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的宁静
林生祥的音乐
一直以来被吸引的，是林生祥音乐中特别柔和、沉静、忧郁的情感特质。这种特质从他成立交工乐队和参与反水库运动的开始，就已经萌芽，而在其后越来越深入参与社会运动、同时又不断参与国际领域音乐的创作交流的过程之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强韧与充实。林生祥近几年的作品，从《临暗》、《野生》到《大地书房》，这种柔和、沉静、忧郁，越来越内在于作者自身，在表现上也获得越来越从容（而非封闭式的自足）的节奏。这是很令人惊异的。
我们所惯常设想的与左翼社会运动相联系的艺术（音乐），似乎应该具备鲜明的“战斗性”。同时，在当下的国际音乐环境中，如林生祥般的具有本土民间传统和抒情特质的音乐人，在面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音乐的冲击下，很容易产生过快的认同与调整、乃至原有的经验方式与艺术特质被破坏或丧失。而林生祥没有过快地进行新的认同、调整、甚而转向，他的音乐道路一方面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另一方面，其原本的特质又在这两个过程之中得到坚实的深化和充盈。
这种强韧的内在何以获得，又何以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维持并不断充实，是值得思考的。林生祥音乐中的忧郁、宁静、柔和的抒情性，在我看来特别体现出中国传统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的呈现在中国现代的进程中尤其宝贵。这一特质及抒情传统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有深厚的传承。在民国美术领域，诸如林风眠、关良、刘海粟、秦宣夫、吴作人等的艺术都体现出这一特质。1949年后直至80年代，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相配合的历史过程中，抒情传统与精神特质都依然成为或隐或显的艺术创造动机与基本的表达内涵。其中，50、60年代与80年代的表达面貌和方式有所差异，抒情性的特质也因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的牵制在不断经历着变形和变体。90年代之后，自民国以来一路保藏的抒情传统与精神特质开始日渐枯萎，乃至最终消失（当下艺术创作中的抒情性已不应被归结为这一传统，充其量只能称之为这一传统萎缩之后的苍白而粗暴的变形）。在这样的孤寂之中，听到身在台湾、生于70年代后的林生祥的音乐，就唤起了精神上特别亲切的历史记忆。因为有丰厚的生活内涵作为支持，在现在的语境中，林生祥音乐的抒情性毫不虚假造作，特别的内在和自然，这是令人刮目的。在全球化占据强势地位和文化品格日益单一的今天，这样自然、清新的抒情性，虽然面貌柔弱，但却体现出独异的内在性和主体性，以及和流行文化因素的抗衡性，它因此又很强悍。
这一抒情特质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因素在支持，是理解林生祥的音乐所必须的。客家的民间精神、民间音乐传统与生活风俗，台湾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位置、农村生活展开的社会条件，及其与大陆的差异等可能都需要认识。这些认识最终指向的问题，可能是探讨中国现代历史道路中，古典的抒情传统如何被继承、在怎样的社会条件可能被继承、在现实中是否还有存在的空间和需要等问题。因此，在更大的视野中，身为台湾人、同时又是客家音乐人的林生祥的音乐，是和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有内在联系的。
对林生祥音乐的另一感触，是从中看到了文艺创作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正在进行时的鲜活状态。钟永丰（可称为林生祥音乐创作的灵魂人物）的创作意识和艺术理解特别值得讨论。钟永丰既从事思想文化的创造活动，又从事社会运动，并有政治实践的深度参与经验，自己曾因为做官而卷入官场的争斗时痛苦得身体出现麻木感（在北京麻雀瓦舍的交流会上）。这位“全面”介入现实的人兼具深厚的音乐修养和理解力，并特别自觉地通过深入生活的方式用底层的语言、故事进行歌词创作。记得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反水库运动所对抗的是台湾的社会体制，这一运动因此必须要求是全面的，文化、艺术必须包括在内（大意）。因此，林生祥的音乐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确设定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次北京交流会上，林生祥特别提到钟永丰对于他的音乐启蒙和影响力。2008年北京演出期间三联出版社的交流会上，林生祥也说和钟永丰一起参与社会运动对他的音乐是特别重要的经验，他因此得以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体验现实世界，并获得之前没有的整体感（大意）。然而，林生祥音乐给我的感受是，如果不知道他的音乐的背景，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有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味和民间味道的音乐人的创作。