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乏时代的歌者
这阵子听马世芳的广播，突然想起这个，捂着鼻子看一遍，很遗憾这个题目和这个稿子都没有完整发出来，在《通俗歌曲》砍去一半，在XXSB竟然被改成“贫乏时代的愤怒”，因为老总觉得，只有愤怒才能代表摇滚。
要想使得这个定论更完满，首先必须给“贫乏”和“歌者”这两个“语词”合适的定义，只有首先确保了部分的合理，整体的合理才会有可能成为一种必然。再回到海德格尔，作为“贫乏时代的思想家”的海德格尔或者才更有资格给“贫乏”一个定义，“每个人都是别人，没有人是他自己。”“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人，诗意地栖居。”而给出的一个最通用的解释，贫乏的时代，在于，缺乏对痛苦、死亡以及爱的本质的必要揭示。当全民娱乐在强大的混乱热情席卷的时候，在背后潜藏的却是彻头彻尾的至上“虚无”，痛苦、死亡以及爱的本质的形而上抵达所凸显出的层次和张力被一种盲目的无差异狂欢所淹没，而真正有良知的“歌者”，又该在这样的“时代”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诗人何为”和“歌者何为”在应对的时代面前所作为的，在整体结构中所充当的应该是同样的文化意义。“在一个贫乏的时代，歌者何为？”音乐作为载体投射出的时代风貌和歌者个体人作为同样是一个时代中的敏感触觉。
隐匿的主体
1994年的《红旗下的蛋》和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崔健已经像从青年过渡到中年的自然生命一样，艺术生命也已经从当年的第一个呐喊者成为“教父”。承不承认没有关系，你所负载的文化和社会符号意义并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所以告别了纯粹自我的心灵投射之后，不仅仅是音乐上，艺术上，文化上甚至政治意义上的棱角多起来，而当年的纯粹自我也开始在更多的角色撕扯中不再纯粹。所以不论从哪个意义上，《一块红布》中“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都是作为一个纯粹个体人的尊严以及艺术灵性的最强音。从此之后，在《无能的力量》中，只说不唱的崔健已经开始试图自觉承担起“时代的歌者”的角色，尽管这种自觉是多么“缓冲”甚至“无能”。
《混子》当然是一一代人的自画像，而《九十年代》中“回头诉说这个年代”甚至“时代的晚上”，崔健正在开始用“象一把刀子”一种的音乐谱写着他试图自觉的“新潮摇滚”。这种自觉是难能可贵的，而作为过渡时期的作为，他不可能不延伸着当年的纯粹自我的遗迹，比如相对更出色的《缓冲》，比如“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这个时候的“另一个空间”正在先前的“这儿的空间”的对立面甚至上空慢慢展开；这个时候“笼中鸟”正在压抑的自我气息中寻求着突围；这个时候的“老年人不再年轻可年轻人会老的”正在传统和现代的纠缠中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最后只是明了“谁也别想超过极限”；这个时候的混子在混了这么多年之后想要混出点头而必须让着外在的现实摆出一种什么的姿势或者姿态；这个时候的你和我一样，我们共同在时代的晚上，在春节的前后，在笼子的内外，在缓冲的轻松和恐惧里……过渡时期的紧张和慌忙是不同与单纯自我时期的，所以才会有“行为太缓慢了意识太落后了”，这里面的逻辑顺延也是清晰的，他自己仍在，他所自觉或者不自觉影射的“时代”仍旧是在他作为个体人的视网膜上的。他所表达或者阐述的，只是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而是现实中的自我了，是混子中的混子，是笼子中的鸟儿，是另一个空间的镜子里的我，是“你在我的身上我在你的身下”的我，是坐在出租车回家和清晨刷牙洗脸只后的我，是操着吉他寻找新的情人儿唱Rock and Roll的我，是大过年儿的我，是大背景时代下的试图牵着你的手说让你牵着我的手感觉我的心跳是否和你的一样的我……
