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大地書房：山歌/文學/鍾理和】美濃場座談 (永豐部分)by洪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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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6, 2010
記【大地書房：山歌/文學/鍾理和】美濃場座談 (永豐部分)/洪馨蘭
永豐是我在美濃愛鄉協進會專職工作期間（1997-1999）的「長官」。近些年他多在外地，我甚少有機會遇到他。此次因為生祥的新專輯「大地書房：山歌 文學 鍾理和」即將發表，接續在10/23於國立臺灣文學館的首場演出後，24日隨即回到理和先生文學的創作母土：尖山故居(笠山農場)。這張專輯由多位客籍詩人作家進行填詞創作，而永豐是其中重要作詞者，所以我即得以在10/24下午的尖山腳下，笑著跟我的老長官揮手寒暄數句。
在美濃場次演出後的座談，我坐在圓凳鐵椅上聽著永豐以客語發言。過去工作夥伴們在福安街夥房辦公室內外一起工作生活的場景，似乎就這樣子從記憶的深海浮上淺灘。於我而言，參與社會運動這件事在我生命中到底撞擊出什麼樣的命運，還需要更多時間的沈澱；但是，永豐總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告訴後繼者：當我們把自己客體化後，我們才能比較理性地看到時代的浪潮，看到慢慢甦顯的價值，而後得以用不同的方式跟過去的生命對話。
我把永豐在10/24座談發言整理起來，just for empowering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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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
我從1999年離開高雄後在兩個地方工作，分別是台南縣與嘉義縣。目前住在嘉義市。我現在回過來來看「鍾理和」，覺得美濃有理和先生實在是很幸福的事情。在台南新化有楊逵，在嘉義梅山有張文煥，但是在台灣那麼多有前輩作家的地方，很少地方像美濃一樣，跟一個作家的關係不僅是紀念性（但年輕人不見得瞭解的東西），理和先生逝世之後的三、四十年，鍾理和用各種形式一直在跟我們對話，他的精神用各種形式跟我們在一起。所以我覺得在美濃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從小以來理和先生跟我對話的過程。其實我雖然很早就接觸文學，但是就像鐵鈞先生說的，我們這一輩的人，看的小說其實都是翻譯的小說。再加上教育裡並沒有教我們「鍾理和」，所以我們並不知道美濃有鍾理和這個人物——縱使我住的地方離這裡（紀念館）其實才八、九公里。
第一次跟理和先生接觸，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就是在我國中二年生那個時候，我爸爸帶我去美濃鎮上的美都戲院，看李行導演的電影《原鄉人》。那一次給我的影響非常、非常深。怎麼說呢？就是那個時期看的電影，一個就是瓊瑤的電影，一個就是香港劭氏公司打打殺殺的那種電影，但是你從來沒有看過螢幕裡是農民、而且還是美濃的農民，跑出來演戲的！一輩子沒看過這種東西。說實話，那一次看電影，理和先生跑到北京的那段事情，其實我沒有多大的興趣，但是，好幾個畫面，像是在菸樓前面，好幾個男人、婦女肩挑扁擔走出來的畫面，我跟我父親的眼淚就一直流一直流，我不知道我父親會流淚，我也不知道我會流淚，就是從來沒有在這麼大的戲院裡面，會有像我父親、母親一樣形象的農民，在螢幕中這樣跑出來，所以這是非常有撞擊力的一個經驗。
這件事情，對於我後來在運動上面有很深的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就是，我想以後我有能力的話，一定要讓農民這樣出來；第二個就是說，不僅要讓農民可以出來，我還要讓農民可以胸口挺起來、頸筋（頸子）挺起來這樣走出去，要很雄性陽剛地這樣出來，要讓人家知道，農民不是那種要讓別人疼、給人惜（被摸頭）的那種形象，而是那種頂天立地農民的形象，要這樣走出去。我認為這樣才真正有意義的。
第二次理和先生跟我的對話，是我在1990年代初歸來美濃做美濃地方文化的調查工作。那時候我仍未有機會看理和先生的小說，不過那時候開始接觸鐵民先生。那時候接觸鐵民先生是在1991年，我們要辦一個六堆客家夏令營去拜訪他，詢問是否可以擔任我們的營主任。那時候我開始跟鐵民老師有接觸，而之後開始反水庫的時候，鐵民老師很自然地就擔任我們愛鄉協進會的理事長。
當時因為接觸到鐵民老師，我開始透過鐵民老師去想像鍾理和這個人。我看鐵民老師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個這麼有長者氣度的人，而且知識豐富。知識的豐富表現在兩方面，第一，他的知識非常有現代性，當大家談那種很專業（反水庫）的東西，他可以瞭解的；另一方面是，鐵民老師在使用農民的語言、農民的形象又非常精準。我覺得這給我很好的期待：我們瞭解一個農民應該不是單純地從一般的角度，而是可以從那種很現代性的角度，又同時可以掌握到一般農民那種話絮的那種形象。所以我就在想，到底鐵民老師的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份子。
