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钟永丰：市面上有太多与现实无涉的流行音乐
林生祥和钟永丰是同乡，都来自台湾高雄县美浓镇，一个种满水稻、烟草、香蕉和柠檬的客家村落，一个有大片山林大片农场的地方。
钟永丰是永字辈，一个“丰”字寓意丰收、丰富，曾让他颇为得意，结果发现街上许多小商贩都与他同名；林生祥是祥字辈，算命师傅没算出来他五行缺什么，父亲就笼统给了他一个“生”字。两个名字都透着一点乡土味，不像大多数台湾人取名喜欢用堂皇的形容词。
他们都毕业于台北淡江大学，但在学校里并不相识。钟永丰比林生祥早几年毕业，他的专业是土木工程，而林生祥学的是交通管理。林生祥在校园里一直玩音乐，他当时崇拜Pink Floyd，一度想做迷幻摇滚，组了一个乐队，名叫“前观子音乐坑”。
家乡庄头的三山国王庙每年要给神明的诞辰庆生，以前都是请脱衣舞娘助兴，某年突然把林生祥的乐队叫回去演出，结果好多人跑到台前指着他骂，嚷嚷说这种没有锣鼓唢呐的歌怎么能唱给神明听。好几百人的场子一哄而散，剩下的人，七个是他的家人，四个是他的朋友。
林生祥很难过，觉得他的音乐“可能回不了家了”。他戏称这是“三山国王庙事件”，是他转身回头、寻找音乐根源的开始。
其实，他大二时就写出了第一首客家歌曲，写的是想念家乡的心情，但他妈妈竟然说“难听死了！”每天下地干活的乡村妇人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动听。“我以为妈妈会喜欢，结果她不，原来她们不会想要把工作的辛苦唱出来。”林生祥说。但钟永丰想得更多：“日常生活在他们来看是稀疏平常的，但从别人的观点来看，其实非常了不起。通过书写他们，能让社会来肯定他们的意义。”
1998年，林生祥解散乐队，回到美浓，乡亲们都以为这个大学毕业生只是闹着玩、迟早要回城。但他爽快地把乐队在校园音乐会上挣来的门票钱交给“美浓爱乡协进会”，跟着钟永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水库运动。在他加入之前，美浓的村民已经抗争了七年。早在1991年，为了提供工业用水，台湾当局便决定斥巨资在美浓村庄旁修建大水库。
林生祥的加入为整个运动带来了嘹亮的山歌。钟永丰写词，林生祥谱曲，也成了他们延续至今的合作方式。他们唱客家人在美浓安家立业的历史，唱一位老农去“立法院”请愿的心情，唱请愿现场群情激奋的士气。“我们唱得眼睛发亮，我们唱得心头顺顺，唱到高楼变青山，唱到大路变河流。”这是其中的一句歌词。
两人组成了新乐队，名为“交工乐队”，交工的意思就是各家各户在农忙时互相搭把手。1999年，在乡亲们出钱出力的帮忙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面世。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水库议案被取消，反水库运动终获成功。他们的专辑也获得了当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制作人奖。
这是两人合作的起点，也是音乐与社会运动的一次成功连结。此后，林生祥继续从山歌、八音、北管、唢呐中获取灵感，而钟永丰继续用客家大白话讲故事。
第二张专辑《菊花夜行军》讲的是从都市无奈归乡的小伙儿阿成以种植菊花为生，第三张专辑《临暗》讲的也是进城务工农民在都市寻梦的挫折，第四张《种树》为种植树木与稻米的人而歌，第五张《野生》唱尽了妈妈婆婆那一代客家女性的生命。他们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客家话，在台湾、内地和海外赢得了格外认真的聆听。
二十多年合作下来，两人联袂拿下九座金曲奖，其中最近的两座被他们拒领，以此来抗议用族群作为奖项分类，而奖金则被他们分赠给几个支持美浓农业发展的公共团体。
他们最新的专辑《大地书房》是向台湾乡土文学的奠基人钟理和致敬。钟理和也是他们的同乡，两人都是读着他的小说长大，林生祥第一次进影院看的就是以钟理和为原型的电影《原乡人》。钟理和小说里有个竹头庄，就是林生祥现在的住处，那里离钟理和夫人的老家也只有200公尺，林生祥还常常带着太太和女儿去钟理和故居附近散步。他说：“我们还是生活在钟理和描写的文学场景之中。”
