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流浪歌手人群 独立艺人“街头梦碎”-环球日报
聚焦中国流浪歌手人群 独立艺人“街头梦碎”
在中国大陆进行演出时，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七个人要挤在一个标准间里。
歌手张小饼说：“其实我们没有钱。就为这，有些成员离开了。但留下来的人都很开心，因为我们的梦想就是每天演奏自己的音乐。”
张小饼和他的伙伴们在成都创立了“到处乱搞”乐队，成员的年龄从19岁到29岁不等。为了多赚一点钱零花或买酒，他们偶尔就会做街头表演。
街头表演也很危险。
张小饼说：“我们总是遇到城管。他们不想看到我们在辖区里表演。有时我们一看到他们就跑，但有时也会和他们谈，表明目的，并且答应不会惹麻烦。走运的话，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能自由地表演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闸北区城管说，对于那些街头歌手，有时他们也会放松管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明着说。
他说：“我们通常是安排人站在街头艺人的身边，直到他们演完。但这只能是在深夜或是在人少的地方，像外滩或地铁的换乘站，表演都是绝对禁止的。”
2008年，上海市顾问罗怀臻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提案，旨在规范街头艺人的管理，并希望能在2010年世博会施行。
罗怀臻把街头歌手分为两种，一种是残疾人或乞丐，另一种是真正的音乐人。
他说，第一种人应该通过社会福利体系来给予救济。而对于第二种人，他认为应该鼓励，甚至可以用政府财政加以支持。
但这份提案被一再搁置，从未进入正式的政府讨论。据当地媒体报道，政府称需要对管理方法做深一步探究。
同时，中国大陆地区仍没有单行法规或条例允许艺人在街头表演。
方光辉说，大概十年前，厦门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曾给街头艺人颁发过表演许可证。
他说：“90年代初期，街头歌手在厦门到处可见。气氛棒极了，但现在不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感觉很可惜。”
去年十二月份，当地政府封闭了方光辉的提供独立音乐人表演场地。现在他正忙着找个新地方。
五年前，方光辉在杨浦的一个创意园区租了一间100平米的公寓，既用来表演，也为其他的草根音乐人提供住宿，以期促进上海街头独立音乐人表演的发展。
他说：“这个国家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努力做出出色的音乐，并把这当成梦想。”
“他们自己制作自己演唱，不隶属任何唱片公司。为了谋生，他们会在不同的城市流浪，到酒吧、俱乐部甚至是街头表演。”
“这些就是过去五年里，我尽全力帮助的人。”
40岁的方光辉是上海市唯一做着这种事的人。而北京的情况则稍好一些，因为有江湖、13club和D22这些地方，专门让草根独立音乐人表演。
北京东城区的江湖俱乐部老板六九估计，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独立音乐人中，大概有百分之五在追寻着不可企及的梦想。
他说：“我们尊重那些为自己音乐梦想而活的人。我们只是尽些绵力，让一小群人听到他们的音乐。没别的了。”
绝不妥协
方光辉说，如果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演奏音乐。
他说：“我们从没想过有天会成名、赚大钱。我们开心，只是因为能演奏自己的音乐。”
“在我们看来，音乐是纯净的。我们不需要赞助商。我们绝不为钱牺牲音乐，绝不妥协。”
方光辉是“老街”乐队的主唱，这支乐队1996年在厦门成立。方光辉和他的队友们花了十多年，一起创作音乐。然后，去年转战30多个城市，演奏自己的新歌，即使收入“非常低”。
方光辉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
作为一位著名的歌手和吉他手，他可以通过教音乐来赚钱。他的学生有孩子、公司职员，也有军人。
“这个俱乐部花了我几十万，大多是借的。而且，每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加起来也有6000多。”
方光辉说：“乐队赚的钱差不多刚好够每次出演的交通、伙食和住宿费。”
“我很幸运，因为我坚持了下来，没有被困难所打到。但是，有无数人却因为吃不了苦，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方光辉曾经的音乐场地曾提供给有300多位音乐人表演过，票钱全部归表演者，他自己分文不取。
他说：“每张票30块，通常多的话能来一两百人。虽然钱不多，但对那些歌手来说却很重要。”
中国大多城市里都有一些小型演出场地，类似方光辉和刘就的俱乐部。一般情况下，所有者和表演者是熟人，场地是双方一起用为数不多的积蓄建立的。
方光辉解释说，政府从不跟他们要演出许可证，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只是一小撮人，有时地方政府根本就不会注意到。”
“还有就是我们从不以赚钱为目的。我们大多数的表演都是不赚钱的。”
贫穷
刘建自从2003年开始在上海演奏吉他。贫穷促使他创立了上海民间摇滚音乐协会，聚集了一群业余或专职的音乐人。
他们每月会在上海及浙江和江苏的临近城市举办一两场音乐会。入会者必须有至少四个个人音乐作品。
接受《上海青年报》采访时，刘建说：“现在协会有40多个成员。其中十个跟我很像，都是一开始在街头演唱，然后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但是对音乐的爱却从没变过。现在协会里有白领、大学老师和商人，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演出，我们就会再聚到一起。”
同济大学文化教授张生表示，像六九、方光辉和刘建这样的独立音乐人，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
他说：“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里，这些艺人是不可取代的。他们展示着一个国际都市的宽容和多元。表演的方式和地点是这些人的生命线，我们应该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空间。”
“这样做的好处已经有目共睹了。当代很多音乐形式，比如嘻哈音乐和乡村音乐，就是源自独立音乐人的。”
“它们从街角开始，然后逐渐风靡全球。”
但张教授表示，要让中国大陆认识到独立艺人的创造力，似乎还要一段时间。
他说：“毕竟我们还有一堆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许多人还食不果腹，根本没时间也没钱花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产业上。”
