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运动员的新姿态
郝舫在说明中国摇滚乐的独立传统与独特的价值的时候，曾经举《红旗下的蛋》为例，他的评价大意是：对九十年代中国的认识，有多少能超过崔健的这张专辑呢。（见《比零还少》）这个评价是恰切而中肯的。而从这一评价视角出发不难看出：到《红旗下的蛋》时候的崔健，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任务。此前，崔健的任务是要冲破因袭的束缚，摆脱身体与精神的麻木，找到真切的“感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并进而告诉人们找到了怎样的感觉（《解决》）。这都是在解决自我的精神困境。而接下来，在《红旗下的蛋》中，崔健将考虑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试图描述时代的特点，同时在描述的过程中，勾勒出自己的表达的姿态。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摇滚的老运动员（经过“文革”年代人们，对“运动员”肯定不陌生），又有了新的动作。
在谈论《红旗下的蛋》时的崔健之前，首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摇滚乐，在彼时中国青年的印象中，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姿态？可能会有许多答案，但是我想一个大体共同的取向是——愤怒。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的“愤怒”包含许多内容：不满情绪、反抗批判、无端发泄等等。那时的青年人需要摇滚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愤怒”找到诉求的出口。而从非理性的迷失自我的巅狂年代刚刚走出来的人们，表达愤怒的水平还不够高，呈现愤怒的方式还不够多元化。于是，中国摇滚起步之初的行程中，有太多只是迷恋于甩长头发并发出咆哮的狂热行者与路边看客。但是他们的情绪像突然接触了空气的镁金属，瞬间自燃，明亮耀眼，却也转瞬即逝。而这时，人们会发现，崔健早已在这条路上远远的在前方等候着那些可能已经喊没了力气的身影。
在《红旗下的蛋》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走向时代的崔健，专辑中那些热闹的中国打击乐，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给舶来的摇滚乐加入一点中国元素。那些并不整齐的打击乐声，正是描摹了那个热热闹闹的，充满可能性的，欲望四起而又必然掺杂着混乱的时代。刘元用唢呐模仿出的那些鸡鸣、北京站时钟音甚至没有了力量的《命运》交响曲，还有那些街头车辆、鞭炮和人声的采样，是那个时代具体而生动的景深，是九十年代无比熟悉的声音。
崔健对这时代的繁杂交织的声响并不拒斥，而是置身其中。但是，他并没有融入，并没有在这纷乱的声响中乱奔狂舞。于是他的身上呈现出二重角色特征：他是时代的参与者，但同时也是时代的注视者和反思者。他是这时代万千身影中的一员，但他也因其独立的思考而孤独。由此，《红旗下的蛋》中的崔健的表达姿态呈现出不同于前两张专辑的特征，也不同于那时许多对时代特征不够敏感的摇滚人的表达。
这是一个日渐浮躁的年代，八十年代的严肃感和人文情怀此时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如果还留着长发习惯于担当启蒙主义先驱，已经显现出些许英雄末路的疲惫之态，但依然不乏追随者。而此时，依然游刃有余地摇滚着的崔健，作出了他的新姿态，表达着他的新话语。而这新的话语，却是由我们曾经熟悉的元素构成的。
比如说，“革命”“运动”“风雨”等词语，或类似的话语，在我们此前所熟悉的崔健那里也可以看作是关键词，但在《红旗下的蛋》中有了不同的意味。“运动”这个词语，在《红旗下的蛋》之前的崔健作品中并不多见，但我们能够感受到，那是崔健在有意避开这个词语，但是越刻意避开，反而越强调了它的存在。这一词语的影响存在于崔健本人以及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深处（“运动思维”时至今日依然左右着很多中国人的行为）。而在《红旗下的蛋》中，“运动”被毫不回避地提出来，但是，这个词语已经成为喻体，其最引人注目的本体是爱情。“运动”作为喻体呈现出的是爱情给人带来的极致、癫狂与痴迷。而它过去所没有的含义是真诚、自主与纯粹。
而基本没有发生转义的“革命”一词，也由于其所处的话语环境不同以往而给我们带来新的听觉体验。比如在《盒子》中，曾经的革命化理想作为一个骗局被戳穿之后，“革命”那曾经使人失去自我的神圣光色顿然消失。与以往的作品不同，《红旗下的蛋》之前的崔健，不太提“革命”这个词语，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作品却常常提示我们彼时崔健身上那曾经的红色意识在发生着作用，那种严肃的、昂扬的感觉更富煽情特征。而《盒子》中，“痞气”在增强，严肃感已经不是停留在作品的表面，作品从直觉上呈现给我们的是撒泼耍赖的少年形象，而不再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甚至是《解决》时代的严肃的摇滚文艺青年。