有人质疑他们最近的创作与社会议题渐行渐远，林生祥解释说：“广义来看，文学也是一个社会议题，我希望透过音乐来引介更多的人去认识钟理和的作品，去接近文学，接近美好的东西。”而钟永丰说：“钟理和对于美浓的意义，不仅仅是以美浓为场景写了很多关于美浓的故事，他甚至有点像一个人类学家，是第一个系统地收集美浓民谣的前辈，这奠定了我们后来对于民谣的态度和理解，他是非常重要的先行者。”
和钟理和一样，林生祥、钟永丰也都是从美浓的土壤里翻掘养分的人。
在20世纪中后期，整个台湾的城乡关系发生断裂之际，他们的词曲一再重申乡村的存在感，在“辞别这个哮喘的都市”之后，试图找回失落的温情。钟永丰说：“就好像我们买稻子，不只是买了一包米而已，还有买那块土地，与那块土地相关的所有的故事、所以的信仰、所有的风景。”
有网友评论，“他们的音乐颇有些植物的习性”。走不出家乡，离不开土地，柔韧的根扎在土里。不论在哪里开唱，林生祥和他的乐手们总是穿着松垮的服装，温吞地和观众互动，不修边幅地唱着：“月光光，心慌慌，故乡在远方。”
《外滩画报》=B
林生祥=L
钟永丰=Z
艺术要面对具体的人类生存
B：很多人记住你们是因为早期介入社会运动，以及后来拒领金曲奖，会不会担心听众忽略了音乐本身？
L：学音乐的知识和技巧其实是为了要表达我们的想法、态度和价值，透过文字、建筑、舞蹈等艺术媒材去承载人在思考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反过来说，音乐人因为关注社会议题而受到瞩目，但如果在美学上没有一定水准，作品还是留不下来。这是一个平衡。
Z：我觉得这是因为市面上有太多跟现实无涉的流行音乐，别人才分辨出我们的音乐特别关注社会议题。但艺术从来都是关注社会的，即便是西方的歌剧都有一些很具体的历史或社会事件。我反而觉得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强调艺术的整体性，面对艺术形式的发展，也面对具体的人类生存。
B：可以说社会运动成就了你们？
L：我幸运地跟到了那个运动最激烈的时刻，也正因为是最激烈的时刻，我们选择了一种文化的方式去参与历史，才让音乐界注意到我们。另外，我把很多的传统打击乐器摇滚化了，比如唢呐、月琴，过去台湾很少有这样的音乐形式。所以，有很多因素让交工乐队被社会看见。
Z：所谓运动其实是一个偶然性与必然性对话的艺术。你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出现，只有不断地敞开心胸，面对一切的可能。艺术在社会运动里是迟早会发生的，有时候是纪录片，有时候是壁画，有时候是一个音乐家。
B：现在有很多论文都在研究你们的音乐，你们会看吗？
L：我就是随便翻翻。有时候那些论文太深奥了，而我是喜欢看故事书、看小说的人。
Z：我会看。这是另外一种对话。
B：坊间几乎没有关于你们的音乐的负面评论，你们怎么看？
L：华人的音乐世界，喜欢可以表达，不喜欢也不会骂你。鲍勃·迪伦倒是被批得蛮惨的，从年轻一直到老。如果有乐评来批评，是很好的事情。
Z：这么多年来没有看到比较犀利尖锐的评论，我觉得是一个遗憾，我也不知道是我们的作品不够好还是评论环境不够成熟，或许两者都有吧。我希望有人能针对我们的作品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批判，即便只是赞美，深刻性还是有所欠缺。有时候你觉得你悟出来某些新的方法论，可是一大堆说你好的朋友里面没人看出这一点，也觉得很闷。
通过音乐看到故乡
B：用歌把人惹哭的感觉如何？
Z：如果他们会哭恐怕不是被我感动，恐怕是他们看到自己，看到真实的自己，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自己。这也是我的期待，我不是写东西来感动你，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你看到你自己，你自己感动自己。