七年之后的，一个“七年之痒”之后呢？即使不承认“中国摇滚教父”的美名，但至少可以戴上“真唱运动教父”的名字吧，告别自我之后，过渡自我之后，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已经清晰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给你一点颜色》的推出，单就这个专辑的名字的讲究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自觉的作为已经不是“缓冲”或者“无能”了，而是相当清楚，相当清晰，“给”你一点颜色，给“你”一点颜色，给你“一点”颜色，给你一点“颜色”。先前的新长征，解决，下的蛋，力量，不管怎么样还都是拿专辑中的一首单曲统领，现在可好，已经要玩一玩“概念”了，“颜色”的指向和现实意义更加明了，说白了就是要“给你一点颜色”，这个时候的崔健，已经不再问自己“我凭什么”？因为爱你没商量，所以，这是一张意图明显的概念专辑。
从《城市船夫》中的汽车声和号子，到《蓝色骨头》中的自卑知识分子或者文学男青年，到《小城故事》系列中的青春期成长和情爱历程，到《迷失的季节》中的文艺但文艺并不太多的文艺女青年，到《网络处男》中的“美妙的空虚”的当下的迷惘一代，到《舞过38线》中的小朋友读书声以及《超越那一天》中的老妈妈。说什么“清明上河图”那是夸张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有和太多的人物和角色，而很显然的，崔健自己不见了，作为个体人的他自己不见了，或者说，隐匿了。只有《蓝色骨头》中后段煽情的小号和“爱情算个P”中依稀看到他自己。文学男青年和他作为“歌者”多少有气质上的相似，而《红先生》则是“红”系列的顺延。作为创作主体的崔健隐匿了，《小城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以及“网络上的虫子”都要扮演起“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队员，而作为队长的他却确确实实神龙不见首尾了。“突然音乐响起像是个葬礼，
立刻英雄转世走来拯救大地。”这时候的自我角色正在隐匿中期待着重生。
《给你一点颜色》中的现实不再是“视网膜上”的，而是“视网膜”之上的，这个时候的现实是他头脑中的，是反射到他视网膜之后再加工传递到头脑的沟回中并通过他自己的音乐和歌唱折射出来的。“我的家园怎么可能如此像个坟墓。”“就象眼前这个社会的大酱缸。”“蓝天草地野花。”“难道这个世界比我还不干净。”尽管有十天的晕头转向一天的清醒，但这已经足够我看清楚，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好话坏话什么的，什么城市船夫一壶酒，什么知识分子什么圣女故事，统统地尽收眼底，完成过渡的隐匿之后，完成统统地收视之后，才可以给我居高临下的气势“给你一点颜色”！完成自我隐匿的剥离之后，完成那一天的超越之后，才可以理直气壮的祈求“给我碗水喝”！完成“并不可惜也并不可气”的彻悟之后，才可以用小姐的口说出“没劲”！用老百姓的话说出“谁也不比谁机灵谁也不比谁傻”！“等我做完这个梦，等我唱完这首歌”出去来回之后，早已经完成的自我超越，从《一块红布》中的“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到《红先生》中的“我就要走就要走要走”，这其间的转变竟然是如此的简单，“价值”“意义”“痛苦、死亡以及爱”已经在“如果我停留永远的停留，生命是否还残酷；生活没有你生活没有你，回家没目的”中完全的消解，隐匿的崔健，或者说不得不隐匿的崔健，进出来回早已经能够舞过38线之后的他真正属于他这个个体人的，他已经参透的——“这首歌我唱给你，句句都是唱给你；这节奏我留着，他是我的心跳和脚步。”还是回到源头，作为一个个体人的崔健所能抓住的，仅仅是“节奏”，仅仅是自己的心跳和脚步。
