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衣湿
在“音乐人”门槛越来越低的今天，想见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早已可遇而不可求。幸运的是，衣湿乐队正是由两位真正的“艺术家”合作组建而成。他们的首张专辑《衣湿是个好乐队》收录了六首单曲，艺术风格上摇曳多姿而又和谐统一。主题跨度极大，其丰富饱满早已超越了一般流行乐队滥俗的无病呻吟。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精神贯穿始终，为华语乐坛近年来所罕见。
打开这张专辑，首先不得不谈的就是其浓郁的宜宾地方特色。在如今的华语乐坛，将地方特色融入创作的做法已屡见不鲜，但往往噱头大于实质，甚至多有流于贩卖伪民俗的媚俗之举。具体做法上不外乎：用方言演唱（西北？云南？）；歌词中点缀地方风貌（草原？戈壁？）；旋律上套用民歌戏曲（陕西秦腔？蒙古长调？）。这样的一些所谓地方特色，流于表面，缺乏时代感。
而衣湿乐队则真正做到了从生命本源的体验出发，词曲直指宜宾这个长江流域三线城市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所处的人文困境。不难联想到，这一境遇与三十年前台湾社会的状态极为相似，类似的母题同样出现在当时的台湾流行乐坛。“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至今仍是经典。
与之相比，衣湿乐队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从表现形式上没有那么直露激烈，却借助小城青年日常生活的白描（《打群架》）和自白（《放了我》），更加深刻和生动的描绘了小城青年的前途困顿和精神迷惘（《打群架》的创作者游淼甚至担心：这样一首批判和反思的歌曲，会不会因为过于真实生动的描写反而招致宜宾青少年的盲目模仿？）。他们被迫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无从反抗，不得不逃避现实。《从前有座山》更像是一部小城青年“归去来”的心灵史，一首“天高地阔，举目无门”的哀歌。其歌词脱胎自那首人人皆知、循环反复的儿歌，借以讽喻现实生活的无意义循环，唱尽了一代人的百年孤独。
源于这样极具地方特色的创作动机，诸如宜宾方言之类的地方元素自然也就妥贴合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衣湿乐队对这些地方元素绝非简单粗暴的拿来就用，而是在旋律的经营上，充分考虑了宜宾方言本身的节奏音调，从中挖掘出独特的音乐性，从而达成了旋律与方言的完美统一，让人觉得“宜宾话就应该这样唱出来”或是“这个旋律听起来就像宜宾话”。
衣湿乐队的这张专辑杂糅了丰富庞杂的各种元素，除了宜宾方言，更有某大师的访谈音频、流行歌曲《笨小孩》、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等等。之所以能够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不显杂乱，除了过硬的艺术功力，更重要的是扎实的创作动机。惟其如此，才能处处做到形式服务于内容，而不至于本末倒置，华而不实。贯穿整张专辑，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衣湿乐队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也许就是匠人与大师的最大分别吧。《唯物主义》这首歌不难让人联想到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其区别在于：黄舒骏是以旁观者的超脱的姿态轻松调侃，而衣湿乐队的两位主创正处在为恋爱婚姻家庭苦恼的人生阶段，身在其中，自嘲之余难免辛酸。
《文化病》这首歌更让人直接联想到罗大佑的《现象72变》、《皇后大道东》等社会批判歌曲。虽然无论歌词精致或内涵丰富都还无法与罗大佑相提并论，但那种认真严肃的反省态度和发自肺腑的愤怒情感，都令这首歌的批判显得力道十足，酣畅淋漓。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罗大佑日渐老去，靠四处唱恋曲走穴淘金的今天，衣湿才是罗大佑真正的接班人。与之相比，著名小清新邵小毛那些处心积虑的模仿之作如《现象2009》，仅仅罗列堆砌一些时事新闻，加两句不痛不痒的感慨，不过是一些没有灵魂的无病呻吟罢了。
