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VS林志炫：两代人的"花房姑娘"
【文化评论】崔健VS林志炫：两代人的"花房姑娘"
转载自：张闳的BLOG：午夜单行道
http://blog.sina.com.cn/zhanghongpp
愤青的"花房姑娘"
1980年代中期发出的"一无所有"的吼叫声，已然成为遥远的呼唤，但至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巨大震荡的余波。与海子的诗歌、马原的小说、张献的戏剧、陈凯歌的电影、谭盾的音乐、徐冰的美术等文化现象一样，崔健的摇滚乐是80年代中期文化界的一次严重事故。这一系列事故带来的文化后果是：制造了难以弥合的文化断裂。而这一切在今天又构成了关于80年代的文化神话。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许多文化风潮，无非是那一次文化震荡的直接或间接的回响。
现代摇滚乐与青年文化反叛运动是一对孪生兄弟，1960年代美国文化即证明了这一点（约翰·列侬、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和嬉皮士运动）。正如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一样，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制度的冲突，是中国80年代中期最具挑战性的文化冲突。但它基本上仍属于"绿色"文化革命。
在80年代，"愤青"一词尚未流行，但那时的文化青年除了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之外，几乎一律是"愤青"。愤怒的青年的声嘶力竭的叫喊，摇滚乐成就了一代文化英雄（而不是文化明星）。这是80年代的愤怒的青年的声音。在崔健破碎、嘶哑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生命力被压抑的焦虑、无可奈何的哀伤、无名的愤怒，狂躁的野性的力量。这显然是文化剧烈震荡和断裂的先兆，其积蓄的社会政治能量却不可低估。人们很快就领略到其爆炸性威力。
在当时，崔健的摇滚精神被1988年的"10万大学生下海南"这样的事件所印证。这是一次真正的集体大逃亡，10万年轻人像冲出笼子的鸟儿一样，飞向一个被想象和渴望所虚构出来的自由天空。这一事件表明，对于自由的幻想和渴望，是80年代文化青年的共同夙愿。而"流浪"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是美国青年反叛制度化文化的标本。"在路上"的意识，是青年一代走出坚硬的制度化文化困境的宣言书。"流浪意识"也始终贯穿着崔健的摇滚乐。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就唱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在崔健的所有歌曲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比起他的那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花房姑娘》中多了一点柔情的东西。正是这一点点柔情，透露出了19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
在处理柔情的方面，80年代的艺术普遍面临考验。《花房姑娘》中的情爱体验，看上去是一种粗野与温情、狂躁与哀伤的奇妙的混合物。真挚而又强烈的情感与压抑的文化环境和笨拙的表达方式，造成了歌曲中诸情绪元素之间的极度不协和的关系。从嘶哑的歌声中，可以听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和撕裂感。这是 80年代的愤怒的青年的声嘶力竭的声音和他们情感饥渴和焦虑的证明。
小资的"花房姑娘"
2000年，台湾歌星林志炫重新演绎了《花房姑娘》，新一代的歌迷得以间接地领略了这首80年代的抒情歌曲经典之作的风貌。
