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峻：《只有一个宁夏》
今天新消息报的编辑让我回忆当初是如何向颜峻约稿的，我就翻了一下邮件来往，这篇文字颜老师是04年8月3日发给我的，信件中说“里面的傻逼可以换成“家伙”，牛逼可以换成“猛”。但最好不要换。
也不要删改别处，可以吗？”
这张唱片的概念源于这篇文字。
只有一个宁夏
——为贺兰山摇滚音乐节而写
颜峻
世界上只有一个宁夏。
但是世界太大了，人们通常把自己生活的那口井称做世界，因此没有重大的理由，其他的井就不会出现在自己的井里——我是说通过电视机和《世界历史》。现在，宁夏突然腾空，在中国的愤青和文艺青年上空出现，托着传说中的贺兰山和想象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摇滚乐大腕……还是老样子，成千上万的羊，成千上万的人，比他们还多出成千上万又成千上万倍的沙子，依然隐没在其他的世界之外。
我这样接触过宁夏：采访并参观贺兰山岩画展一次；沙湖游两次；购买《西夏史》并参观博物馆一次；被两位陌生的美女款待，夜宿中卫青年旅社办公室一次；在银川市外文书店二楼，我买了这辈子头两张正版CD：P. J. Harvey的"Rid of Me"和Velvet Underground的未发表单曲集；有一年，传说中的银川电声乐队前辈“西部枪手”要来兰州演出，后来不了了之……到此为止，在北京，有时候和那帮银川人混在一起，在我的世界里，兰州人、新疆人、银川人，都在北京的地下音乐和波西米亚气氛中搅在一起，大家蹲在河酒吧门口，Bob Marley的头发、云南的长裤、啤酒、烟锅子、摇滚乐和冬不拉。这就是生活。
但生活不只如此。正如宁夏的音乐不只是布衣乐队、赵已然和赵牧阳、去年来的朋克、会成为好经纪人的悠悠……还有苏阳和许多乐队——你可以在网络上，或者《通俗歌曲》上看到他们的名字，哪怕只提了一句，你可以看到他们活着，散发出来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光。这就是摇滚乐，大腕只是冰山一角的一角，而音乐在生活里，像真正的贺兰山一样，每一棵草、每一块土、每一个没有出名的希望的小人物都那么丑陋，或美妙。在传说中，贺兰山是牛逼的，并被评选出的大腕代表起来，但组成山岭的人知道，那是两码事。
我刚才说到苏阳。两年前他给了我一张小样，《生命的故事》，我们聊到音乐的形式，他说自己在训练和寻找感觉，但我想，那张小样用整张专辑的长度叙述了生命、欲望、理智和挣扎带来的痛苦，这需要的不只是感觉。那时候的苏阳，还没有摆脱老一代乐手对美国节奏布鲁斯吉他技巧的依赖，金属情歌一直在捆绑他们，苏阳不但没有找到足够承担那样庞大题目的复杂、抽象的形式，也没有跟那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影响决裂。然后他回了银川，在我就要忘记他的时候又发出了新的声音——因为旧，所以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努力为晚饭和更好的晚饭以及晚饭需要的冰箱和更大的冰箱而追求新生活的时候，苏阳突然唱起了花儿。他的腔调中，也出现了野孩子那种地方口音。对，银川话和兰州话本来就像，我本能地知道。
实验电子或者英式摇滚，或者箱琴弹唱的花儿，都没有问题。但有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拧巴的，让你想拿头撞墙。这中间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怎样，而是那个出现在舞台上的人有没有问过自己是谁、想做和能做什么。现在苏阳问过了自己，他不是尼采也不是葛洪，关于生命的艰难思考，给了他一次磨练和挤压，回到银川街头的时候，这个小人物仿佛已经周游世界。你知道，这和原地不动的人发出的歌声是不一样的。听得出节奏已经变了，和弦进行不再那么经典，嗓音因为承受着怀疑、注视而变得紧张，一切都显得普通，但又响亮，慢慢地，让人热起来——我们把获得这种加热的能力，称为修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修行者提前从前锋的位置跑回了后卫那里，等着人们从狂奔的新生活中掉下来，给他们安慰。