新姿态的最集中的体现，是《红旗下的蛋》的专辑同名曲。在这首歌中，崔健向我们说明了新姿态出现的根本原因：此时的崔健，已经不是举红旗的人，而是“红旗下的蛋”，是那个红色时代的下一辈。这样的认知在此前的崔健作品中已经显现，但并不明确。而在这张专辑中，明确的表达了出来。而在崔健同代甚至更后出现的一些中国摇滚人，依然自觉不自觉的暴露着“举红旗”的思维定势，比较著名的大概就是曾经的“呼吸”乐队，那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假大空”。
《红旗下的蛋》一曲则描绘出九零年代青年的普遍状态：他们与时代不拧巴，不冲突，但是也带着一些玩世不恭。不再将空洞的启蒙挂在嘴上，对上一代人不再像马小军（《阳光灿烂的日子》主人公）着迷于父亲的军装。他们对自我有更多的肯定与欣赏，但表面可能带着自嘲的面具。这一代不可能摆脱上一代的精神遗传，但更想走出上一代，走出曾经的红色年代的笼罩。这样一代的姿态，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没有理想，不够严肃，像崔健歌中唱的，这个时代，不如上一代“坚硬”——像石头一般——它只是一颗易碎的蛋。但是，崔健敏锐的看到一个常识：蛋才有生命，才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此时的崔健，敏感地洞察了这个被上一代很多人所摇头叹息的时代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在拆解原有的一切，可能让人感觉“一点正经没有”，但是，崔健看到，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自我真实的生命感觉的尊重和追肯定。
当彼时（其实现在亦如此）的许多人沉浸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带来的的震撼式初体验而不能出离的时候，崔健已经抽身而出，站在围拥的人群之外，并渐行渐远。所以，在《解决》和《红旗下的蛋》出版后，有不少人认为崔健音乐的“力量”减弱了。这无疑是将“力量”等同于生猛和直接。而不认同其他的类型。而崔健敏锐的发现：力量，来自于蓬勃的新生命，而不是口号或是架势。
崔健选择了新的表达姿态，而当时很多固执的认为崔健应该在新长征路上继续“摇滚”下去的人们，对崔健的这种新姿态是不大买账。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观念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可以进行放大，描述上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观念冲突。上边已经提到，新的作为“蛋”的一代，有着玩世不恭的表面姿态。但是，玩世不恭其实是对一切要求规范化、同质化的社会而言。当面对“自我”的时候，这一代青年并不缺少认真和勇气。我觉得，这种认真和勇气，可以体现在《最后的抱怨》中。这首歌想一个宣言，一次认真的表白。崔健的演唱中，副歌假声的部分仿佛迎接风雨时被吹乱的头发，但是真声的部分又分明告诉我们，这歌者的脚步是坚定的。——这，就是崔健用新的姿态嫌我们展示的新的力量。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摇滚的老运动员（经过“文革”年代人们，对“运动员”肯定不陌生），又有了新的动作。
在谈论《红旗下的蛋》时的崔健之前，首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摇滚乐，在彼时中国青年的印象中，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姿态？可能会有许多答案，但是我想一个大体共同的取向是——愤怒。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的“愤怒”包含许多内容：不满情绪、反抗批判、无端发泄等等。那时的青年人需要摇滚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愤怒”找到诉求的出口。而从非理性的迷失自我的巅狂年代刚刚走出来的人们，表达愤怒的水平还不够高，呈现愤怒的方式还不够多元化。于是，中国摇滚起步之初的行程中，有太多只是迷恋于甩长头发并发出咆哮的狂热行者与路边看客。但是他们的情绪像突然接触了空气的镁金属，瞬间自燃，明亮耀眼，却也转瞬即逝。而这时，人们会发现，崔健早已在这条路上远远的在前方等候着那些可能已经喊没了力气的身影。
在《红旗下的蛋》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走向时代的崔健，专辑中那些热闹的中国打击乐，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给舶来的摇滚乐加入一点中国元素。那些并不整齐的打击乐声，正是描摹了那个热热闹闹的，充满可能性的，欲望四起而又必然掺杂着混乱的时代。刘元用唢呐模仿出的那些鸡鸣、北京站时钟音甚至没有了力量的《命运》交响曲，还有那些街头车辆、鞭炮和人声的采样，是那个时代具体而生动的景深，是九十年代无比熟悉的声音。
崔健对这时代的繁杂交织的声响并不拒斥，而是置身其中。但是，他并没有融入，并没有在这纷乱的声响中乱奔狂舞。于是他的身上呈现出二重角色特征：他是时代的参与者，但同时也是时代的注视者和反思者。他是这时代万千身影中的一员，但他也因其独立的思考而孤独。由此，《红旗下的蛋》中的崔健的表达姿态呈现出不同于前两张专辑的特征，也不同于那时许多对时代特征不够敏感的摇滚人的表达。
