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
文/刘昊（voiceweekly）
预备……起！
这是合唱的起令，中国近代民间艺人嘴里流传的口语；和“一、二、三，走”或者“one、two、three、four”比起来，属于有些年头的土鳖。这也是山人乐队主唱瞿子寒的开场白，带着昆明郊区口音，说给他舞台上的兄弟听。云南特产的方言和思维，天经地义，保持在几个云南草根身上。这些被外乡人忽略掉的细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没有人觉得了不起。
神奇，往往和落后有关。高原、山岗、红土、河流、田野、民间、乡下、寨子、口音，正成为被淘汰的那些东西。它们的意义，是高贵世故，且所谓思想正确的人，在闲暇时打折后精确到小数点的调剂，当代价值观的尊严交媾道德优越感后打着啤酒嗝冒出的惊叹，它们注定边缘，甚至背上世侩、粗俗的骂名。这个世界被人为地规定了，落后的，要由先进的来定义。它的标准，是主流价值、中心主义、城市文化之所以优越的参照。哪怕它只是保持了陈旧的姿态，民间的语法，也在更高更快更强的时代背景下变成朴陋的代名词。
但对于这支云南乐队，却不得不提这些无用的东西。
山人从落后的地方上路，这首先是他们的生活，其次才是他们唱的那些东西。山人刚从云南去北京的时候，适逢青春，莽撞和朝气。他们和上世纪90年代去北京搞摇滚的其他人一样，梦想成为摇滚巨星，成为可以和崔健握手的那一类。用他们的话说，叫闯社会。那些年，一批乐队靠吹牛逼红起来，山人却还不断被观众拷问风格。2000年之后，北京乐队工业金属风潮盛极一时，金属乐开始分化，效果器、笔记本电脑、失真式演奏、试验性演奏让重型乐队分野。大部分乐队都在考虑跟上点什么，改变点什么，山人却浑然不动，依旧喝喝燕京，抽抽红河，交交朋友，唱唱民歌，人们逼急了，就自谑“农业金属”。当年提起山人，要么是熟人，要么是考据癖。但也不能一味埋汰命运不公，低估了他们。山人的冤枉其实在于，虽然诚实，但不成熟。满肚子的货，却不知道找谁卖，卖给谁，怎么卖。
恍若隔世，今天再看“农业金属”，若不是山人对其他乐队的嘲讽，就是对自己的信仰充满自信（他们还说过，山人自有妙计）。当年的北京，正是摇滚人求功名的时候。群雄逐鹿，门派各立，人们害怕不够新，害怕土。山人干的，却是保持本色，举重若轻，大巧若拙。当八年后他们出了第一张唱片，音乐节上被生人惊为尤物时，仔细一听，所谓本色，不就是那些被称为落后的东西么？
音乐从云南开始，即便是新编排的曲目，也有迹可循到上个世纪末他们中的某人，定是在夏凉的昆明海口，或满秋的西盟谷场，听老乡哼的。山人众多酒歌中的一首，就是彝族左脚调祝酒歌的代表《喜欢不喜欢也要喝》。当然，现在的情况正如他们改的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摸”，“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脱”（参见湖北巴东邓玉娇案）。调侃社会本来就是民间艺人的大乘法门。
《哇哇歌》是昆明老童谣，几乎失传的城市小调；《螃蟹歌》则改编自云南花灯小调，你也不用担心观众不懂“硬壳壳”是什么东西，哪个中国人童年没听过这些似是而非的旋律？早期的《无声世界》、《彝家山寨》、《自由》，近年的《香格里拉》、《跺脚歌》，则完全云南口味，40%的民歌融合60%的新民谣，用的是最简单的和弦，唱的是最原味的云南。更深邃的是《鸟语》和《撤退的歌》，这两首近来演唱会用来开头结尾的歌，没有汉语，直接裸奔到民歌的和声宇宙。寨林笙歌，山水河乡，音乐后退到一个常识：先声后音，先语后言。这个音乐系不教，要进入，请绕道横断山脉、三江并流、《道德经》和诚实的自然主义诗人那里。