当然，苏阳仍然需要研究他的吉他，为了解放自己，他的身体已经浸泡在市井，但是手指还不能自由、勇敢地拨动。民谣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最难的音乐，除了90年代的slowcore和这几年的另类乡村，我们很少听到箱琴从陈词滥调中走出来，当然，除非你真的有Michael Gira或者Martyn Bates那种超越音乐的感情。苏阳和两年前的野孩子一样，要开始解决一些技术的，也是精神的调性和手法的问题了。
不，我不是说布鲁斯、洋玩意罪该万死。赵已然可以告诉你，布鲁斯完全可以变成和他长的一样的那些中国人的生活。那是日子，眼泪，女人，生病的身体，酒瓶和回忆。他的现场总是有同一个题目，“活在1988”，然后他唱那个时代的歌，让人们哭，或者干杯。洋玩意也罢，传统也罢，一旦进入了生活，就会有生命。80年代弹吉他、走穴的人，会比黑屋子里苦练重金属的人更懂得这个，但通常他们的演奏粗糙简陋，像国产的双卡录音机。赵已然，我们叫他老大，经过了许多年不堪的生活，终于开始固定演出，并且说要戒酒，他的吉他，也粗，但每一下都弹在心上。包括那些休止，和唱不上去时候的休止。我也见过一些玩电子乐的年轻人，软件像揣在老大口袋里的烟一样，陪他们过日子——这是一回事。简单地说，你大概可以在美国农村找到很多这样的歌手，闭着眼睛，靠沧桑而不是创新来杀伤你，但是在中国的城市，他用茶话会一样的演出激活了这20年的我们的沧桑。没有人这样做。也根本没人能学。
在民间、民族音乐被整理、改造、扭曲并最终规定之后，每个人一开口就只能让嗓子里的电视大奖赛状元替他/她发声，为了从官员和电视的模式中逃出来，人们借来了西方的吉他，但很快又被录象带、盗版DVD和更多的电视给规定起来。这中间有一些幸存者，他们建立了知青歌曲-盲流歌曲-囚歌-小调流行歌和新民谣的小小传统，让混沌的生活在刀郎和冷血动物和IZ乐队之间回响着。老大身在其中，将不再可能成为先锋，但他保留了火种。
和老大生活在一起的，是布衣乐队，他们的乐手和冷血动物乐队有过交集，这大概也和那个小传统有关。如果说冷血动物是囚歌的硬摇滚化，那么布衣是什么？是一个花花草草的世界吗？是用古筝展开的波澜、用大提琴勾画的云层，然后用老百姓的旋律和摇滚乐的火焰、齿轮砸出来的舞蹈吗？这样说太过煽情，事实上他们是一种越来越成熟的摇滚乐队，两年前还有画蛇添足之嫌的古筝，现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符号，已经和吉他掩映起来；他们层次丰富、此起彼伏，节奏部分强大而且环环相扣，主唱把旋律托起来，穿越了这片热闹的景象……
但现在的问题是，主唱有点太字正腔圆了，他们整个都太规范了。布衣的勤勉和积极有目共睹，他们的音乐性，在最近的两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可以控制气氛、点燃一种正派的热情，但在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万支这样的乐队，其中有一些还掌握着更加深邃的感情和更加布衣的生活。要说音乐性，布衣在赵已然和苏阳之上，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们的眼神、生活和朋友，并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音乐，这不需要比较。那样的生活，需要的不是诚实做音乐那么简单，你必须用配套的形式来证明对生活的忠诚——这可以总结为一种文化的矛盾，布衣这个名字，象征着中国的布衣百姓，他们最迫切的事情，是用自己的方式说话，但每到说话的时候，却总是发出想象中的、集体的、被称做“自己的”声音。
让小知识分子和远道而来的老乡激动起来是容易的，穿着布衣的布衣乐队很容易被电视台那帮傻逼形容成布衣摇滚，但世界上的沙子、树叶和眼睛都并不一样，它们会要求摇滚乐从高烧的庆功会上出来片刻，给布衣乐队一个新的机会。