從1996到1999年三年餘的時間，那時候是反水庫最激烈的時節。當時鐵民老師擔任理事長，我在愛鄉協進會任職總幹事。反水庫是跟一個國家相戰，所以不管是從哪方面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東西。那三年鐵民老師雖然不是每天都去協會，但是他雖然不是那種每天都跟你在一起，我卻深深感覺到美濃怎麼會有這樣一個知識份子，他在任何方面，在精神上、在手腳上都能夠跟你對話！所謂手腳上（行動上），指的是下面這件事情。
美濃在反水庫那個時候，最怕、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高雄市的不能理解。會誤以為美濃人不要做水庫就是不要給高雄人喝水，以致來跟美濃對立。我那時候最怕最怕的就是這件事。那時候能夠讓高雄市的知識份子、仕紳願意支持我們、願意聽我們說話，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理和先生與鐵民老師他們在上世紀初所建立起來的人的關係，是分散在臺灣各地的；尤其是高雄市詩人社群，更是第一批願意出來跟我們對話、出來幫助我們、支持我們在高雄市辦各場的論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理和先生與鐵民老師在高雄市的這種影響的話，我們我們根本就牽動與說服不了高雄市的民意。所以這是當初反水庫之所以可以獲得階段性的成功，還有高雄市到今天都還能跟我們站在一起，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關鍵。
反水庫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之後，我才有機會去讀理和先生的作品。加上這張專輯的關係，我算是終於將理和先生的作品還有他的日記，幾乎全部看過一遍。我的心得是：我們這一輩不管是想要寫作的、或是希望有個更好的機會可以認識世界的，我覺得我們都遠不及理和先生如此用功。
怎麼說不及他用功呢？我想，理和先生每天侷在這個山寮下，每日心裡一定會很愁，愁外面發生的事情他不瞭解，外面有新的作品他沒讀過，外面有新的思想他沒想（思考）過。我想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怎麼會一個住在山寮下的一個讀書人，這麼想要知道外面的事情！我隱隱約約覺得這與我在過去反水庫時的感受相當貼近。那時候，我知道反水庫這件事牽連到整個臺灣的產業結構與水資源政策，所以你必須急迫地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我覺得我與理和先生這之間相隔了五、六十年，但同樣是身為在美濃的知識份子，相同面對這樣的情緒，感覺上似乎跟理和先生在「通靈」一般。
第二個讓我嚇到事情是，我覺得理和先生跟農民的近距離態度，在臺灣的前輩的作家中，是非常不得了的。臺灣的前輩作家大部分都是站在遠遠的地方關心農民，農民在他們的作品裡面是個很抽象的一個概念，很少像理和先生那樣生活在一群農民裡面，甚至他的妻子就是農民。所以，在觀察農民的時候，他很多是通過農民來反省自己，透過從事農民的妻子來反省自己，透過一個原住民的阿嬤的過世，來反省作為客家男人的一種問題。他可以從很多角度，深刻地反省許多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相當不得了的事情！
我最後要說的是，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鍾理和先生的全集，你會發現在理和先生的日記裡面，他每日每日地在記錄農民，農民講什麼話、什麼時節什麼節氣、今天錄到哪一條山歌、哪一條串仔，在他們日記裡至少四、五十頁錄了非常多美濃的山歌歌詞、串仔、美濃農民講過的話。
我有時候就在想，這個部分理和先生其實是一個有世界意義的作家。各位如果重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這世界上最重量級的作家，其實他們都有兩種身份，第一個身份他是一個作家，第二個身份他其實是個人類學家，他每天記錄他身邊的地方這個小的世界一切切的東西，文化中的東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理和先生其實不只是一個地方型的作家，他其實是個世界性的作家。各位如果去看托爾斯泰的作品，他裡面也是這樣的。以此角度來看理和先生，他絕對不僅是個文學家，還是一個很勤奮的人類學家，甚至是一個社會學家。
這個給我們後輩一個很大、很大的提醒與鼓勵：我們作為地方上工作的知識份子，我們看待世界應該要是立體的，看到過去也看到現下，這個才是全面的知識份子。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理和先生教我們的就是「如何做一個有機的知識份子」。要隨時注意你腳下這個世界產生的事情，隨時做好各種對話跟連接的可能性。我認為這是理和先生給這一輩、下一輩在美濃的知識份子，一個最大的資產。