说到这里，崔健在《给你一点颜色》中的主体隐匿是不得不的隐匿，而究竟是为什么让他隐匿——城市船夫给你解答，没有爱情的小伙子给你解答，按摩小姐给你解答，你说你已经不在乎你还说你愿意的姑娘给你解答，别信知识分子那一套，那里没有你想要的实用阶梯，因为他们用良心换知识，因为世界上最容易的就两个事儿吹牛和写字儿都让知识分子给占了，去他妈的老板去他妈的歌星，别再让我恐惧别再让我恶心，“身体得到了自由灵魂还是在监狱”，他自己已经明白，也许是自己的理想本身就有毛病，这个得以承载自己理想的“时代”本身的不作为，“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没有了色彩的时代或者说被肉体淹没的时代，“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作为个体人的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失去意义，同节奏一样，只有偶尔抬头看看，也未必是一片蓝蓝的天。
顽强的生命热情
“它慢慢的不再刺激”，“它慢慢的失去了美丽”，美丽的空虚，别说我无聊也别说我俗，别让我恐惧也别让我恶心，“小伙子心中的虚弱”，“越是刚强的汉子越是受不了这个”以及城市，以及城市中的那些人的做派，“你们在领导面前都像孙儿似的，可一到我们面前你们都跟大干部似的”……这些纷乱的世事，当北风吹进我的梦里，如果我不醒我就感觉不到恐惧，那你为什么不绝望？那你为什么还要歌唱？那你为什么还要“超越那一天”？
个体人的时代不是没有作为啊，从《一无所有》时候的呐喊，到《从头再来》的决心；从《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的伸张到《最后一枪》时候的决绝；甚至《盒子》里还要告诉老头子，《彼岸》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直到《无能的力量》中还明了自己破坏的欲望和仇恨，但《超越那一天》却直接告诉你“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等我做完这个梦，等我唱完这首歌”，别问我为什么，也别试着叫醒我，只要我不醒我就可以不放弃，只要我出去就有新的刺激，可是妈妈你到底让我跟谁走呢？即使是默默的伤感的，也要超越那一天，因为，你必须度过那一天。
《小城故事》中不是没有痛苦，甚至那仍旧以为蓝色骨头的文学青年，甚至那迷惘一代的网络男女，这个时代不缺痛苦，什么样的时代也不缺痛苦，即使在如此贫乏的时代；不是没有死亡，自我的主体的隐匿就是先前自我的死亡，《小城故事》中心中的圣女白色的衣服就有微微的恐惧，响起的音乐就是葬礼；不是没有爱情，从青春期的萌动到出走到回家把爱情进行到底，从迷失的季节妈妈说我还有个没见过面的妹妹还活着。即使是隐匿，还是歌唱，即使是仅仅的节奏，还是歌唱。《蓝色骨头》中末尾的小号，《迷失的季节》中深情的管子，《红先生》中的箱琴，甚至《农村包围城市》中的电子，青春后的危机之后，来自个体心灵的声音少了，自觉隐匿的个体就像驾御各种人物形象一样驾御各种音乐元素，并且从没有如此大的信息量，从没有像这次传递出的如此的丰富和错落。
《给你一点颜色》不是用来传唱的，但是它所蕴涵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也正在因为它的不可传唱性大大减弱。《给你一点颜色》仍旧是这个贫乏的时代的歌者的自觉的作为，这其中有作为个体绝望的反抗之后的生命热情，这其中有作为残存的生命热情的挣扎和延续，这其中有对多种社会元素的质对分析和鲜明主张，但不幸的是，作为了“贫乏时代”的歌者，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贫乏时代的习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贫乏”的时代歌者，他没有完全的坚守自我，而是在自我的过渡之后自觉不自觉地隐匿。“贫乏”的时代歌者让他在更加力不从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节奏的钟情让他几乎丧失了艺术创作上的灵性，蜕化成了“唯技术”的音乐工作者。他在属于他自己的维度上试图用生命热情看这个时代，却也只能在这个维度上反映这个时代，而失去了引领这个时代和与这个时代做斗争的力量。
“演出到此结束”，他仍旧是顽强的，但顽强得还不够；作为曾经的敏感神经，要么是敏感出神经病，要么是“我就要走要走”并与这个时代合流。想想荷尔德林在精神失常还能写诗，尼采在疯了还能著述，我们的“诗人”“歌者”都未免太正常了。贫乏的依旧贫乏，放弃的已经放弃，坚持的仍在坚持，《给你一点颜色》终究是只是让这个贫乏的时代多了一点颜色，并没有让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抗贫乏，所以，这是一张“贫乏”的时代歌者失败的概念专辑。