这一创作虽然特别富于生活关注与体验，但却不会令人将之直接与左翼社会运动相联系。这一在对社会运动的深入参与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音乐，越来越走向浓郁的内省性与抒情性，生活的呐喊与激烈也越来越由宁静沉着的精神节奏所映射。与此同时，这样的内省性和抒情性也确实由社会运动作为支持才得以保持活力。因此而形成的面貌是，林生祥的音乐在越来越走向看似“纯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的同时，没有丧失掉其政治性和与生活的紧张关系。这看似矛盾的表象，却正体现出音乐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成功。对于如何认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林生祥的音乐在这里可能意外地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对于这个正处于生成过程之中的现象，透过它可以生动地看到艺术如何在与社会、政治的关联中生发出自身的要求并塑造自身的形状，以及艺术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抵达自身的社会理想、政治或社会观念如何以转化了的、富于创造性的方式影响艺术。对于政治和艺术有着复杂紧密的纠缠关系历史的大陆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远未成熟，并因此制约着我们的历史判断和现实实践。在这方面，林生祥和钟永丰的音乐创作可能是对已经形成的僵化、庸俗的认识方式的一次挑战（2008年北京三联出版社的交流会上，大陆不少学者对于林生祥音乐的理解和反应很是说明这一点）。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我个人感觉的吉他手大竹研的变化。2008年那次，觉得大竹研的演奏是较为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尖锐、晦涩、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抽象感和冷气质与林生祥乡土、亲切、热情的气质构成一种隐约的不同调和紧张感。这次大竹研在北京麻雀瓦舍的现场演奏（包括他的弹奏林生祥歌曲的部分和他自己专辑曲目的演奏）更则让我感觉其尖锐性的减弱和对田园诗意的追求。不过，坦率地说，我觉得他所表达的恬静，现在看来不如林生祥音乐中的抒情性那么深厚。不过，大竹研的变化，正可以表明他们的“结合”（林生祥语）是内在的。而且，林生祥团队成员也还都还处在成长的阶段，充满了可能性。
还有一点遗憾，翻了下钟理和的日记，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但是好像北京的交流会没有提及他。期待看到关于他的研究。
一直以来被吸引的，是林生祥音乐中特别柔和、沉静、忧郁的情感特质。这种特质从他成立交工乐队和参与反水库运动的开始，就已经萌芽，而在其后越来越深入参与社会运动、同时又不断参与国际领域音乐的创作交流的过程之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强韧与充实。林生祥近几年的作品，从《临暗》、《野生》到《大地书房》，这种柔和、沉静、忧郁，越来越内在于作者自身，在表现上也获得越来越从容（而非封闭式的自足）的节奏。这是很令人惊异的。
我们所惯常设想的与左翼社会运动相联系的艺术（音乐），似乎应该具备鲜明的“战斗性”。同时，在当下的国际音乐环境中，如林生祥般的具有本土民间传统和抒情特质的音乐人，在面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音乐的冲击下，很容易产生过快的认同与调整、乃至原有的经验方式与艺术特质被破坏或丧失。而林生祥没有过快地进行新的认同、调整、甚而转向，他的音乐道路一方面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另一方面，其原本的特质又在这两个过程之中得到坚实的深化和充盈。
这种强韧的内在何以获得，又何以在变化的现实条件下维持并不断充实，是值得思考的。林生祥音乐中的忧郁、宁静、柔和的抒情性，在我看来特别体现出中国传统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的呈现在中国现代的进程中尤其宝贵。这一特质及抒情传统在中国现代艺术发展中有深厚的传承。在民国美术领域，诸如林风眠、关良、刘海粟、秦宣夫、吴作人等的艺术都体现出这一特质。1949年后直至80年代，在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相配合的历史过程中，抒情传统与精神特质都依然成为或隐或显的艺术创造动机与基本的表达内涵。其中，50、60年代与80年代的表达面貌和方式有所差异，抒情性的特质也因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的牵制在不断经历着变形和变体。90年代之后，自民国以来一路保藏的抒情传统与精神特质开始日渐枯萎，乃至最终消失（当下艺术创作中的抒情性已不应被归结为这一传统，充其量只能称之为这一传统萎缩之后的苍白而粗暴的变形）。在这样的孤寂之中，听到身在台湾、生于70年代后的林生祥的音乐，就唤起了精神上特别亲切的历史记忆。因为有丰厚的生活内涵作为支持，在现在的语境中，林生祥音乐的抒情性毫不虚假造作，特别的内在和自然，这是令人刮目的。在全球化占据强势地位和文化品格日益单一的今天，这样自然、清新的抒情性，虽然面貌柔弱，但却体现出独异的内在性和主体性，以及和流行文化因素的抗衡性，它因此又很强悍。
