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独立,可能是另一种矫情

所谓独立,可能是另一种矫情
还在2000年前早些时候,胡吗个,一个来自湖北鄂西北漂青年用一个四轨录音机、一把吉他和一张走调的嗓子录制了一张叫《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专辑。据说这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乐评界一片哗然,很多人对胡吗个那种方言唱法和怪异曲风一时失语,不知如何评价。后来李皖在《用方言歌唱》一文中如此评价他,胡吗个的突然出现就像当初的崔健,他的歌词、曲调、演奏,居然没有可比附的同类。
然而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胡吗个,而是衣湿乐队和他们的首张专辑《衣湿是个好乐队》。衣湿,奇奇怪怪的名字,据他们自己介绍,衣湿=(兽)医+(民办教)师,牵强附会的说,这是由一个兽医和一个老师组成的乐队。这支乐队的主要特色和胡吗个一样,是用方言唱歌,但他们唱的不太好。
很多人就要问了,这不是一张“具有浓郁的宜宾地方特色,饱含丰富音乐元素,充满草根气质和人文关怀”的独立音乐专辑吗,怎么就不好了呢。我想说的是,的确,这些都有,但只是皮相。这张专辑在独立的表皮之后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山寨专辑。说它山寨,不是因为它是独立制作发行的,而是因为它的内容的贫乏和内涵的平庸。它又一次充分证明,主流之外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独立,它可能是非主流;地下的音乐并不一定是独立,它可能是山寨,与网络上的口水歌没什么区别。
《衣湿是个好乐队》,且不说封面上丑到令人蛋疼的毛少将手写字体专辑名字和由这个名字散发出来的自吹自嘘、沾沾自喜的恶俗气息,开篇一曲《湿衣》,“泛黄的相片、尘封、青春的歌声、迷惘”,烂俗矫情的歌词配上流行的曲调唱腔,无比扭捏纠结的歌声让人不禁嗅出三流港台歌手那种欲语含羞,扭捏作态的口水情感气息,“忧伤浸透他的脸”啊,少男情怀总是诗,多么一副纯情小正太形象啊。再到《从前有座山》,套用民间故事与民间曲调,看起来满独特的哈,“菜花蛇咬得奇猫(青蛙)造孽哦”,“菜花蛇”与“青蛙分别喻指城管和小贩、老板和大学生,然后就没了。这种轻描淡写的现实讽喻只是触及生活的表面,而期待中对现实本质的描摹与观察却在一片欢快音乐中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文化病》是衣湿比较得意的一首歌,开头某大师的一段人声采样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文化病”这种批评题材在很多摇滚音乐人的歌曲中也得到体现,如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衣湿眼中的文化病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人们的信条是今不如昔,他们崇尚古老和神秘,不相信逻辑和证据。每当他们遇到了问题,什么也不需要考虑,翻一翻破旧的经史和子集,老祖宗的智慧亚克西。”我对此隔靴搔痒的“炒冷饭”的行为非常愤怒,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所反映的文化病完全与现实和时代脱节的。明眼人不妨睁眼看看,我们的文化中还剩多少传统的东西,我们的头脑中还有多少老祖宗的智慧。这个国度现在是急躁躁的驶上了快车道,这个国度的人们在一片着急忙慌中几乎忘了曾有的五千年的文化。衣湿乐队仅仅根据某大师的妖言就有感而发对时代,对文化进行诊断,乱开药方实在是有悖于现实常识。
《打群架》我就不想评价了,这种以地方特色为噱头的歌曲实在是令人生厌,透过一片闹哄哄的歌声,那种内在的苍白和无趣还是赫然醒目,无法掩盖。《放了我》和《唯物主义》的毛病还是和前面的《湿衣》一样,过于矫情,表面上杂糅了民歌、流行歌曲、红色歌曲、地方戏曲等多元形式和音乐元素,拼贴嫁接得生硬古怪,浮略于生活表象的描写与吟唱,苍白乏味至极,尽管搞个内容芜杂加方言特色,但仍然掩盖不了这张专辑整体的贫弱和平庸。而衣湿乐队那种沉溺于自我欣赏与自我表扬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化内容实在让人讨厌。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张拙劣的专辑竟打着“独立”的幌子出来欺名盗世。
说到独立,很多人不断强调“独立是种态度,是一种精神”,此话不假,可听者归根到底欣赏的不是你的态度而是你的作品。你坚持的是黄金还是狗屎,有谁会在乎呢。自身实力不够,于是打哈哈,一团和气的以嬉皮笑脸来博得听者的亲近和部分托儿的臭捧,进而以“独立”的光辉面目示人,粗浅、平庸的音乐内涵由此被掩盖。而所谓的假仁假义的“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成为无趣、乏味、平庸作品花里胡哨的涂料。用心何其毒也!剑走偏锋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路数,只是“终南捷径”并不是谁都能走上一遭。胡吗个之后,用方言唱歌而为人所知的有杨一、顶楼的马戏团、山人、五条人,到衣湿,不过是一蟹不如一蟹。衣湿以方言歌唱这种讨巧的方式玩音乐,自娱自乐另当别论,但是打着“独立”、“先锋”的幌子出来混难免要被人戳穿面目。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那种小聪明的卖弄,不停的抖机灵,一点正经都没有的音乐着实令人反感生厌。戏谑、调侃、胡来,“搞笑、好玩、很屌”成了最终的要义,音乐的本质被忽略,音乐的内涵被娱乐化,而音乐的态度,所谓的独立态度,成了另一种矫情。这种矫情就是自我主动标签化,左冲右突、上蹿下跳告诉别人:“我很特别”、“我很牛逼”、“听我的歌很有品位”、“快来买我的专辑吧!”