世界上每样东西都只有一个，他们看起来都那么相像，构成山脉或人群，却又千差万别，惊心动魄。可以有许多媒体和前赴后继的偶像，但只有一个武锐、一个吴宁越、一个苏阳，只有一个宁夏——无论它是不是突然被资本的力量揪到了电视机前……
也不要删改别处，可以吗？”
这张唱片的概念源于这篇文字。
只有一个宁夏
——为贺兰山摇滚音乐节而写
颜峻
世界上只有一个宁夏。
但是世界太大了，人们通常把自己生活的那口井称做世界，因此没有重大的理由，其他的井就不会出现在自己的井里——我是说通过电视机和《世界历史》。现在，宁夏突然腾空，在中国的愤青和文艺青年上空出现，托着传说中的贺兰山和想象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摇滚乐大腕……还是老样子，成千上万的羊，成千上万的人，比他们还多出成千上万又成千上万倍的沙子，依然隐没在其他的世界之外。
我这样接触过宁夏：采访并参观贺兰山岩画展一次；沙湖游两次；购买《西夏史》并参观博物馆一次；被两位陌生的美女款待，夜宿中卫青年旅社办公室一次；在银川市外文书店二楼，我买了这辈子头两张正版CD：P. J. Harvey的"Rid of Me"和Velvet Underground的未发表单曲集；有一年，传说中的银川电声乐队前辈“西部枪手”要来兰州演出，后来不了了之……到此为止，在北京，有时候和那帮银川人混在一起，在我的世界里，兰州人、新疆人、银川人，都在北京的地下音乐和波西米亚气氛中搅在一起，大家蹲在河酒吧门口，Bob Marley的头发、云南的长裤、啤酒、烟锅子、摇滚乐和冬不拉。这就是生活。
但生活不只如此。正如宁夏的音乐不只是布衣乐队、赵已然和赵牧阳、去年来的朋克、会成为好经纪人的悠悠……还有苏阳和许多乐队——你可以在网络上，或者《通俗歌曲》上看到他们的名字，哪怕只提了一句，你可以看到他们活着，散发出来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光。这就是摇滚乐，大腕只是冰山一角的一角，而音乐在生活里，像真正的贺兰山一样，每一棵草、每一块土、每一个没有出名的希望的小人物都那么丑陋，或美妙。在传说中，贺兰山是牛逼的，并被评选出的大腕代表起来，但组成山岭的人知道，那是两码事。
我刚才说到苏阳。两年前他给了我一张小样，《生命的故事》，我们聊到音乐的形式，他说自己在训练和寻找感觉，但我想，那张小样用整张专辑的长度叙述了生命、欲望、理智和挣扎带来的痛苦，这需要的不只是感觉。那时候的苏阳，还没有摆脱老一代乐手对美国节奏布鲁斯吉他技巧的依赖，金属情歌一直在捆绑他们，苏阳不但没有找到足够承担那样庞大题目的复杂、抽象的形式，也没有跟那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影响决裂。然后他回了银川，在我就要忘记他的时候又发出了新的声音——因为旧，所以新。在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努力为晚饭和更好的晚饭以及晚饭需要的冰箱和更大的冰箱而追求新生活的时候，苏阳突然唱起了花儿。他的腔调中，也出现了野孩子那种地方口音。对，银川话和兰州话本来就像，我本能地知道。
实验电子或者英式摇滚，或者箱琴弹唱的花儿，都没有问题。但有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拧巴的，让你想拿头撞墙。这中间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怎样，而是那个出现在舞台上的人有没有问过自己是谁、想做和能做什么。现在苏阳问过了自己，他不是尼采也不是葛洪，关于生命的艰难思考，给了他一次磨练和挤压，回到银川街头的时候，这个小人物仿佛已经周游世界。你知道，这和原地不动的人发出的歌声是不一样的。听得出节奏已经变了，和弦进行不再那么经典，嗓音因为承受着怀疑、注视而变得紧张，一切都显得普通，但又响亮，慢慢地，让人热起来——我们把获得这种加热的能力，称为修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修行者提前从前锋的位置跑回了后卫那里，等着人们从狂奔的新生活中掉下来，给他们安慰。