L：我听一些我喜欢的音乐也一样，眼泪还是会掉下来。我觉得被一个东西感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B：在KTV里唱流行歌也会被感动落泪，这区别又在哪里？
Z：通过我们的音乐，他们看到的不会只是他自己，他也能看到他的朋友、他的父母，看到他的故乡，看到很多跟他有关系的人，是一种集体感更强的内在感动。
B：内地很多年轻人都面临一种困境，所谓“回不去的家乡”，你们会有吗？
Z：两岸恐怕有相同的问题，只是时间轴不一样。在台湾，回乡曾经也那么困难那么痛苦那么失落，从70年代以来，每一代都曾经发生青年知识分子返乡的运动。1990年之后，都市的房价物价越来越高，实际的薪资所得不断下降，年轻人都要面对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促使很多人放弃都市回到农村，也有很多失落、疑问、否定和自我否定的社会压力。但当时的台湾社会已经开始反省和批判50年代到90年代那段所谓的发展主义高峰，并不认为待在都市里工作是追求生命价值的唯一方式。所以，比我们年轻一辈的年轻人回去农村的心态远比我们健康平和，家长的态度和认识也比以前要进步很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B：你们现在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城市演出，这会造成某种冲突感吗？
L：鲍勃·迪伦说过：移动有助于创作。如果我从头到尾都呆在美浓乡下，对这个社会就没有立体感。我先有农村的童年，再到城市里去念书，就会有反差，从大城市再回乡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的角度。如果一直在城市，就难看到立体的农村，如果一直在农村，也很难看到真正的农村。
B：这些年，家乡美浓有什么变化？
Z：好的和不好的变化都有。不好的部分是美浓太有名了，风景也好，很多都市有钱人在那里买地、住豪宅，这也是整个台湾社会的问题。好的方面在于十几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回去，他们从事的各种NGO不仅对美浓有很重要的作用，对全台湾类似的工作有非常大的贡献。
钟永丰是永字辈，一个“丰”字寓意丰收、丰富，曾让他颇为得意，结果发现街上许多小商贩都与他同名；林生祥是祥字辈，算命师傅没算出来他五行缺什么，父亲就笼统给了他一个“生”字。两个名字都透着一点乡土味，不像大多数台湾人取名喜欢用堂皇的形容词。
他们都毕业于台北淡江大学，但在学校里并不相识。钟永丰比林生祥早几年毕业，他的专业是土木工程，而林生祥学的是交通管理。林生祥在校园里一直玩音乐，他当时崇拜Pink Floyd，一度想做迷幻摇滚，组了一个乐队，名叫“前观子音乐坑”。
家乡庄头的三山国王庙每年要给神明的诞辰庆生，以前都是请脱衣舞娘助兴，某年突然把林生祥的乐队叫回去演出，结果好多人跑到台前指着他骂，嚷嚷说这种没有锣鼓唢呐的歌怎么能唱给神明听。好几百人的场子一哄而散，剩下的人，七个是他的家人，四个是他的朋友。
林生祥很难过，觉得他的音乐“可能回不了家了”。他戏称这是“三山国王庙事件”，是他转身回头、寻找音乐根源的开始。
其实，他大二时就写出了第一首客家歌曲，写的是想念家乡的心情，但他妈妈竟然说“难听死了！”每天下地干活的乡村妇人并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动听。“我以为妈妈会喜欢，结果她不，原来她们不会想要把工作的辛苦唱出来。”林生祥说。但钟永丰想得更多：“日常生活在他们来看是稀疏平常的，但从别人的观点来看，其实非常了不起。通过书写他们，能让社会来肯定他们的意义。”
1998年，林生祥解散乐队，回到美浓，乡亲们都以为这个大学毕业生只是闹着玩、迟早要回城。但他爽快地把乐队在校园音乐会上挣来的门票钱交给“美浓爱乡协进会”，跟着钟永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水库运动。在他加入之前，美浓的村民已经抗争了七年。早在1991年，为了提供工业用水，台湾当局便决定斥巨资在美浓村庄旁修建大水库。
