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人 巴赫情
朱晓玫
素心人 巴赫情
文／李乃清
素朴、真切，这是朱晓玫给人的印象，亦如她指尖下的巴赫琴音。
旅居海外30载，朱晓玫终于回国了。11月9日晚，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300人小场子超负荷塞满了500余个座位，她用70分钟时间，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复现于家乡观众面前。
这是巴赫晚年的作品，以他为爱妻而作的小曲集中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为主题，发展成30段变奏，然后，缓缓地、平静地重新回到主题。这部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构最恢宏的变奏曲，曾被人誉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
听过“哥德堡”所有录音版本后，1990年，41岁的朱晓玫还是决定录一个自己的版本，她东拼西借了5万法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那张唱片在家躺了10年后才被“识货”的欧洲人发现，从此开启她弹奏巴赫的“传奇”。
今年6月，朱晓玫在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的巴赫墓前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国老太太，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钢琴演奏家。
朱晓玫说，多年习练巴赫，她弹得越来越自由，也越来越沉溺于多声部对话。“生活中人们谈话环境很嘈杂，但巴赫音乐中多声部却如此和谐。”
朱晓玫的演奏平和自然，声部音色处理非常到位，尤其对低声部的处理极其细腻、锐敏。“泰戈尔说得好：统一性融于多样性。巴赫的复调音乐揭示了一种生活观：要倾听每个人的声音，强者不能垄断话语权。”
“归来”
为安放左右近10排加座，上交演艺厅舞台头一回由长条形缩至正方形，一架黑色“斯坦威”几乎被座椅包围。
开演前40分钟，已有听众静候场内；到灯光渐暗时，这种等待近乎窒息。
演出时间已过了7分钟，舞台一侧大门才缓缓打开。朱晓玫一袭皂色中式绸装，安安静静走向舞台中央，她一脸拘谨，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双手合十。
游子终于归来，上海多等了她7分钟，她等了上海60年。
“我生在上海，母亲抱怨了一辈子想回但没回成，这次算是还了她的愿。”
1949年生于上海，朱晓玫与共和国同龄，家中五姊妹，她排行老三，全家当年的老屋就在复兴公园后门边上，“一栋两三层的小楼”。
她的母亲是位有点小资情怀的民国女性，也是她儿时的钢琴启蒙教师。在她有限的童年记忆中，上海就是个“小巴黎”，“纷繁而高雅”。
由于父亲开的诊所维持不下，朱晓玫幼年就随全家北上投奔亲戚。她在北京学了钢琴，曾是备受看好的未来之星，但因“出身不好”，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座大礼堂，本该举办人生第一次独奏会的她，却阴差阳错开了次自我批评会。
父亲头上悬着“内定特务”的阴影，封冻了全家人的希望，她被赶到河北，上山下乡。“我那13岁的妹妹当时去了北大荒。那里田埂非常长。出工时，队长把午饭放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尽头。你要干得不快，就没吃的了。”
荒诞悲哀的日子里，她奇迹般地发现了“平均律”乐谱，冒着风险偷偷抄下，如今回看，“遇到巴赫，何其有幸！”
“生活中，那种高尚的东西，只有在音乐里找到。以前在中国，完全不把你当作一个人，随便把你关起来，巴赫的音乐里，你是一个人，平等的人。”
朱晓玫弹了半辈子“哥德堡”，巴赫陪她走出噩梦般的文革，陪她在塞纳河畔修行，也陪她在自己的祖国扬名立万。从躬身敲下第一个音符，到推向辉煌的顶点（变奏30），整场演奏溢满了浓重的“仪式感”。