当然也不全是象谷回声，山人注定要用他们的阅历去问候社会。套在云南曲调下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山人》、《三十年》、《学习》、《还钱》，都是从云南城镇生活带来的记忆，现实的纠结和无奈如影随形。这些作品里，方言戏谑成为标签，但是山人之前处理此类部分作品时，囿于蓝本起草于云南方言，形式大于表达，略有微瑕。比如动机独特的《大年初一》，现在听不到了。剩下的作品，随着场面越来越大的舞台经历得于修正。
换句话说，对待现实生活，山人还真不好太严肃。云南人常说，“你这个人太不好玩啦”，于人于己都透着骨子里的童真。云南人看重的不是意义深刻，而是自然而然；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安于天命，与世无争。云南是上帝留下的，懂点常识找点玩场就可以了。他们改造他们的世界，我们烤自家的太阳。千百年来，云南人的幸福指数就是这样烤上去的。山人当然也会好玩。听听《蚂蚱》，我知道你一听就会唱。蚂蚱，地瓜，现在还加了红烧肉和米线。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大诗人杜甫当年的笔触，也不就是这些土特产；听听《姑娘的酒窝》，地道的台湾民歌，但天下大同，寨无二寨，乡间趣味殊途同归；《春天在哪里》里还藏着一个会唱歌的小保姆，童真不幸猝死在老人头下。
发乎情，止于礼。山人的幽默，并非过度的阴损，那些纯口语的云南段子，绝处逢生在民乐的弹拨上；即便效果器下的吉他音色，也透露着憨厚的诙谐。也因此，箱琴、电吉他、贝斯、架子鼓以外，你更应该注意他们的弦子（彝族月琴）、三线（苗族三弦）、大三弦、排萧、竹筒、巴乌、彝萧、口弦、卡林巴、Djembe、Bongo、手铃、沙锤、口技……还有小不点，被坊间誉为贵州天才音乐家的他，本身就是一组乐器——人肉合成器。他们有一首不太演的曲目，以“有事没事看电视，偷偷摸摸上上网”开头，小不点要完成至少8个乐器的衔接，当然不是技术，而是语感的衔接，“得意忘形”的接力，让你不会对形式产生怀疑，反而流动进旋律的思维；之后，小不点在某个时刻秀起口技——贵州土话夹杂巫山云雨，Zubi Zuva玩的那一套，而吉田达也们的口技和声组合，早已在欧洲树立了声誉；这边厢，指日可待。
佤族贝斯手艾勇，则像一个黑色的神，他和主唱瞿子寒插诨打科，一会儿学暴发户，一会儿作花姑娘。瞿子寒则一直穿着第三生产队的白汗衫，扭过头就和小不点玩阿细跳月。或歌或舞，舞台变寨子，彝家人的女弹口弦、男奏彝萧，苗族寨的姑娘月琴、小伙三弦，他两个都要整上几遍。打击乐手小欧，他几乎不说话，他的交流方式是击鼓，这是他的玩具，世界在他手里。
从气质上看，山人的音乐更适合不插电，小剧场。他们的音乐起源，本来就是乡间传唱，靠山唱山，靠水唱水，老爹唱给舅舅听，姑姑唱给嫂子听。好听的，难听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开心，要谢天谢地谢乡亲，而不是CCTV组委会。当然作为现代音乐，民歌小调之外，摇滚、新民谣、戏谑式即兴、美式说唱、雷鬼乐的元素，Acappella和Progressive Rock的影子也在不同作品里出现。但是别再挖空心思去让山人和坚硬的风格对号入座，悄悄地告诉你，如今听摇滚不流行问风格了。大音稀声，直到剩下最后一声回响，依旧是山里人的歌。
刀耕火种、青山绿水、旱蚂蟥、绿辣子、挖地瓜、香格里拉、彝家山寨、小阿妹……所以你可以说这群深谙高原美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干着Hughes de Courson的工作，但比起后者，山人没有现成的古典乐可借鉴；楚雄或者牟定，也没有开罗那么举世闻名，只是面对着土著文化、民族音乐、乡土趣味，山人和所有民乐大师一样，对土地和乡音保持着最基本的信仰。旋律上，心驰神往；精神上，返璞归真；气质上，立心传神。不仅仅征服了年轻的一代，更取悦了那些较为世故的人。
预备……起！