林生祥的加入为整个运动带来了嘹亮的山歌。钟永丰写词，林生祥谱曲，也成了他们延续至今的合作方式。他们唱客家人在美浓安家立业的历史，唱一位老农去“立法院”请愿的心情，唱请愿现场群情激奋的士气。“我们唱得眼睛发亮，我们唱得心头顺顺，唱到高楼变青山，唱到大路变河流。”这是其中的一句歌词。
两人组成了新乐队，名为“交工乐队”，交工的意思就是各家各户在农忙时互相搭把手。1999年，在乡亲们出钱出力的帮忙下，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面世。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水库议案被取消，反水库运动终获成功。他们的专辑也获得了当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制作人奖。
这是两人合作的起点，也是音乐与社会运动的一次成功连结。此后，林生祥继续从山歌、八音、北管、唢呐中获取灵感，而钟永丰继续用客家大白话讲故事。
第二张专辑《菊花夜行军》讲的是从都市无奈归乡的小伙儿阿成以种植菊花为生，第三张专辑《临暗》讲的也是进城务工农民在都市寻梦的挫折，第四张《种树》为种植树木与稻米的人而歌，第五张《野生》唱尽了妈妈婆婆那一代客家女性的生命。他们用大多数人听不懂的客家话，在台湾、内地和海外赢得了格外认真的聆听。
二十多年合作下来，两人联袂拿下九座金曲奖，其中最近的两座被他们拒领，以此来抗议用族群作为奖项分类，而奖金则被他们分赠给几个支持美浓农业发展的公共团体。
他们最新的专辑《大地书房》是向台湾乡土文学的奠基人钟理和致敬。钟理和也是他们的同乡，两人都是读着他的小说长大，林生祥第一次进影院看的就是以钟理和为原型的电影《原乡人》。钟理和小说里有个竹头庄，就是林生祥现在的住处，那里离钟理和夫人的老家也只有200公尺，林生祥还常常带着太太和女儿去钟理和故居附近散步。他说：“我们还是生活在钟理和描写的文学场景之中。”
有人质疑他们最近的创作与社会议题渐行渐远，林生祥解释说：“广义来看，文学也是一个社会议题，我希望透过音乐来引介更多的人去认识钟理和的作品，去接近文学，接近美好的东西。”而钟永丰说：“钟理和对于美浓的意义，不仅仅是以美浓为场景写了很多关于美浓的故事，他甚至有点像一个人类学家，是第一个系统地收集美浓民谣的前辈，这奠定了我们后来对于民谣的态度和理解，他是非常重要的先行者。”
和钟理和一样，林生祥、钟永丰也都是从美浓的土壤里翻掘养分的人。
在20世纪中后期，整个台湾的城乡关系发生断裂之际，他们的词曲一再重申乡村的存在感，在“辞别这个哮喘的都市”之后，试图找回失落的温情。钟永丰说：“就好像我们买稻子，不只是买了一包米而已，还有买那块土地，与那块土地相关的所有的故事、所以的信仰、所有的风景。”
有网友评论，“他们的音乐颇有些植物的习性”。走不出家乡，离不开土地，柔韧的根扎在土里。不论在哪里开唱，林生祥和他的乐手们总是穿着松垮的服装，温吞地和观众互动，不修边幅地唱着：“月光光，心慌慌，故乡在远方。”
《外滩画报》=B
林生祥=L
钟永丰=Z
艺术要面对具体的人类生存
B：很多人记住你们是因为早期介入社会运动，以及后来拒领金曲奖，会不会担心听众忽略了音乐本身？
L：学音乐的知识和技巧其实是为了要表达我们的想法、态度和价值，透过文字、建筑、舞蹈等艺术媒材去承载人在思考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想做的事情。反过来说，音乐人因为关注社会议题而受到瞩目，但如果在美学上没有一定水准，作品还是留不下来。这是一个平衡。
Z：我觉得这是因为市面上有太多跟现实无涉的流行音乐，别人才分辨出我们的音乐特别关注社会议题。但艺术从来都是关注社会的，即便是西方的歌剧都有一些很具体的历史或社会事件。我反而觉得我们在做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强调艺术的整体性，面对艺术形式的发展，也面对具体的人类生存。
B：可以说社会运动成就了你们？
L：我幸运地跟到了那个运动最激烈的时刻，也正因为是最激烈的时刻，我们选择了一种文化的方式去参与历史，才让音乐界注意到我们。另外，我把很多的传统打击乐器摇滚化了，比如唢呐、月琴，过去台湾很少有这样的音乐形式。所以，有很多因素让交工乐队被社会看见。