林志炫版的《花房姑娘》是一部MTV。我们看到这位形容俊美的歌手，倘佯在某个现代都市的林荫街道上，深情而又忧伤地歌唱道："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噢～赞扬……"我觉得，如果把最后一句改为"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噢～耳光"，似乎更为贴切。从MTV中的现场看，此时此刻若真的"指着大海的方向"，肯定是脑子进水的，"耳光"伺候在所难免。拥有一位"野蛮女友"，应该更符合当下青年的口味。如今，坚强，已不是男子的优良品质。一个标准的好男人要求有温柔、体贴的性格，即使在迫不得已需要显示阳刚之气的时候，所要的也是"扮酷"。坚强显然是多余的。同样，善良，也已不是姑娘的美德。就算不过分"野蛮"，靓、发嗲、扮蔻，才是美眉们必修的功课。这样，后面所唱的"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则不免有些不合时宜了。
在旋律方面，林版的《花房姑娘》增加了一些装饰性成分，修补了崔版的坚硬、撕裂和粗砺的部分，使之显得平滑、流畅，再加上近乎完美的配器，这样，整首歌听上去更为丰满、柔美、华彩。而歌手特有的清丽而且有些甜腻的歌喉，也更适合悠扬的抒情，这显然是崔健沙哑、粗犷的嗓音所不能比拟的。林版的《花房姑娘》唱出了新世纪"小资"的心声。
这样，重新装修过的《花房姑娘》，比起崔健的原版来，更柔和，更温情，也更具亲和力，更容易被消费。一般而言，新世纪的青年在物质方面显然不是"一无所有"，制度化文化的压抑感也不是忍无可忍的。流浪意识在新《花房姑娘》中被温和的旋律所弱化。流浪，并非迫在眉睫的事变，或别无选择的途径。但它依然是可能的。鉴于"流浪"所具有的浪漫属性，它随时可能变成"小资"青年的文化消费的对象，变成时尚的一部分。诸如"大海"之类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也在这里被消费掉。一种虚拟的流浪感，让"小资"们自我感动。它看上去更像是郊游、远足之类活动的变种，是对刻板的、无激情的生活的余兴和小点缀。
在情感方面同样不能说是"一无所有"。从大众传媒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资作者孜孜不倦地教导人们调情，电视节目主持人公开调情示范。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的荒诞之处也在于此：一方面是调情过剩，另一方面又是情感的极度匮乏。
值得一提的是，MTV这种形式也使艺术品更便于消费。它可以进入KTV包房，成为卡拉OK的必备曲目。在卡拉OK这个一个硕大无朋的胃囊里，将任何音乐都可以囊括其中，经过夜间的糜烂和消化，排泄出来的是聒噪的声音渣滓。在这种语境下，歌唱的与其说是"花房姑娘"，不如说更像是"歌厅小姐
转载自：张闳的BLOG：午夜单行道
http://blog.sina.com.cn/zhanghongpp
愤青的"花房姑娘"
1980年代中期发出的"一无所有"的吼叫声，已然成为遥远的呼唤，但至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巨大震荡的余波。与海子的诗歌、马原的小说、张献的戏剧、陈凯歌的电影、谭盾的音乐、徐冰的美术等文化现象一样，崔健的摇滚乐是80年代中期文化界的一次严重事故。这一系列事故带来的文化后果是：制造了难以弥合的文化断裂。而这一切在今天又构成了关于80年代的文化神话。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许多文化风潮，无非是那一次文化震荡的直接或间接的回响。
现代摇滚乐与青年文化反叛运动是一对孪生兄弟，1960年代美国文化即证明了这一点（约翰·列侬、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乐与"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和嬉皮士运动）。正如60年代的美国青年文化运动一样，个体的自由意志与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制度的冲突，是中国80年代中期最具挑战性的文化冲突。但它基本上仍属于"绿色"文化革命。
在80年代，"愤青"一词尚未流行，但那时的文化青年除了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之外，几乎一律是"愤青"。愤怒的青年的声嘶力竭的叫喊，摇滚乐成就了一代文化英雄（而不是文化明星）。这是80年代的愤怒的青年的声音。在崔健破碎、嘶哑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生命力被压抑的焦虑、无可奈何的哀伤、无名的愤怒，狂躁的野性的力量。这显然是文化剧烈震荡和断裂的先兆，其积蓄的社会政治能量却不可低估。人们很快就领略到其爆炸性威力。