要想使得这个定论更完满，首先必须给“贫乏”和“歌者”这两个“语词”合适的定义，只有首先确保了部分的合理，整体的合理才会有可能成为一种必然。再回到海德格尔，作为“贫乏时代的思想家”的海德格尔或者才更有资格给“贫乏”一个定义，“每个人都是别人，没有人是他自己。”“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人，诗意地栖居。”而给出的一个最通用的解释，贫乏的时代，在于，缺乏对痛苦、死亡以及爱的本质的必要揭示。当全民娱乐在强大的混乱热情席卷的时候，在背后潜藏的却是彻头彻尾的至上“虚无”，痛苦、死亡以及爱的本质的形而上抵达所凸显出的层次和张力被一种盲目的无差异狂欢所淹没，而真正有良知的“歌者”，又该在这样的“时代”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诗人何为”和“歌者何为”在应对的时代面前所作为的，在整体结构中所充当的应该是同样的文化意义。“在一个贫乏的时代，歌者何为？”音乐作为载体投射出的时代风貌和歌者个体人作为同样是一个时代中的敏感触觉。
隐匿的主体
1994年的《红旗下的蛋》和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崔健已经像从青年过渡到中年的自然生命一样，艺术生命也已经从当年的第一个呐喊者成为“教父”。承不承认没有关系，你所负载的文化和社会符号意义并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所以告别了纯粹自我的心灵投射之后，不仅仅是音乐上，艺术上，文化上甚至政治意义上的棱角多起来，而当年的纯粹自我也开始在更多的角色撕扯中不再纯粹。所以不论从哪个意义上，《一块红布》中“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都是作为一个纯粹个体人的尊严以及艺术灵性的最强音。从此之后，在《无能的力量》中，只说不唱的崔健已经开始试图自觉承担起“时代的歌者”的角色，尽管这种自觉是多么“缓冲”甚至“无能”。
《混子》当然是一一代人的自画像，而《九十年代》中“回头诉说这个年代”甚至“时代的晚上”，崔健正在开始用“象一把刀子”一种的音乐谱写着他试图自觉的“新潮摇滚”。这种自觉是难能可贵的，而作为过渡时期的作为，他不可能不延伸着当年的纯粹自我的遗迹，比如相对更出色的《缓冲》，比如“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这个时候的“另一个空间”正在先前的“这儿的空间”的对立面甚至上空慢慢展开；这个时候“笼中鸟”正在压抑的自我气息中寻求着突围；这个时候的“老年人不再年轻可年轻人会老的”正在传统和现代的纠缠中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最后只是明了“谁也别想超过极限”；这个时候的混子在混了这么多年之后想要混出点头而必须让着外在的现实摆出一种什么的姿势或者姿态；这个时候的你和我一样，我们共同在时代的晚上，在春节的前后，在笼子的内外，在缓冲的轻松和恐惧里……过渡时期的紧张和慌忙是不同与单纯自我时期的，所以才会有“行为太缓慢了意识太落后了”，这里面的逻辑顺延也是清晰的，他自己仍在，他所自觉或者不自觉影射的“时代”仍旧是在他作为个体人的视网膜上的。他所表达或者阐述的，只是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而是现实中的自我了，是混子中的混子，是笼子中的鸟儿，是另一个空间的镜子里的我，是“你在我的身上我在你的身下”的我，是坐在出租车回家和清晨刷牙洗脸只后的我，是操着吉他寻找新的情人儿唱Rock and Roll的我，是大过年儿的我，是大背景时代下的试图牵着你的手说让你牵着我的手感觉我的心跳是否和你的一样的我……