变奏30，巴赫把低声部主题与两首欧洲民歌融在一起：17世纪意大利流行民歌《桌上只有萝卜白菜，我要走人了》和德国民歌《离开家已有许久》，两者旋律以对位方式互为缠绕，久远的歌词质朴有味：“一闻到卷心菜，我就想逃。要是母亲煮肉，我就留下来”，“我离开你太久了，你快回来，快回来！”
变奏30最后一个长长的重音后，咏叹调主题静静重现。长途跋涉临近终点，音乐和它的主人一样，回归最初的“故乡”，正如朱晓玫自己所言：“《哥德堡变奏曲》好像是我人生的30个章节，各种经历都能在里面找到”。
“逃离”
演奏结束，朱晓玫意外地拿起了话筒：“很多音乐界前辈都走了，他们没我这样幸运，他们没机会回到舞台上。”
她两次提到上世纪60年代去世的女钢琴家顾圣婴，追忆故人的讲话后，朱晓玫加演了一支巴赫的《慢板》，献给那些未能从浩劫中走出来的前辈们……
“慢板”弹得一点也不平静，中段上行三连音，几乎是敲出一个个问号，叩问不绝。第二天受访时，她告诉本刊记者：“选择这首曲子，因为旋律一出来，心就有哽咽的感觉，让我想起那些老前辈，他们曾经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
1980年国门初开，朱晓玫一心想着离开，“即便游泳也得出去。”
办签证是漫长的，她曾被拒签多次，从1978年等到1980年，拿到签证那刻，母亲一下就哭了。“离开北京就是生离死别，觉得不可能再回来了。”
在美国的几年，她换了35个住处，当过保姆，做过清洁工，无依无靠，“安全感得从音乐里找”。由于经济窘迫，她曾向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女长笛手提出请求，以为她家打扫卫生为条件，换得在她家钢琴上练琴的机会。
1985年左右，朱晓玫决定闯入巴黎这个梦，那里有母亲常提起的罗浮宫。“我喜爱巴黎这座城市，它对我无话不谈。但它也是一座冷酷的城市，初来乍到的人们都有被排斥和压抑之感，因为它的大，它的美，它的反差。”
巴赫唯一注释过的《哥德堡变奏曲》曾珍藏在巴黎，这座城市也有恩于朱晓玫。在那里，她遇到了伊朗巴列维国王御医的女儿，她听了朱晓玫弹奏的巴赫，收留她在家中住了五年。“她告诉我，天才是你对工作的需要，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每天练琴不仅是毅力可以达到的，得变成你人生的需要。”
30年来，朱晓玫每天清晨洗漱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到钢琴前，如晨祷般练习“哥德堡”中的一个章节，30天一轮，周而复始，从未间断。“每天至少5小时，一天不弹就六神无主，跟吸毒似的，练完琴基本就想沉默下来，Silence。”
旅居巴黎多年，朱晓玫在塞纳河畔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隐者生活。独身的她，“逃离”尘嚣，躲在音乐后面，与巴赫为伴。“朋友都说我除了会弹琴，基本就是个废物，不用手机，找不着路，电器一窍不通，每天吃什么也没主意。”
她不看电视也不上网，“但书总要看的”，闲暇时会去离家10分钟路程地卢浮宫看画，“卢浮宫的画一次不能看太多，就像吃东西不能吃太饱，仔细看一幅画就受益很大了。”
有人说她像苦行僧，但她答：“每个人对苦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认为开派对之类快乐的事，在我看来是痛苦，那么多人聚一起，谈话也不深入，嘻嘻哈哈的，多苦啊！所以朋友说：如果我们想对你不好，就为你开个surprise party！”
抱朴守拙，不仅是朱晓玫的行事风格，也是她传递音符的态度。“父亲教导我‘不要在这个世上留下痕迹’，在中国，许多老前辈都采取了这种人生态度，但我很惭愧自己没能做到。”
传媒造化，早已将这位隐者“造”成了偶像，这并非她所乐意的，她向本刊记者回忆：“首演当天我见到了曾经一起在农场劳改的老朋友，他们都没票，演出后才找到我。来音乐厅路上，很多人（黄牛）捏着一叠钞票向我推销我的演出票，我当时愤怒得不行：‘你们怎能做这种事呢！？’，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音乐都要和经济、赚钱联系在一起？这让我很愤怒！”
看样子，名声她是“逃离”不了了。如今，朱晓玫已在世界各地弹了两百多场“哥德堡”，最美好的记忆是在阿根廷科隆剧院为2000多名孩子演奏，“孩子们演唱了低声部的主题，这是整个曲子的起源，我常想，未来的人还会喜欢这支曲子吗？孩子们的歌声给了我信心，这首曲子还会传承下去。《哥德堡变奏曲》是协和万邦的普世音乐，我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在世界各地，为所有观众演奏它。”