当然，苏阳仍然需要研究他的吉他，为了解放自己，他的身体已经浸泡在市井，但是手指还不能自由、勇敢地拨动。民谣是世界上最简单也最难的音乐，除了90年代的slowcore和这几年的另类乡村，我们很少听到箱琴从陈词滥调中走出来，当然，除非你真的有Michael Gira或者Martyn Bates那种超越音乐的感情。苏阳和两年前的野孩子一样，要开始解决一些技术的，也是精神的调性和手法的问题了。
不，我不是说布鲁斯、洋玩意罪该万死。赵已然可以告诉你，布鲁斯完全可以变成和他长的一样的那些中国人的生活。那是日子，眼泪，女人，生病的身体，酒瓶和回忆。他的现场总是有同一个题目，“活在1988”，然后他唱那个时代的歌，让人们哭，或者干杯。洋玩意也罢，传统也罢，一旦进入了生活，就会有生命。80年代弹吉他、走穴的人，会比黑屋子里苦练重金属的人更懂得这个，但通常他们的演奏粗糙简陋，像国产的双卡录音机。赵已然，我们叫他老大，经过了许多年不堪的生活，终于开始固定演出，并且说要戒酒，他的吉他，也粗，但每一下都弹在心上。包括那些休止，和唱不上去时候的休止。我也见过一些玩电子乐的年轻人，软件像揣在老大口袋里的烟一样，陪他们过日子——这是一回事。简单地说，你大概可以在美国农村找到很多这样的歌手，闭着眼睛，靠沧桑而不是创新来杀伤你，但是在中国的城市，他用茶话会一样的演出激活了这20年的我们的沧桑。没有人这样做。也根本没人能学。
在民间、民族音乐被整理、改造、扭曲并最终规定之后，每个人一开口就只能让嗓子里的电视大奖赛状元替他/她发声，为了从官员和电视的模式中逃出来，人们借来了西方的吉他，但很快又被录象带、盗版DVD和更多的电视给规定起来。这中间有一些幸存者，他们建立了知青歌曲-盲流歌曲-囚歌-小调流行歌和新民谣的小小传统，让混沌的生活在刀郎和冷血动物和IZ乐队之间回响着。老大身在其中，将不再可能成为先锋，但他保留了火种。
和老大生活在一起的，是布衣乐队，他们的乐手和冷血动物乐队有过交集，这大概也和那个小传统有关。如果说冷血动物是囚歌的硬摇滚化，那么布衣是什么？是一个花花草草的世界吗？是用古筝展开的波澜、用大提琴勾画的云层，然后用老百姓的旋律和摇滚乐的火焰、齿轮砸出来的舞蹈吗？这样说太过煽情，事实上他们是一种越来越成熟的摇滚乐队，两年前还有画蛇添足之嫌的古筝，现在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符号，已经和吉他掩映起来；他们层次丰富、此起彼伏，节奏部分强大而且环环相扣，主唱把旋律托起来，穿越了这片热闹的景象……
但现在的问题是，主唱有点太字正腔圆了，他们整个都太规范了。布衣的勤勉和积极有目共睹，他们的音乐性，在最近的两年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可以控制气氛、点燃一种正派的热情，但在这个地球上有几十万支这样的乐队，其中有一些还掌握着更加深邃的感情和更加布衣的生活。要说音乐性，布衣在赵已然和苏阳之上，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们的眼神、生活和朋友，并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音乐，这不需要比较。那样的生活，需要的不是诚实做音乐那么简单，你必须用配套的形式来证明对生活的忠诚——这可以总结为一种文化的矛盾，布衣这个名字，象征着中国的布衣百姓，他们最迫切的事情，是用自己的方式说话，但每到说话的时候，却总是发出想象中的、集体的、被称做“自己的”声音。
让小知识分子和远道而来的老乡激动起来是容易的，穿着布衣的布衣乐队很容易被电视台那帮傻逼形容成布衣摇滚，但世界上的沙子、树叶和眼睛都并不一样，它们会要求摇滚乐从高烧的庆功会上出来片刻，给布衣乐队一个新的机会。
世界上每样东西都只有一个，他们看起来都那么相像，构成山脉或人群，却又千差万别，惊心动魄。可以有许多媒体和前赴后继的偶像，但只有一个武锐、一个吴宁越、一个苏阳，只有一个宁夏——无论它是不是突然被资本的力量揪到了电视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