七年之后的，一个“七年之痒”之后呢？即使不承认“中国摇滚教父”的美名，但至少可以戴上“真唱运动教父”的名字吧，告别自我之后，过渡自我之后，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已经清晰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给你一点颜色》的推出，单就这个专辑的名字的讲究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自觉的作为已经不是“缓冲”或者“无能”了，而是相当清楚，相当清晰，“给”你一点颜色，给“你”一点颜色，给你“一点”颜色，给你一点“颜色”。先前的新长征，解决，下的蛋，力量，不管怎么样还都是拿专辑中的一首单曲统领，现在可好，已经要玩一玩“概念”了，“颜色”的指向和现实意义更加明了，说白了就是要“给你一点颜色”，这个时候的崔健，已经不再问自己“我凭什么”？因为爱你没商量，所以，这是一张意图明显的概念专辑。
从《城市船夫》中的汽车声和号子，到《蓝色骨头》中的自卑知识分子或者文学男青年，到《小城故事》系列中的青春期成长和情爱历程，到《迷失的季节》中的文艺但文艺并不太多的文艺女青年，到《网络处男》中的“美妙的空虚”的当下的迷惘一代，到《舞过38线》中的小朋友读书声以及《超越那一天》中的老妈妈。说什么“清明上河图”那是夸张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面有和太多的人物和角色，而很显然的，崔健自己不见了，作为个体人的他自己不见了，或者说，隐匿了。只有《蓝色骨头》中后段煽情的小号和“爱情算个P”中依稀看到他自己。文学男青年和他作为“歌者”多少有气质上的相似，而《红先生》则是“红”系列的顺延。作为创作主体的崔健隐匿了，《小城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以及“网络上的虫子”都要扮演起“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队员，而作为队长的他却确确实实神龙不见首尾了。“突然音乐响起像是个葬礼，
立刻英雄转世走来拯救大地。”这时候的自我角色正在隐匿中期待着重生。
《给你一点颜色》中的现实不再是“视网膜上”的，而是“视网膜”之上的，这个时候的现实是他头脑中的，是反射到他视网膜之后再加工传递到头脑的沟回中并通过他自己的音乐和歌唱折射出来的。“我的家园怎么可能如此像个坟墓。”“就象眼前这个社会的大酱缸。”“蓝天草地野花。”“难道这个世界比我还不干净。”尽管有十天的晕头转向一天的清醒，但这已经足够我看清楚，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好话坏话什么的，什么城市船夫一壶酒，什么知识分子什么圣女故事，统统地尽收眼底，完成过渡的隐匿之后，完成统统地收视之后，才可以给我居高临下的气势“给你一点颜色”！完成自我隐匿的剥离之后，完成那一天的超越之后，才可以理直气壮的祈求“给我碗水喝”！完成“并不可惜也并不可气”的彻悟之后，才可以用小姐的口说出“没劲”！用老百姓的话说出“谁也不比谁机灵谁也不比谁傻”！“等我做完这个梦，等我唱完这首歌”出去来回之后，早已经完成的自我超越，从《一块红布》中的“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到《红先生》中的“我就要走就要走要走”，这其间的转变竟然是如此的简单，“价值”“意义”“痛苦、死亡以及爱”已经在“如果我停留永远的停留，生命是否还残酷；生活没有你生活没有你，回家没目的”中完全的消解，隐匿的崔健，或者说不得不隐匿的崔健，进出来回早已经能够舞过38线之后的他真正属于他这个个体人的，他已经参透的——“这首歌我唱给你，句句都是唱给你；这节奏我留着，他是我的心跳和脚步。”还是回到源头，作为一个个体人的崔健所能抓住的，仅仅是“节奏”，仅仅是自己的心跳和脚步。
说到这里，崔健在《给你一点颜色》中的主体隐匿是不得不的隐匿，而究竟是为什么让他隐匿——城市船夫给你解答，没有爱情的小伙子给你解答，按摩小姐给你解答，你说你已经不在乎你还说你愿意的姑娘给你解答，别信知识分子那一套，那里没有你想要的实用阶梯，因为他们用良心换知识，因为世界上最容易的就两个事儿吹牛和写字儿都让知识分子给占了，去他妈的老板去他妈的歌星，别再让我恐惧别再让我恶心，“身体得到了自由灵魂还是在监狱”，他自己已经明白，也许是自己的理想本身就有毛病，这个得以承载自己理想的“时代”本身的不作为，“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没有了色彩的时代或者说被肉体淹没的时代，“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作为个体人的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已经失去意义，同节奏一样，只有偶尔抬头看看，也未必是一片蓝蓝的天。
