八六年的仁科来自渔村捷胜。早年阿茂曾在广州大学城一代卖打口碟，而仁科倒腾盗版书，做过琴行的吉他教师。后经区区伍佰元先生介绍，仁科与阿茂相识，二人一拍即合。

海陆丰自古有“天顶雷公，地上海陆丰”之名，此言民风彪悍，素以好滋事打抱不平而著称。五条人的民谣也透着这股随时爆炸的煤油味，配上方言，我相信完全它就是海丰人性情原生态的样子。这种放弃了修辞，市井而直白的歌唱形式，恰好还原了民谣这一音乐类别淳朴的原始形态，即古老乡民在辗转间吟唱流传的民间小调。其中真实又自由、欢快而丰沛的强烈情感令五条人的音乐盈满了酒神沉醉的气息，促使着五条人得以洒脱而毫不拘泥的演唱。这种十年流水般的温柔与“咚其哒其”的疾风骤雨相互冲刷，一举冲散了音乐形式的限制，为我们再现了一方水土人情生活鲜活蹦跳的模样。

仅有的这把吉他急促而行进，阿茂常常拍拍打打，张晓舟讲它更像是穷朋克。仁科的手风琴音则带着几分俗丽，旋律好像是打歌厅和发廊穿过。演唱时阿茂常常闭眼，一副乐乐哭哭的腔调，随时准备拉高调门大喊大叫，而仁科的嗓音潮汕味儿浓重，显得潮湿而游走。其间的张力就好比前一秒中还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吃肉，下一秒钟已经翻脸不认人打作一团。李皖曾精彩地形容二人戏剧性十足的演唱：“有时说、有时唱、有时念、有时喊、有时作戏、有时表演、有时插科打诨，爆裂掉了歌曲的形式，讲述、吟哦、对话、抖音、轻笑、怒吼、尖叫、说学逗唱，活生生将一首首歌变成一出出戏剧。什么叫唱得好，这就叫唱得好。”

从五条人接受的采访中，我们很容易看到阿茂和仁科对事物有着自信而又冷静的认知，这分精准的洞察力使得五条人常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撩拨起事件和人物蕴藏的一发不可收拾的情绪。陈培浩曾经问：“你们是做民谣的，民谣作为一种音乐表达的方式能表达哪些特别的东西？”五条人答：“民谣应该做到表达‘不特别’的东西。”五条人的这个回答太精彩了，一下就切中了民歌的本质。什么是不特别的东西？当是健全的智识与常识，以及共通的情感与生活的本质。换种说法也可以是柴米油盐，喜怒哀乐，这些人活着最基本的问题。《县城记》以及《一些风景》的中诸多闪耀的作品正是在讲述这些“不特别”的东西。

县城有着自己独有的热烈和嘈杂，它挤在肿胀城市以及广袤乡村不土不洋的中间地带，鱼龙混杂，地头蛇盘踞，蕴含着最为地道的国情特色。《县城记》以及《一些风景》几乎原汁原味地遗传了这些基因。比如《上县城》里踏着脚车进城的农村阿弟，风风火火横冲直撞的喜悦、闯灯被交警逮到的害怕、自有一套的推脱，活生生的乡土趣味被五条人逮个正着，吆喝着演唱出来，幽默而又洒脱。而五条人把握真实，再现场景的精准在《阿炳耀》中可窥全豹，四十有八的炳耀还没讨到媳妇，苦闷的炳耀对着服装厂的永艺骂道：“永艺你个狗日的，为什么要把那些女孩子关起来呢？”五条人自有天才，在开篇阿茂就像个鹩哥一样化身炳耀咒骂叫喊。发泄过后炳耀只得对着晾衣架发呆、听老头子们吹牛皮，面对尴尬的问题什么也讲不出来。这样一个无人问津的中年代表，被五条人轻描淡写寥寥几笔就从村里拽了出来，成为了五条人音乐中最为经典的人物形象。

个人最为推崇五条人的《彭啊湃》，私以为是五条人音乐艺术最具先锋性的代表之作。彭湃是海丰最为著名的革命人物，1927年在海陆丰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闹革命，进行土地运动，父母兄弟恨之入骨。彭湃甚至将自家地契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彭湃当场烧掉地契。1929年，因叛徒告密，彭湃被捕，狱中受尽酷刑后被害。凭借地方白戏的耳濡目染，五条人将这首作品完全处理成了二人戏剧的形式，仁科和阿茂分饰一个农民和两个国民党士兵，借由演绎彭湃短短的一生，极大的讽刺了民众卑劣的根性。

伊始，本来躲躲藏藏准备逃走的农民还是被士兵逮到，战战兢兢的农民为士兵点烟，堆起笑脸，主动为长官献唱：“后生的彭湃 /将家里的田契 烧到无半个 /而那些农民 被惊得嘴阔阔 啊啊啊啊 /他穿着西装 抱着留声机…… /而那些农民说：我无闲啊 我要回家饲猪”士兵长官一听勃然大怒，大叫“你不怕死啊”，于是也唱到“后生的彭湃 /在上海被我们逮着 剥了几层皮 /那些上海的大官 被笑到嘴阔阔 哈哈哈哈 /人家抢了他的西装与留声机 /而上海的市民说：我不知情啊 我正在看戏”。试想彭湃如此伟大之人，出身乡宦，却为农民革命，革命时“农民被惊得嘴阔阔”，就义时当局与市民也是“嘴阔阔”，农民讲“我要回家喂猪”，市民讲“我正在看戏”，境遇是如此的荒诞与悲凉。最终士兵和农民发现咱们唱的小调都差不多，于是三人站在一起，合唱到：

“后生的彭湃 /将家里的田契 烧到无半个 /而那些农民 被惊得嘴阔阔 啊啊啊啊 /他穿着西装 抱着留声机…… /而那些农民说：我无闲啊 我要回家饲猪 /

后生的彭湃 /在上海被我们逮着 剥了几层皮 /那些上海的大官 被笑到嘴阔阔 哈哈哈哈 /人家抢了他的西装与留声机 /而上海的市民说：我不知情啊 我正在看戏”

悲剧的意味一下子在这大合唱里迸发出来，那怪异的哈哈哈哈声更是令人心一紧，是非黑白、真理与邪说、民众与暴政、黎明与黑夜仿佛一同钻进了黑色的皮衣，再没有盗火者，也再没有独裁者，一切都搅成一缸，混为一坛，只剩下笑哈哈，看热闹，油盐不进的人群和一池池经不起任何涟漪的死水。

《县城记》与《一些风景》注定是民谣流域里程碑式的作品，时令、民俗、甚至是素菜的价格，当然还有那些抄表工、倒港币的贩子、色鬼猪哥伯、包括已经走进历史的陈先生等等，他们统统走进了五条人的视野，构成了五条人眼中的一些风景，然后又从五条人的音乐中踉踉跄跄地走下台来，构成了我们眼中的某处风景。

在这个商业与资本早已牢牢控制了人群审美的当下，五条人自由热烈的歌唱就像是一支反舌的鸟儿，显然，湮没这种声音是一种罪过。人来人往而世情常在，五条人在《广东姑娘》里也开始用起了普通话。戈尔·维达曾讲：“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人性的因素”，幸好在民谣这一汪小小的酒窝里，我们借着五条人的音乐，见到了一些更为广阔的世面，它就在县城之内，用一首简单的歌曲，三言两句，轻轻松松地就撬动了一座摩天大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