素心人 巴赫情
文／李乃清
素朴、真切，这是朱晓玫给人的印象，亦如她指尖下的巴赫琴音。
旅居海外30载，朱晓玫终于回国了。11月9日晚，上海交响乐团演艺厅，300人小场子超负荷塞满了500余个座位，她用70分钟时间，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复现于家乡观众面前。
这是巴赫晚年的作品，以他为爱妻而作的小曲集中的一首萨拉班德舞曲为主题，发展成30段变奏，然后，缓缓地、平静地重新回到主题。这部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构最恢宏的变奏曲，曾被人誉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
听过“哥德堡”所有录音版本后，1990年，41岁的朱晓玫还是决定录一个自己的版本，她东拼西借了5万法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那张唱片在家躺了10年后才被“识货”的欧洲人发现，从此开启她弹奏巴赫的“传奇”。
今年6月，朱晓玫在莱比锡托马斯教堂的巴赫墓前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国老太太，成了全世界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钢琴演奏家。
朱晓玫说，多年习练巴赫，她弹得越来越自由，也越来越沉溺于多声部对话。“生活中人们谈话环境很嘈杂，但巴赫音乐中多声部却如此和谐。”
朱晓玫的演奏平和自然，声部音色处理非常到位，尤其对低声部的处理极其细腻、锐敏。“泰戈尔说得好：统一性融于多样性。巴赫的复调音乐揭示了一种生活观：要倾听每个人的声音，强者不能垄断话语权。”
“归来”
为安放左右近10排加座，上交演艺厅舞台头一回由长条形缩至正方形，一架黑色“斯坦威”几乎被座椅包围。
开演前40分钟，已有听众静候场内；到灯光渐暗时，这种等待近乎窒息。
演出时间已过了7分钟，舞台一侧大门才缓缓打开。朱晓玫一袭皂色中式绸装，安安静静走向舞台中央，她一脸拘谨，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双手合十。
游子终于归来，上海多等了她7分钟，她等了上海60年。
“我生在上海，母亲抱怨了一辈子想回但没回成，这次算是还了她的愿。”
1949年生于上海，朱晓玫与共和国同龄，家中五姊妹，她排行老三，全家当年的老屋就在复兴公园后门边上，“一栋两三层的小楼”。
她的母亲是位有点小资情怀的民国女性，也是她儿时的钢琴启蒙教师。在她有限的童年记忆中，上海就是个“小巴黎”，“纷繁而高雅”。
由于父亲开的诊所维持不下，朱晓玫幼年就随全家北上投奔亲戚。她在北京学了钢琴，曾是备受看好的未来之星，但因“出身不好”，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座大礼堂，本该举办人生第一次独奏会的她，却阴差阳错开了次自我批评会。
父亲头上悬着“内定特务”的阴影，封冻了全家人的希望，她被赶到河北，上山下乡。“我那13岁的妹妹当时去了北大荒。那里田埂非常长。出工时，队长把午饭放在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尽头。你要干得不快，就没吃的了。”
荒诞悲哀的日子里，她奇迹般地发现了“平均律”乐谱，冒着风险偷偷抄下，如今回看，“遇到巴赫，何其有幸！”
“生活中，那种高尚的东西，只有在音乐里找到。以前在中国，完全不把你当作一个人，随便把你关起来，巴赫的音乐里，你是一个人，平等的人。”
朱晓玫弹了半辈子“哥德堡”，巴赫陪她走出噩梦般的文革，陪她在塞纳河畔修行，也陪她在自己的祖国扬名立万。从躬身敲下第一个音符，到推向辉煌的顶点（变奏30），整场演奏溢满了浓重的“仪式感”。
变奏30，巴赫把低声部主题与两首欧洲民歌融在一起：17世纪意大利流行民歌《桌上只有萝卜白菜，我要走人了》和德国民歌《离开家已有许久》，两者旋律以对位方式互为缠绕，久远的歌词质朴有味：“一闻到卷心菜，我就想逃。要是母亲煮肉，我就留下来”，“我离开你太久了，你快回来，快回来！”