(15:20)
October 26, 2010
記【大地書房：山歌/文學/鍾理和】美濃場座談 (永豐部分)/洪馨蘭
永豐是我在美濃愛鄉協進會專職工作期間（1997-1999）的「長官」。近些年他多在外地，我甚少有機會遇到他。此次因為生祥的新專輯「大地書房：山歌 文學 鍾理和」即將發表，接續在10/23於國立臺灣文學館的首場演出後，24日隨即回到理和先生文學的創作母土：尖山故居(笠山農場)。這張專輯由多位客籍詩人作家進行填詞創作，而永豐是其中重要作詞者，所以我即得以在10/24下午的尖山腳下，笑著跟我的老長官揮手寒暄數句。
在美濃場次演出後的座談，我坐在圓凳鐵椅上聽著永豐以客語發言。過去工作夥伴們在福安街夥房辦公室內外一起工作生活的場景，似乎就這樣子從記憶的深海浮上淺灘。於我而言，參與社會運動這件事在我生命中到底撞擊出什麼樣的命運，還需要更多時間的沈澱；但是，永豐總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告訴後繼者：當我們把自己客體化後，我們才能比較理性地看到時代的浪潮，看到慢慢甦顯的價值，而後得以用不同的方式跟過去的生命對話。
我把永豐在10/24座談發言整理起來，just for empowering my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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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
我從1999年離開高雄後在兩個地方工作，分別是台南縣與嘉義縣。目前住在嘉義市。我現在回過來來看「鍾理和」，覺得美濃有理和先生實在是很幸福的事情。在台南新化有楊逵，在嘉義梅山有張文煥，但是在台灣那麼多有前輩作家的地方，很少地方像美濃一樣，跟一個作家的關係不僅是紀念性（但年輕人不見得瞭解的東西），理和先生逝世之後的三、四十年，鍾理和用各種形式一直在跟我們對話，他的精神用各種形式跟我們在一起。所以我覺得在美濃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從小以來理和先生跟我對話的過程。其實我雖然很早就接觸文學，但是就像鐵鈞先生說的，我們這一輩的人，看的小說其實都是翻譯的小說。再加上教育裡並沒有教我們「鍾理和」，所以我們並不知道美濃有鍾理和這個人物——縱使我住的地方離這裡（紀念館）其實才八、九公里。
第一次跟理和先生接觸，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樣，就是在我國中二年生那個時候，我爸爸帶我去美濃鎮上的美都戲院，看李行導演的電影《原鄉人》。那一次給我的影響非常、非常深。怎麼說呢？就是那個時期看的電影，一個就是瓊瑤的電影，一個就是香港劭氏公司打打殺殺的那種電影，但是你從來沒有看過螢幕裡是農民、而且還是美濃的農民，跑出來演戲的！一輩子沒看過這種東西。說實話，那一次看電影，理和先生跑到北京的那段事情，其實我沒有多大的興趣，但是，好幾個畫面，像是在菸樓前面，好幾個男人、婦女肩挑扁擔走出來的畫面，我跟我父親的眼淚就一直流一直流，我不知道我父親會流淚，我也不知道我會流淚，就是從來沒有在這麼大的戲院裡面，會有像我父親、母親一樣形象的農民，在螢幕中這樣跑出來，所以這是非常有撞擊力的一個經驗。
這件事情，對於我後來在運動上面有很深的兩個影響。第一個影響就是，我想以後我有能力的話，一定要讓農民這樣出來；第二個就是說，不僅要讓農民可以出來，我還要讓農民可以胸口挺起來、頸筋（頸子）挺起來這樣走出去，要很雄性陽剛地這樣出來，要讓人家知道，農民不是那種要讓別人疼、給人惜（被摸頭）的那種形象，而是那種頂天立地農民的形象，要這樣走出去。我認為這樣才真正有意義的。
第二次理和先生跟我的對話，是我在1990年代初歸來美濃做美濃地方文化的調查工作。那時候我仍未有機會看理和先生的小說，不過那時候開始接觸鐵民先生。那時候接觸鐵民先生是在1991年，我們要辦一個六堆客家夏令營去拜訪他，詢問是否可以擔任我們的營主任。那時候我開始跟鐵民老師有接觸，而之後開始反水庫的時候，鐵民老師很自然地就擔任我們愛鄉協進會的理事長。
當時因為接觸到鐵民老師，我開始透過鐵民老師去想像鍾理和這個人。我看鐵民老師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個這麼有長者氣度的人，而且知識豐富。知識的豐富表現在兩方面，第一，他的知識非常有現代性，當大家談那種很專業（反水庫）的東西，他可以瞭解的；另一方面是，鐵民老師在使用農民的語言、農民的形象又非常精準。我覺得這給我很好的期待：我們瞭解一個農民應該不是單純地從一般的角度，而是可以從那種很現代性的角度，又同時可以掌握到一般農民那種話絮的那種形象。所以我就在想，到底鐵民老師的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份子。