所以，当我们听到《湿衣》这首歌时，自然会感到疑惑：能写出这样青春恋曲的乐队，为什么居然没有进军校园民谣界，走上一条小清新的不归路？——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并不重要，只要结果是令人庆幸的就好：中国的小清新界不需要多一个衣湿，但中国批判现实的歌声中不能没有衣湿。
打开这张专辑，首先不得不谈的就是其浓郁的宜宾地方特色。在如今的华语乐坛，将地方特色融入创作的做法已屡见不鲜，但往往噱头大于实质，甚至多有流于贩卖伪民俗的媚俗之举。具体做法上不外乎：用方言演唱（西北？云南？）；歌词中点缀地方风貌（草原？戈壁？）；旋律上套用民歌戏曲（陕西秦腔？蒙古长调？）。这样的一些所谓地方特色，流于表面，缺乏时代感。
而衣湿乐队则真正做到了从生命本源的体验出发，词曲直指宜宾这个长江流域三线城市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所处的人文困境。不难联想到，这一境遇与三十年前台湾社会的状态极为相似，类似的母题同样出现在当时的台湾流行乐坛。“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至今仍是经典。
与之相比，衣湿乐队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从表现形式上没有那么直露激烈，却借助小城青年日常生活的白描（《打群架》）和自白（《放了我》），更加深刻和生动的描绘了小城青年的前途困顿和精神迷惘（《打群架》的创作者游淼甚至担心：这样一首批判和反思的歌曲，会不会因为过于真实生动的描写反而招致宜宾青少年的盲目模仿？）。他们被迫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无从反抗，不得不逃避现实。《从前有座山》更像是一部小城青年“归去来”的心灵史，一首“天高地阔，举目无门”的哀歌。其歌词脱胎自那首人人皆知、循环反复的儿歌，借以讽喻现实生活的无意义循环，唱尽了一代人的百年孤独。
源于这样极具地方特色的创作动机，诸如宜宾方言之类的地方元素自然也就妥贴合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衣湿乐队对这些地方元素绝非简单粗暴的拿来就用，而是在旋律的经营上，充分考虑了宜宾方言本身的节奏音调，从中挖掘出独特的音乐性，从而达成了旋律与方言的完美统一，让人觉得“宜宾话就应该这样唱出来”或是“这个旋律听起来就像宜宾话”。
衣湿乐队的这张专辑杂糅了丰富庞杂的各种元素，除了宜宾方言，更有某大师的访谈音频、流行歌曲《笨小孩》、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等等。之所以能够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不显杂乱，除了过硬的艺术功力，更重要的是扎实的创作动机。惟其如此，才能处处做到形式服务于内容，而不至于本末倒置，华而不实。贯穿整张专辑，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衣湿乐队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也许就是匠人与大师的最大分别吧。《唯物主义》这首歌不难让人联想到黄舒骏的《恋爱症候群》，其区别在于：黄舒骏是以旁观者的超脱的姿态轻松调侃，而衣湿乐队的两位主创正处在为恋爱婚姻家庭苦恼的人生阶段，身在其中，自嘲之余难免辛酸。
《文化病》这首歌更让人直接联想到罗大佑的《现象72变》、《皇后大道东》等社会批判歌曲。虽然无论歌词精致或内涵丰富都还无法与罗大佑相提并论，但那种认真严肃的反省态度和发自肺腑的愤怒情感，都令这首歌的批判显得力道十足，酣畅淋漓。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罗大佑日渐老去，靠四处唱恋曲走穴淘金的今天，衣湿才是罗大佑真正的接班人。与之相比，著名小清新邵小毛那些处心积虑的模仿之作如《现象2009》，仅仅罗列堆砌一些时事新闻，加两句不痛不痒的感慨，不过是一些没有灵魂的无病呻吟罢了。
所以，当我们听到《湿衣》这首歌时，自然会感到疑惑：能写出这样青春恋曲的乐队，为什么居然没有进军校园民谣界，走上一条小清新的不归路？——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并不重要，只要结果是令人庆幸的就好：中国的小清新界不需要多一个衣湿，但中国批判现实的歌声中不能没有衣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