Z：所谓运动其实是一个偶然性与必然性对话的艺术。你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出现，只有不断地敞开心胸，面对一切的可能。艺术在社会运动里是迟早会发生的，有时候是纪录片，有时候是壁画，有时候是一个音乐家。
B：现在有很多论文都在研究你们的音乐，你们会看吗？
L：我就是随便翻翻。有时候那些论文太深奥了，而我是喜欢看故事书、看小说的人。
Z：我会看。这是另外一种对话。
B：坊间几乎没有关于你们的音乐的负面评论，你们怎么看？
L：华人的音乐世界，喜欢可以表达，不喜欢也不会骂你。鲍勃·迪伦倒是被批得蛮惨的，从年轻一直到老。如果有乐评来批评，是很好的事情。
Z：这么多年来没有看到比较犀利尖锐的评论，我觉得是一个遗憾，我也不知道是我们的作品不够好还是评论环境不够成熟，或许两者都有吧。我希望有人能针对我们的作品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批判，即便只是赞美，深刻性还是有所欠缺。有时候你觉得你悟出来某些新的方法论，可是一大堆说你好的朋友里面没人看出这一点，也觉得很闷。
通过音乐看到故乡
B：用歌把人惹哭的感觉如何？
Z：如果他们会哭恐怕不是被我感动，恐怕是他们看到自己，看到真实的自己，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自己。这也是我的期待，我不是写东西来感动你，我是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让你看到你自己，你自己感动自己。
L：我听一些我喜欢的音乐也一样，眼泪还是会掉下来。我觉得被一个东西感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B：在KTV里唱流行歌也会被感动落泪，这区别又在哪里？
Z：通过我们的音乐，他们看到的不会只是他自己，他也能看到他的朋友、他的父母，看到他的故乡，看到很多跟他有关系的人，是一种集体感更强的内在感动。
B：内地很多年轻人都面临一种困境，所谓“回不去的家乡”，你们会有吗？
Z：两岸恐怕有相同的问题，只是时间轴不一样。在台湾，回乡曾经也那么困难那么痛苦那么失落，从70年代以来，每一代都曾经发生青年知识分子返乡的运动。1990年之后，都市的房价物价越来越高，实际的薪资所得不断下降，年轻人都要面对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促使很多人放弃都市回到农村，也有很多失落、疑问、否定和自我否定的社会压力。但当时的台湾社会已经开始反省和批判50年代到90年代那段所谓的发展主义高峰，并不认为待在都市里工作是追求生命价值的唯一方式。所以，比我们年轻一辈的年轻人回去农村的心态远比我们健康平和，家长的态度和认识也比以前要进步很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B：你们现在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城市演出，这会造成某种冲突感吗？
L：鲍勃·迪伦说过：移动有助于创作。如果我从头到尾都呆在美浓乡下，对这个社会就没有立体感。我先有农村的童年，再到城市里去念书，就会有反差，从大城市再回乡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的角度。如果一直在城市，就难看到立体的农村，如果一直在农村，也很难看到真正的农村。
B：这些年，家乡美浓有什么变化？
Z：好的和不好的变化都有。不好的部分是美浓太有名了，风景也好，很多都市有钱人在那里买地、住豪宅，这也是整个台湾社会的问题。好的方面在于十几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回去，他们从事的各种NGO不仅对美浓有很重要的作用，对全台湾类似的工作有非常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