在当时，崔健的摇滚精神被1988年的"10万大学生下海南"这样的事件所印证。这是一次真正的集体大逃亡，10万年轻人像冲出笼子的鸟儿一样，飞向一个被想象和渴望所虚构出来的自由天空。这一事件表明，对于自由的幻想和渴望，是80年代文化青年的共同夙愿。而"流浪"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是美国青年反叛制度化文化的标本。"在路上"的意识，是青年一代走出坚硬的制度化文化困境的宣言书。"流浪意识"也始终贯穿着崔健的摇滚乐。崔健的一曲《一无所有》，就唱出了一代人的心声。
在崔健的所有歌曲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比起他的那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花房姑娘》中多了一点柔情的东西。正是这一点点柔情，透露出了19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
在处理柔情的方面，80年代的艺术普遍面临考验。《花房姑娘》中的情爱体验，看上去是一种粗野与温情、狂躁与哀伤的奇妙的混合物。真挚而又强烈的情感与压抑的文化环境和笨拙的表达方式，造成了歌曲中诸情绪元素之间的极度不协和的关系。从嘶哑的歌声中，可以听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和撕裂感。这是 80年代的愤怒的青年的声嘶力竭的声音和他们情感饥渴和焦虑的证明。
小资的"花房姑娘"
2000年，台湾歌星林志炫重新演绎了《花房姑娘》，新一代的歌迷得以间接地领略了这首80年代的抒情歌曲经典之作的风貌。
林志炫版的《花房姑娘》是一部MTV。我们看到这位形容俊美的歌手，倘佯在某个现代都市的林荫街道上，深情而又忧伤地歌唱道："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噢～赞扬……"我觉得，如果把最后一句改为"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噢～耳光"，似乎更为贴切。从MTV中的现场看，此时此刻若真的"指着大海的方向"，肯定是脑子进水的，"耳光"伺候在所难免。拥有一位"野蛮女友"，应该更符合当下青年的口味。如今，坚强，已不是男子的优良品质。一个标准的好男人要求有温柔、体贴的性格，即使在迫不得已需要显示阳刚之气的时候，所要的也是"扮酷"。坚强显然是多余的。同样，善良，也已不是姑娘的美德。就算不过分"野蛮"，靓、发嗲、扮蔻，才是美眉们必修的功课。这样，后面所唱的"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则不免有些不合时宜了。
在旋律方面，林版的《花房姑娘》增加了一些装饰性成分，修补了崔版的坚硬、撕裂和粗砺的部分，使之显得平滑、流畅，再加上近乎完美的配器，这样，整首歌听上去更为丰满、柔美、华彩。而歌手特有的清丽而且有些甜腻的歌喉，也更适合悠扬的抒情，这显然是崔健沙哑、粗犷的嗓音所不能比拟的。林版的《花房姑娘》唱出了新世纪"小资"的心声。
这样，重新装修过的《花房姑娘》，比起崔健的原版来，更柔和，更温情，也更具亲和力，更容易被消费。一般而言，新世纪的青年在物质方面显然不是"一无所有"，制度化文化的压抑感也不是忍无可忍的。流浪意识在新《花房姑娘》中被温和的旋律所弱化。流浪，并非迫在眉睫的事变，或别无选择的途径。但它依然是可能的。鉴于"流浪"所具有的浪漫属性，它随时可能变成"小资"青年的文化消费的对象，变成时尚的一部分。诸如"大海"之类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也在这里被消费掉。一种虚拟的流浪感，让"小资"们自我感动。它看上去更像是郊游、远足之类活动的变种，是对刻板的、无激情的生活的余兴和小点缀。
在情感方面同样不能说是"一无所有"。从大众传媒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资作者孜孜不倦地教导人们调情，电视节目主持人公开调情示范。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情感过剩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的荒诞之处也在于此：一方面是调情过剩，另一方面又是情感的极度匮乏。
值得一提的是，MTV这种形式也使艺术品更便于消费。它可以进入KTV包房，成为卡拉OK的必备曲目。在卡拉OK这个一个硕大无朋的胃囊里，将任何音乐都可以囊括其中，经过夜间的糜烂和消化，排泄出来的是聒噪的声音渣滓。在这种语境下，歌唱的与其说是"花房姑娘"，不如说更像是"歌厅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