文/李小建
还在2000年前早些时候,胡吗个,一个来自湖北鄂西北漂青年用一个四轨录音机、一把吉他和一张走调的嗓子录制了一张叫《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专辑。据说这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乐评界一片哗然,很多人对胡吗个那种方言唱法和怪异曲风一时失语,不知如何评价。后来李皖在《用方言歌唱》一文中如此评价他,胡吗个的突然出现就像当初的崔健,他的歌词、曲调、演奏,居然没有可比附的同类。
然而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胡吗个,而是衣湿乐队和他们的首张专辑《衣湿是个好乐队》。衣湿,奇奇怪怪的名字,据他们自己介绍,衣湿=(兽)医+(民办教)师,牵强附会的说,这是由一个兽医和一个老师组成的乐队。这支乐队的主要特色和胡吗个一样,是用方言唱歌,但他们唱的不太好。
很多人就要问了,这不是一张“具有浓郁的宜宾地方特色,饱含丰富音乐元素,充满草根气质和人文关怀”的独立音乐专辑吗,怎么就不好了呢。我想说的是,的确,这些都有,但只是皮相。这张专辑在独立的表皮之后是一张彻头彻尾的山寨专辑。说它山寨,不是因为它是独立制作发行的,而是因为它的内容的贫乏和内涵的平庸。它又一次充分证明,主流之外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独立,它可能是非主流;地下的音乐并不一定是独立,它可能是山寨,与网络上的口水歌没什么区别。
《衣湿是个好乐队》,且不说封面上丑到令人蛋疼的毛少将手写字体专辑名字和由这个名字散发出来的自吹自嘘、沾沾自喜的恶俗气息,开篇一曲《湿衣》,“泛黄的相片、尘封、青春的歌声、迷惘”,烂俗矫情的歌词配上流行的曲调唱腔,无比扭捏纠结的歌声让人不禁嗅出三流港台歌手那种欲语含羞,扭捏作态的口水情感气息,“忧伤浸透他的脸”啊,少男情怀总是诗,多么一副纯情小正太形象啊。再到《从前有座山》,套用民间故事与民间曲调,看起来满独特的哈,“菜花蛇咬得奇猫(青蛙)造孽哦”,“菜花蛇”与“青蛙分别喻指城管和小贩、老板和大学生,然后就没了。这种轻描淡写的现实讽喻只是触及生活的表面,而期待中对现实本质的描摹与观察却在一片欢快音乐中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文化病》是衣湿比较得意的一首歌,开头某大师的一段人声采样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文化病”这种批评题材在很多摇滚音乐人的歌曲中也得到体现,如罗大佑的《现象七十二变》。衣湿眼中的文化病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人们的信条是今不如昔,他们崇尚古老和神秘,不相信逻辑和证据。每当他们遇到了问题,什么也不需要考虑,翻一翻破旧的经史和子集,老祖宗的智慧亚克西。”我对此隔靴搔痒的“炒冷饭”的行为非常愤怒,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所反映的文化病完全与现实和时代脱节的。明眼人不妨睁眼看看,我们的文化中还剩多少传统的东西,我们的头脑中还有多少老祖宗的智慧。这个国度现在是急躁躁的驶上了快车道,这个国度的人们在一片着急忙慌中几乎忘了曾有的五千年的文化。衣湿乐队仅仅根据某大师的妖言就有感而发对时代,对文化进行诊断,乱开药方实在是有悖于现实常识。
《打群架》我就不想评价了,这种以地方特色为噱头的歌曲实在是令人生厌,透过一片闹哄哄的歌声,那种内在的苍白和无趣还是赫然醒目,无法掩盖。《放了我》和《唯物主义》的毛病还是和前面的《湿衣》一样,过于矫情,表面上杂糅了民歌、流行歌曲、红色歌曲、地方戏曲等多元形式和音乐元素,拼贴嫁接得生硬古怪,浮略于生活表象的描写与吟唱,苍白乏味至极,尽管搞个内容芜杂加方言特色,但仍然掩盖不了这张专辑整体的贫弱和平庸。而衣湿乐队那种沉溺于自我欣赏与自我表扬的低级趣味和庸俗化内容实在让人讨厌。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张拙劣的专辑竟打着“独立”的幌子出来欺名盗世。
说到独立,很多人不断强调“独立是种态度,是一种精神”,此话不假,可听者归根到底欣赏的不是你的态度而是你的作品。你坚持的是黄金还是狗屎,有谁会在乎呢。自身实力不够,于是打哈哈,一团和气的以嬉皮笑脸来博得听者的亲近和部分托儿的臭捧,进而以“独立”的光辉面目示人,粗浅、平庸的音乐内涵由此被掩盖。而所谓的假仁假义的“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成为无趣、乏味、平庸作品花里胡哨的涂料。用心何其毒也!剑走偏锋未尝不是一个好的路数,只是“终南捷径”并不是谁都能走上一遭。胡吗个之后,用方言唱歌而为人所知的有杨一、顶楼的马戏团、山人、五条人,到衣湿,不过是一蟹不如一蟹。衣湿以方言歌唱这种讨巧的方式玩音乐,自娱自乐另当别论,但是打着“独立”、“先锋”的幌子出来混难免要被人戳穿面目。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那种小聪明的卖弄,不停的抖机灵,一点正经都没有的音乐着实令人反感生厌。戏谑、调侃、胡来,“搞笑、好玩、很屌”成了最终的要义,音乐的本质被忽略,音乐的内涵被娱乐化,而音乐的态度,所谓的独立态度,成了另一种矫情。这种矫情就是自我主动标签化,左冲右突、上蹿下跳告诉别人:“我很特别”、“我很牛逼”、“听我的歌很有品位”、“快来买我的专辑吧!”
文/李小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