变奏30最后一个长长的重音后，咏叹调主题静静重现。长途跋涉临近终点，音乐和它的主人一样，回归最初的“故乡”，正如朱晓玫自己所言：“《哥德堡变奏曲》好像是我人生的30个章节，各种经历都能在里面找到”。
“逃离”
演奏结束，朱晓玫意外地拿起了话筒：“很多音乐界前辈都走了，他们没我这样幸运，他们没机会回到舞台上。”
她两次提到上世纪60年代去世的女钢琴家顾圣婴，追忆故人的讲话后，朱晓玫加演了一支巴赫的《慢板》，献给那些未能从浩劫中走出来的前辈们……
“慢板”弹得一点也不平静，中段上行三连音，几乎是敲出一个个问号，叩问不绝。第二天受访时，她告诉本刊记者：“选择这首曲子，因为旋律一出来，心就有哽咽的感觉，让我想起那些老前辈，他们曾经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
1980年国门初开，朱晓玫一心想着离开，“即便游泳也得出去。”
办签证是漫长的，她曾被拒签多次，从1978年等到1980年，拿到签证那刻，母亲一下就哭了。“离开北京就是生离死别，觉得不可能再回来了。”
在美国的几年，她换了35个住处，当过保姆，做过清洁工，无依无靠，“安全感得从音乐里找”。由于经济窘迫，她曾向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女长笛手提出请求，以为她家打扫卫生为条件，换得在她家钢琴上练琴的机会。
1985年左右，朱晓玫决定闯入巴黎这个梦，那里有母亲常提起的罗浮宫。“我喜爱巴黎这座城市，它对我无话不谈。但它也是一座冷酷的城市，初来乍到的人们都有被排斥和压抑之感，因为它的大，它的美，它的反差。”
巴赫唯一注释过的《哥德堡变奏曲》曾珍藏在巴黎，这座城市也有恩于朱晓玫。在那里，她遇到了伊朗巴列维国王御医的女儿，她听了朱晓玫弹奏的巴赫，收留她在家中住了五年。“她告诉我，天才是你对工作的需要，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每天练琴不仅是毅力可以达到的，得变成你人生的需要。”
30年来，朱晓玫每天清晨洗漱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到钢琴前，如晨祷般练习“哥德堡”中的一个章节，30天一轮，周而复始，从未间断。“每天至少5小时，一天不弹就六神无主，跟吸毒似的，练完琴基本就想沉默下来，Silence。”
旅居巴黎多年，朱晓玫在塞纳河畔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隐者生活。独身的她，“逃离”尘嚣，躲在音乐后面，与巴赫为伴。“朋友都说我除了会弹琴，基本就是个废物，不用手机，找不着路，电器一窍不通，每天吃什么也没主意。”
她不看电视也不上网，“但书总要看的”，闲暇时会去离家10分钟路程地卢浮宫看画，“卢浮宫的画一次不能看太多，就像吃东西不能吃太饱，仔细看一幅画就受益很大了。”
有人说她像苦行僧，但她答：“每个人对苦的理解不一样，有人认为开派对之类快乐的事，在我看来是痛苦，那么多人聚一起，谈话也不深入，嘻嘻哈哈的，多苦啊！所以朋友说：如果我们想对你不好，就为你开个surprise party！”
抱朴守拙，不仅是朱晓玫的行事风格，也是她传递音符的态度。“父亲教导我‘不要在这个世上留下痕迹’，在中国，许多老前辈都采取了这种人生态度，但我很惭愧自己没能做到。”
传媒造化，早已将这位隐者“造”成了偶像，这并非她所乐意的，她向本刊记者回忆：“首演当天我见到了曾经一起在农场劳改的老朋友，他们都没票，演出后才找到我。来音乐厅路上，很多人（黄牛）捏着一叠钞票向我推销我的演出票，我当时愤怒得不行：‘你们怎能做这种事呢！？’，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音乐都要和经济、赚钱联系在一起？这让我很愤怒！”
看样子，名声她是“逃离”不了了。如今，朱晓玫已在世界各地弹了两百多场“哥德堡”，最美好的记忆是在阿根廷科隆剧院为2000多名孩子演奏，“孩子们演唱了低声部的主题，这是整个曲子的起源，我常想，未来的人还会喜欢这支曲子吗？孩子们的歌声给了我信心，这首曲子还会传承下去。《哥德堡变奏曲》是协和万邦的普世音乐，我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在世界各地，为所有观众演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