（作者：沈伟煌）
在中国大陆进行演出时，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七个人要挤在一个标准间里。
歌手张小饼说：“其实我们没有钱。就为这，有些成员离开了。但留下来的人都很开心，因为我们的梦想就是每天演奏自己的音乐。”
张小饼和他的伙伴们在成都创立了“到处乱搞”乐队，成员的年龄从19岁到29岁不等。为了多赚一点钱零花或买酒，他们偶尔就会做街头表演。
街头表演也很危险。
张小饼说：“我们总是遇到城管。他们不想看到我们在辖区里表演。有时我们一看到他们就跑，但有时也会和他们谈，表明目的，并且答应不会惹麻烦。走运的话，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就能自由地表演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闸北区城管说，对于那些街头歌手，有时他们也会放松管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明着说。
他说：“我们通常是安排人站在街头艺人的身边，直到他们演完。但这只能是在深夜或是在人少的地方，像外滩或地铁的换乘站，表演都是绝对禁止的。”
2008年，上海市顾问罗怀臻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提案，旨在规范街头艺人的管理，并希望能在2010年世博会施行。
罗怀臻把街头歌手分为两种，一种是残疾人或乞丐，另一种是真正的音乐人。
他说，第一种人应该通过社会福利体系来给予救济。而对于第二种人，他认为应该鼓励，甚至可以用政府财政加以支持。
但这份提案被一再搁置，从未进入正式的政府讨论。据当地媒体报道，政府称需要对管理方法做深一步探究。
同时，中国大陆地区仍没有单行法规或条例允许艺人在街头表演。
方光辉说，大概十年前，厦门市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曾给街头艺人颁发过表演许可证。
他说：“90年代初期，街头歌手在厦门到处可见。气氛棒极了，但现在不行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感觉很可惜。”
去年十二月份，当地政府封闭了方光辉的提供独立音乐人表演场地。现在他正忙着找个新地方。
五年前，方光辉在杨浦的一个创意园区租了一间100平米的公寓，既用来表演，也为其他的草根音乐人提供住宿，以期促进上海街头独立音乐人表演的发展。
他说：“这个国家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努力做出出色的音乐，并把这当成梦想。”
“他们自己制作自己演唱，不隶属任何唱片公司。为了谋生，他们会在不同的城市流浪，到酒吧、俱乐部甚至是街头表演。”
“这些就是过去五年里，我尽全力帮助的人。”
40岁的方光辉是上海市唯一做着这种事的人。而北京的情况则稍好一些，因为有江湖、13club和D22这些地方，专门让草根独立音乐人表演。
北京东城区的江湖俱乐部老板六九估计，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独立音乐人中，大概有百分之五在追寻着不可企及的梦想。
他说：“我们尊重那些为自己音乐梦想而活的人。我们只是尽些绵力，让一小群人听到他们的音乐。没别的了。”
绝不妥协
方光辉说，如果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演奏音乐。
他说：“我们从没想过有天会成名、赚大钱。我们开心，只是因为能演奏自己的音乐。”
“在我们看来，音乐是纯净的。我们不需要赞助商。我们绝不为钱牺牲音乐，绝不妥协。”
方光辉是“老街”乐队的主唱，这支乐队1996年在厦门成立。方光辉和他的队友们花了十多年，一起创作音乐。然后，去年转战30多个城市，演奏自己的新歌，即使收入“非常低”。
方光辉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他不用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
作为一位著名的歌手和吉他手，他可以通过教音乐来赚钱。他的学生有孩子、公司职员，也有军人。
“这个俱乐部花了我几十万，大多是借的。而且，每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加起来也有6000多。”
方光辉说：“乐队赚的钱差不多刚好够每次出演的交通、伙食和住宿费。”
“我很幸运，因为我坚持了下来，没有被困难所打到。但是，有无数人却因为吃不了苦，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方光辉曾经的音乐场地曾提供给有300多位音乐人表演过，票钱全部归表演者，他自己分文不取。
他说：“每张票30块，通常多的话能来一两百人。虽然钱不多，但对那些歌手来说却很重要。”
中国大多城市里都有一些小型演出场地，类似方光辉和刘就的俱乐部。一般情况下，所有者和表演者是熟人，场地是双方一起用为数不多的积蓄建立的。
方光辉解释说，政府从不跟他们要演出许可证，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只是一小撮人，有时地方政府根本就不会注意到。”
“还有就是我们从不以赚钱为目的。我们大多数的表演都是不赚钱的。”
贫穷
刘建自从2003年开始在上海演奏吉他。贫穷促使他创立了上海民间摇滚音乐协会，聚集了一群业余或专职的音乐人。
他们每月会在上海及浙江和江苏的临近城市举办一两场音乐会。入会者必须有至少四个个人音乐作品。
接受《上海青年报》采访时，刘建说：“现在协会有40多个成员。其中十个跟我很像，都是一开始在街头演唱，然后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但是对音乐的爱却从没变过。现在协会里有白领、大学老师和商人，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演出，我们就会再聚到一起。”
同济大学文化教授张生表示，像六九、方光辉和刘建这样的独立音乐人，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
他说：“在纽约这样的城市里，这些艺人是不可取代的。他们展示着一个国际都市的宽容和多元。表演的方式和地点是这些人的生命线，我们应该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空间。”
“这样做的好处已经有目共睹了。当代很多音乐形式，比如嘻哈音乐和乡村音乐，就是源自独立音乐人的。”
“它们从街角开始，然后逐渐风靡全球。”
但张教授表示，要让中国大陆认识到独立艺人的创造力，似乎还要一段时间。
他说：“毕竟我们还有一堆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许多人还食不果腹，根本没时间也没钱花在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产业上。”
（作者：沈伟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