这一抒情特质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因素在支持，是理解林生祥的音乐所必须的。客家的民间精神、民间音乐传统与生活风俗，台湾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位置、农村生活展开的社会条件，及其与大陆的差异等可能都需要认识。这些认识最终指向的问题，可能是探讨中国现代历史道路中，古典的抒情传统如何被继承、在怎样的社会条件可能被继承、在现实中是否还有存在的空间和需要等问题。因此，在更大的视野中，身为台湾人、同时又是客家音乐人的林生祥的音乐，是和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有内在联系的。
对林生祥音乐的另一感触，是从中看到了文艺创作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正在进行时的鲜活状态。钟永丰（可称为林生祥音乐创作的灵魂人物）的创作意识和艺术理解特别值得讨论。钟永丰既从事思想文化的创造活动，又从事社会运动，并有政治实践的深度参与经验，自己曾因为做官而卷入官场的争斗时痛苦得身体出现麻木感（在北京麻雀瓦舍的交流会上）。这位“全面”介入现实的人兼具深厚的音乐修养和理解力，并特别自觉地通过深入生活的方式用底层的语言、故事进行歌词创作。记得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反水库运动所对抗的是台湾的社会体制，这一运动因此必须要求是全面的，文化、艺术必须包括在内（大意）。因此，林生祥的音乐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确设定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次北京交流会上，林生祥特别提到钟永丰对于他的音乐启蒙和影响力。2008年北京演出期间三联出版社的交流会上，林生祥也说和钟永丰一起参与社会运动对他的音乐是特别重要的经验，他因此得以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体验现实世界，并获得之前没有的整体感（大意）。然而，林生祥音乐给我的感受是，如果不知道他的音乐的背景，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有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味和民间味道的音乐人的创作。这一创作虽然特别富于生活关注与体验，但却不会令人将之直接与左翼社会运动相联系。这一在对社会运动的深入参与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音乐，越来越走向浓郁的内省性与抒情性，生活的呐喊与激烈也越来越由宁静沉着的精神节奏所映射。与此同时，这样的内省性和抒情性也确实由社会运动作为支持才得以保持活力。因此而形成的面貌是，林生祥的音乐在越来越走向看似“纯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的同时，没有丧失掉其政治性和与生活的紧张关系。这看似矛盾的表象，却正体现出音乐与社会运动结合的成功。对于如何认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林生祥的音乐在这里可能意外地具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对于这个正处于生成过程之中的现象，透过它可以生动地看到艺术如何在与社会、政治的关联中生发出自身的要求并塑造自身的形状，以及艺术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抵达自身的社会理想、政治或社会观念如何以转化了的、富于创造性的方式影响艺术。对于政治和艺术有着复杂紧密的纠缠关系历史的大陆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远未成熟，并因此制约着我们的历史判断和现实实践。在这方面，林生祥和钟永丰的音乐创作可能是对已经形成的僵化、庸俗的认识方式的一次挑战（2008年北京三联出版社的交流会上，大陆不少学者对于林生祥音乐的理解和反应很是说明这一点）。
还有一点想说的是，我个人感觉的吉他手大竹研的变化。2008年那次，觉得大竹研的演奏是较为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尖锐、晦涩、典型的现代主义的抽象感和冷气质与林生祥乡土、亲切、热情的气质构成一种隐约的不同调和紧张感。这次大竹研在北京麻雀瓦舍的现场演奏（包括他的弹奏林生祥歌曲的部分和他自己专辑曲目的演奏）更则让我感觉其尖锐性的减弱和对田园诗意的追求。不过，坦率地说，我觉得他所表达的恬静，现在看来不如林生祥音乐中的抒情性那么深厚。不过，大竹研的变化，正可以表明他们的“结合”（林生祥语）是内在的。而且，林生祥团队成员也还都还处在成长的阶段，充满了可能性。
还有一点遗憾，翻了下钟理和的日记，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但是好像北京的交流会没有提及他。期待看到关于他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