顽强的生命热情
“它慢慢的不再刺激”，“它慢慢的失去了美丽”，美丽的空虚，别说我无聊也别说我俗，别让我恐惧也别让我恶心，“小伙子心中的虚弱”，“越是刚强的汉子越是受不了这个”以及城市，以及城市中的那些人的做派，“你们在领导面前都像孙儿似的，可一到我们面前你们都跟大干部似的”……这些纷乱的世事，当北风吹进我的梦里，如果我不醒我就感觉不到恐惧，那你为什么不绝望？那你为什么还要歌唱？那你为什么还要“超越那一天”？
个体人的时代不是没有作为啊，从《一无所有》时候的呐喊，到《从头再来》的决心；从《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的伸张到《最后一枪》时候的决绝；甚至《盒子》里还要告诉老头子，《彼岸》中的我们这一代人，直到《无能的力量》中还明了自己破坏的欲望和仇恨，但《超越那一天》却直接告诉你“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等我做完这个梦，等我唱完这首歌”，别问我为什么，也别试着叫醒我，只要我不醒我就可以不放弃，只要我出去就有新的刺激，可是妈妈你到底让我跟谁走呢？即使是默默的伤感的，也要超越那一天，因为，你必须度过那一天。
《小城故事》中不是没有痛苦，甚至那仍旧以为蓝色骨头的文学青年，甚至那迷惘一代的网络男女，这个时代不缺痛苦，什么样的时代也不缺痛苦，即使在如此贫乏的时代；不是没有死亡，自我的主体的隐匿就是先前自我的死亡，《小城故事》中心中的圣女白色的衣服就有微微的恐惧，响起的音乐就是葬礼；不是没有爱情，从青春期的萌动到出走到回家把爱情进行到底，从迷失的季节妈妈说我还有个没见过面的妹妹还活着。即使是隐匿，还是歌唱，即使是仅仅的节奏，还是歌唱。《蓝色骨头》中末尾的小号，《迷失的季节》中深情的管子，《红先生》中的箱琴，甚至《农村包围城市》中的电子，青春后的危机之后，来自个体心灵的声音少了，自觉隐匿的个体就像驾御各种人物形象一样驾御各种音乐元素，并且从没有如此大的信息量，从没有像这次传递出的如此的丰富和错落。
《给你一点颜色》不是用来传唱的，但是它所蕴涵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也正在因为它的不可传唱性大大减弱。《给你一点颜色》仍旧是这个贫乏的时代的歌者的自觉的作为，这其中有作为个体绝望的反抗之后的生命热情，这其中有作为残存的生命热情的挣扎和延续，这其中有对多种社会元素的质对分析和鲜明主张，但不幸的是，作为了“贫乏时代”的歌者，它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贫乏时代的习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贫乏”的时代歌者，他没有完全的坚守自我，而是在自我的过渡之后自觉不自觉地隐匿。“贫乏”的时代歌者让他在更加力不从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节奏的钟情让他几乎丧失了艺术创作上的灵性，蜕化成了“唯技术”的音乐工作者。他在属于他自己的维度上试图用生命热情看这个时代，却也只能在这个维度上反映这个时代，而失去了引领这个时代和与这个时代做斗争的力量。
“演出到此结束”，他仍旧是顽强的，但顽强得还不够；作为曾经的敏感神经，要么是敏感出神经病，要么是“我就要走要走”并与这个时代合流。想想荷尔德林在精神失常还能写诗，尼采在疯了还能著述，我们的“诗人”“歌者”都未免太正常了。贫乏的依旧贫乏，放弃的已经放弃，坚持的仍在坚持，《给你一点颜色》终究是只是让这个贫乏的时代多了一点颜色，并没有让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抗贫乏，所以，这是一张“贫乏”的时代歌者失败的概念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