这是一个日渐浮躁的年代，八十年代的严肃感和人文情怀此时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如果还留着长发习惯于担当启蒙主义先驱，已经显现出些许英雄末路的疲惫之态，但依然不乏追随者。而此时，依然游刃有余地摇滚着的崔健，作出了他的新姿态，表达着他的新话语。而这新的话语，却是由我们曾经熟悉的元素构成的。
比如说，“革命”“运动”“风雨”等词语，或类似的话语，在我们此前所熟悉的崔健那里也可以看作是关键词，但在《红旗下的蛋》中有了不同的意味。“运动”这个词语，在《红旗下的蛋》之前的崔健作品中并不多见，但我们能够感受到，那是崔健在有意避开这个词语，但是越刻意避开，反而越强调了它的存在。这一词语的影响存在于崔健本人以及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深处（“运动思维”时至今日依然左右着很多中国人的行为）。而在《红旗下的蛋》中，“运动”被毫不回避地提出来，但是，这个词语已经成为喻体，其最引人注目的本体是爱情。“运动”作为喻体呈现出的是爱情给人带来的极致、癫狂与痴迷。而它过去所没有的含义是真诚、自主与纯粹。
而基本没有发生转义的“革命”一词，也由于其所处的话语环境不同以往而给我们带来新的听觉体验。比如在《盒子》中，曾经的革命化理想作为一个骗局被戳穿之后，“革命”那曾经使人失去自我的神圣光色顿然消失。与以往的作品不同，《红旗下的蛋》之前的崔健，不太提“革命”这个词语，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作品却常常提示我们彼时崔健身上那曾经的红色意识在发生着作用，那种严肃的、昂扬的感觉更富煽情特征。而《盒子》中，“痞气”在增强，严肃感已经不是停留在作品的表面，作品从直觉上呈现给我们的是撒泼耍赖的少年形象，而不再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甚至是《解决》时代的严肃的摇滚文艺青年。
新姿态的最集中的体现，是《红旗下的蛋》的专辑同名曲。在这首歌中，崔健向我们说明了新姿态出现的根本原因：此时的崔健，已经不是举红旗的人，而是“红旗下的蛋”，是那个红色时代的下一辈。这样的认知在此前的崔健作品中已经显现，但并不明确。而在这张专辑中，明确的表达了出来。而在崔健同代甚至更后出现的一些中国摇滚人，依然自觉不自觉的暴露着“举红旗”的思维定势，比较著名的大概就是曾经的“呼吸”乐队，那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假大空”。
《红旗下的蛋》一曲则描绘出九零年代青年的普遍状态：他们与时代不拧巴，不冲突，但是也带着一些玩世不恭。不再将空洞的启蒙挂在嘴上，对上一代人不再像马小军（《阳光灿烂的日子》主人公）着迷于父亲的军装。他们对自我有更多的肯定与欣赏，但表面可能带着自嘲的面具。这一代不可能摆脱上一代的精神遗传，但更想走出上一代，走出曾经的红色年代的笼罩。这样一代的姿态，曾经被很多人认为没有理想，不够严肃，像崔健歌中唱的，这个时代，不如上一代“坚硬”——像石头一般——它只是一颗易碎的蛋。但是，崔健敏锐的看到一个常识：蛋才有生命，才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此时的崔健，敏感地洞察了这个被上一代很多人所摇头叹息的时代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可能在拆解原有的一切，可能让人感觉“一点正经没有”，但是，崔健看到，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自我真实的生命感觉的尊重和追肯定。
当彼时（其实现在亦如此）的许多人沉浸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带来的的震撼式初体验而不能出离的时候，崔健已经抽身而出，站在围拥的人群之外，并渐行渐远。所以，在《解决》和《红旗下的蛋》出版后，有不少人认为崔健音乐的“力量”减弱了。这无疑是将“力量”等同于生猛和直接。而不认同其他的类型。而崔健敏锐的发现：力量，来自于蓬勃的新生命，而不是口号或是架势。
崔健选择了新的表达姿态，而当时很多固执的认为崔健应该在新长征路上继续“摇滚”下去的人们，对崔健的这种新姿态是不大买账。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观念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可以进行放大，描述上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观念冲突。上边已经提到，新的作为“蛋”的一代，有着玩世不恭的表面姿态。但是，玩世不恭其实是对一切要求规范化、同质化的社会而言。当面对“自我”的时候，这一代青年并不缺少认真和勇气。我觉得，这种认真和勇气，可以体现在《最后的抱怨》中。这首歌想一个宣言，一次认真的表白。崔健的演唱中，副歌假声的部分仿佛迎接风雨时被吹乱的头发，但是真声的部分又分明告诉我们，这歌者的脚步是坚定的。——这，就是崔健用新的姿态嫌我们展示的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