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兒與圖蘭朵
很久很久以前,有位王子帶著他的父親跟一位侍女,到了遙遠東方的一座都城-北京。他們得知有位名叫圖蘭朵的公主,專門出謎題來考驗追求者,如果沒答對就會慘遭處決。在王子的智慧和侍女萍兒的犧牲下,王子終於抱得美人歸,大家在一片歡欣鼓舞終迎向歡樂的大節局。
這齣來自歌劇巨匠普契尼的最後一齣作品《圖蘭朵》(Turandot),對中國觀眾來說是件很特殊的作品。首先他採用了中國民間歌曲《茉莉花》做為圖蘭朵公主的出場曲。據傳言,普契尼第一次接觸《茉莉花》時是一位朋友從中國帶來的樂譜,但不知道出於什麼動機把它當成公主的出場曲,讓本來歡快的曲子帶點血腥的味道。
其次是故事發生在中國的北京。王子卡拉富的父親名叫帖木兒,在歷史上真有其人。出生在察合台汗国竭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帖木兒,生於1336年,死於1405年。他整合了蒙古人的勢力,在中亞建立了帖木兒汗國,被譽為“帖木兒大帝”。在故事設定中卡拉富和帖木兒都是鞑靼人,這符合帖木兒的歷史背景;然而安排他流落至京,則就不明所以了。
再來是“圖蘭朵”這個名子。“圖蘭朵”據說是來自波斯語,意指為“圖蘭的女兒”,也就是說這位公主來自內亞,有可能是位突厥化的蒙古人。且普契尼並不是不知道一般中國人的名子:卡拉富所帶著三個侍臣中分別為平、龐、彭,而“柳兒” (Liù)更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中國名子,所以這個歌劇的背景,應該設在元朝。
最後故事裡所造訪的北京,則是在永樂十八年(1420年)搬遷完成的。北京在蒙古時稱之為大都,範圍大概是今天的北三環到南二環。徐達攻下後改名北平,這名子一直保持到永樂遷都前。按照這個時間來看,劇裡的Pekino(北京)應該改成Pékin(北平)或是大都。
這部歌劇最有名的橋段,莫過於卡拉富的詠嘆調《公主夜未眠》(Nessun dorma)了。此調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1990年BBC選用 “高音C之王”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於七二年的錄音(與祖賓‧梅塔Zubin Mehta合作)。這首曲子因這位高音之王而紅,也成了最能代表他的摯友。06年多倫多冬季奧運開場時,帕華洛帝最後一次為臺下觀眾演唱這首曲子,雖然他因身體的關係唱不上去只能對嘴。
從美國的《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到東洋的《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普契尼把歌劇視為是一扇觀看世界的窗戶。不論是狡慧的咪咪(Mimi),或是苦情的蝴蝶,這些角色不但描寫了女性,同時還反映出一部分民族性。而於1926年創作的《圖蘭朵》,更反映了部分的現實:蠻恨凶殘的“圖蘭朵”(鞑靼人)和無私與勇敢的柳兒(中國人),交織成一幅近代中國的寫真。
九十年以前,在那個戰火紛飛,積貧積弱的環境下,還有位國際友人為中國譜寫作品。九十年後中國富了、強了、然而我們得到的卻是些低俗討巧的諂媚,和對自身認同的迷茫。現在的中國顯然不是外國人眼中的柳兒,但我們是不是圖蘭朵,或者我們想不想成為圖蘭朵,這個問題希望不需要下一個九十年才能回答。
這齣來自歌劇巨匠普契尼的最後一齣作品《圖蘭朵》(Turandot),對中國觀眾來說是件很特殊的作品。首先他採用了中國民間歌曲《茉莉花》做為圖蘭朵公主的出場曲。據傳言,普契尼第一次接觸《茉莉花》時是一位朋友從中國帶來的樂譜,但不知道出於什麼動機把它當成公主的出場曲,讓本來歡快的曲子帶點血腥的味道。
其次是故事發生在中國的北京。王子卡拉富的父親名叫帖木兒,在歷史上真有其人。出生在察合台汗国竭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帖木兒,生於1336年,死於1405年。他整合了蒙古人的勢力,在中亞建立了帖木兒汗國,被譽為“帖木兒大帝”。在故事設定中卡拉富和帖木兒都是鞑靼人,這符合帖木兒的歷史背景;然而安排他流落至京,則就不明所以了。
再來是“圖蘭朵”這個名子。“圖蘭朵”據說是來自波斯語,意指為“圖蘭的女兒”,也就是說這位公主來自內亞,有可能是位突厥化的蒙古人。且普契尼並不是不知道一般中國人的名子:卡拉富所帶著三個侍臣中分別為平、龐、彭,而“柳兒” (Liù)更是一個非常普遍的中國名子,所以這個歌劇的背景,應該設在元朝。
最後故事裡所造訪的北京,則是在永樂十八年(1420年)搬遷完成的。北京在蒙古時稱之為大都,範圍大概是今天的北三環到南二環。徐達攻下後改名北平,這名子一直保持到永樂遷都前。按照這個時間來看,劇裡的Pekino(北京)應該改成Pékin(北平)或是大都。
這部歌劇最有名的橋段,莫過於卡拉富的詠嘆調《公主夜未眠》(Nessun dorma)了。此調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1990年BBC選用 “高音C之王”帕華洛帝(Luciano Pavarotti)於七二年的錄音(與祖賓‧梅塔Zubin Mehta合作)。這首曲子因這位高音之王而紅,也成了最能代表他的摯友。06年多倫多冬季奧運開場時,帕華洛帝最後一次為臺下觀眾演唱這首曲子,雖然他因身體的關係唱不上去只能對嘴。
從美國的《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到東洋的《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普契尼把歌劇視為是一扇觀看世界的窗戶。不論是狡慧的咪咪(Mimi),或是苦情的蝴蝶,這些角色不但描寫了女性,同時還反映出一部分民族性。而於1926年創作的《圖蘭朵》,更反映了部分的現實:蠻恨凶殘的“圖蘭朵”(鞑靼人)和無私與勇敢的柳兒(中國人),交織成一幅近代中國的寫真。
九十年以前,在那個戰火紛飛,積貧積弱的環境下,還有位國際友人為中國譜寫作品。九十年後中國富了、強了、然而我們得到的卻是些低俗討巧的諂媚,和對自身認同的迷茫。現在的中國顯然不是外國人眼中的柳兒,但我們是不是圖蘭朵,或者我們想不想成為圖蘭朵,這個問題希望不需要下一個九十年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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