從1996到1999年三年餘的時間，那時候是反水庫最激烈的時節。當時鐵民老師擔任理事長，我在愛鄉協進會任職總幹事。反水庫是跟一個國家相戰，所以不管是從哪方面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全面的東西。那三年鐵民老師雖然不是每天都去協會，但是他雖然不是那種每天都跟你在一起，我卻深深感覺到美濃怎麼會有這樣一個知識份子，他在任何方面，在精神上、在手腳上都能夠跟你對話！所謂手腳上（行動上），指的是下面這件事情。
美濃在反水庫那個時候，最怕、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高雄市的不能理解。會誤以為美濃人不要做水庫就是不要給高雄人喝水，以致來跟美濃對立。我那時候最怕最怕的就是這件事。那時候能夠讓高雄市的知識份子、仕紳願意支持我們、願意聽我們說話，其中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理和先生與鐵民老師他們在上世紀初所建立起來的人的關係，是分散在臺灣各地的；尤其是高雄市詩人社群，更是第一批願意出來跟我們對話、出來幫助我們、支持我們在高雄市辦各場的論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理和先生與鐵民老師在高雄市的這種影響的話，我們我們根本就牽動與說服不了高雄市的民意。所以這是當初反水庫之所以可以獲得階段性的成功，還有高雄市到今天都還能跟我們站在一起，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關鍵。
反水庫運動暫時告一段落之後，我才有機會去讀理和先生的作品。加上這張專輯的關係，我算是終於將理和先生的作品還有他的日記，幾乎全部看過一遍。我的心得是：我們這一輩不管是想要寫作的、或是希望有個更好的機會可以認識世界的，我覺得我們都遠不及理和先生如此用功。
怎麼說不及他用功呢？我想，理和先生每天侷在這個山寮下，每日心裡一定會很愁，愁外面發生的事情他不瞭解，外面有新的作品他沒讀過，外面有新的思想他沒想（思考）過。我想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怎麼會一個住在山寮下的一個讀書人，這麼想要知道外面的事情！我隱隱約約覺得這與我在過去反水庫時的感受相當貼近。那時候，我知道反水庫這件事牽連到整個臺灣的產業結構與水資源政策，所以你必須急迫地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我覺得我與理和先生這之間相隔了五、六十年，但同樣是身為在美濃的知識份子，相同面對這樣的情緒，感覺上似乎跟理和先生在「通靈」一般。
第二個讓我嚇到事情是，我覺得理和先生跟農民的近距離態度，在臺灣的前輩的作家中，是非常不得了的。臺灣的前輩作家大部分都是站在遠遠的地方關心農民，農民在他們的作品裡面是個很抽象的一個概念，很少像理和先生那樣生活在一群農民裡面，甚至他的妻子就是農民。所以，在觀察農民的時候，他很多是通過農民來反省自己，透過從事農民的妻子來反省自己，透過一個原住民的阿嬤的過世，來反省作為客家男人的一種問題。他可以從很多角度，深刻地反省許多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相當不得了的事情！
我最後要說的是，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鍾理和先生的全集，你會發現在理和先生的日記裡面，他每日每日地在記錄農民，農民講什麼話、什麼時節什麼節氣、今天錄到哪一條山歌、哪一條串仔，在他們日記裡至少四、五十頁錄了非常多美濃的山歌歌詞、串仔、美濃農民講過的話。
我有時候就在想，這個部分理和先生其實是一個有世界意義的作家。各位如果重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這世界上最重量級的作家，其實他們都有兩種身份，第一個身份他是一個作家，第二個身份他其實是個人類學家，他每天記錄他身邊的地方這個小的世界一切切的東西，文化中的東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理和先生其實不只是一個地方型的作家，他其實是個世界性的作家。各位如果去看托爾斯泰的作品，他裡面也是這樣的。以此角度來看理和先生，他絕對不僅是個文學家，還是一個很勤奮的人類學家，甚至是一個社會學家。
這個給我們後輩一個很大、很大的提醒與鼓勵：我們作為地方上工作的知識份子，我們看待世界應該要是立體的，看到過去也看到現下，這個才是全面的知識份子。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理和先生教我們的就是「如何做一個有機的知識份子」。要隨時注意你腳下這個世界產生的事情，隨時做好各種對話跟連接的可能性。我認為這是理和先生給這一輩、下一輩在美濃的知識份子，一個最大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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