这是合唱的起令，中国近代民间艺人嘴里流传的口语；和“一、二、三，走”或者“one、two、three、four”比起来，属于有些年头的土鳖。这也是山人乐队主唱瞿子寒的开场白，带着昆明郊区口音，说给他舞台上的兄弟听。云南特产的方言和思维，天经地义，保持在几个云南草根身上。这些被外乡人忽略掉的细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没有人觉得了不起。
神奇，往往和落后有关。高原、山岗、红土、河流、田野、民间、乡下、寨子、口音，正成为被淘汰的那些东西。它们的意义，是高贵世故，且所谓思想正确的人，在闲暇时打折后精确到小数点的调剂，当代价值观的尊严交媾道德优越感后打着啤酒嗝冒出的惊叹，它们注定边缘，甚至背上世侩、粗俗的骂名。这个世界被人为地规定了，落后的，要由先进的来定义。它的标准，是主流价值、中心主义、城市文化之所以优越的参照。哪怕它只是保持了陈旧的姿态，民间的语法，也在更高更快更强的时代背景下变成朴陋的代名词。
但对于这支云南乐队，却不得不提这些无用的东西。
山人从落后的地方上路，这首先是他们的生活，其次才是他们唱的那些东西。山人刚从云南去北京的时候，适逢青春，莽撞和朝气。他们和上世纪90年代去北京搞摇滚的其他人一样，梦想成为摇滚巨星，成为可以和崔健握手的那一类。用他们的话说，叫闯社会。那些年，一批乐队靠吹牛逼红起来，山人却还不断被观众拷问风格。2000年之后，北京乐队工业金属风潮盛极一时，金属乐开始分化，效果器、笔记本电脑、失真式演奏、试验性演奏让重型乐队分野。大部分乐队都在考虑跟上点什么，改变点什么，山人却浑然不动，依旧喝喝燕京，抽抽红河，交交朋友，唱唱民歌，人们逼急了，就自谑“农业金属”。当年提起山人，要么是熟人，要么是考据癖。但也不能一味埋汰命运不公，低估了他们。山人的冤枉其实在于，虽然诚实，但不成熟。满肚子的货，却不知道找谁卖，卖给谁，怎么卖。
恍若隔世，今天再看“农业金属”，若不是山人对其他乐队的嘲讽，就是对自己的信仰充满自信（他们还说过，山人自有妙计）。当年的北京，正是摇滚人求功名的时候。群雄逐鹿，门派各立，人们害怕不够新，害怕土。山人干的，却是保持本色，举重若轻，大巧若拙。当八年后他们出了第一张唱片，音乐节上被生人惊为尤物时，仔细一听，所谓本色，不就是那些被称为落后的东西么？
音乐从云南开始，即便是新编排的曲目，也有迹可循到上个世纪末他们中的某人，定是在夏凉的昆明海口，或满秋的西盟谷场，听老乡哼的。山人众多酒歌中的一首，就是彝族左脚调祝酒歌的代表《喜欢不喜欢也要喝》。当然，现在的情况正如他们改的词：“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摸”，“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脱”（参见湖北巴东邓玉娇案）。调侃社会本来就是民间艺人的大乘法门。
《哇哇歌》是昆明老童谣，几乎失传的城市小调；《螃蟹歌》则改编自云南花灯小调，你也不用担心观众不懂“硬壳壳”是什么东西，哪个中国人童年没听过这些似是而非的旋律？早期的《无声世界》、《彝家山寨》、《自由》，近年的《香格里拉》、《跺脚歌》，则完全云南口味，40%的民歌融合60%的新民谣，用的是最简单的和弦，唱的是最原味的云南。更深邃的是《鸟语》和《撤退的歌》，这两首近来演唱会用来开头结尾的歌，没有汉语，直接裸奔到民歌的和声宇宙。寨林笙歌，山水河乡，音乐后退到一个常识：先声后音，先语后言。这个音乐系不教，要进入，请绕道横断山脉、三江并流、《道德经》和诚实的自然主义诗人那里。
当然也不全是象谷回声，山人注定要用他们的阅历去问候社会。套在云南曲调下的现实主义作品，譬如《山人》、《三十年》、《学习》、《还钱》，都是从云南城镇生活带来的记忆，现实的纠结和无奈如影随形。这些作品里，方言戏谑成为标签，但是山人之前处理此类部分作品时，囿于蓝本起草于云南方言，形式大于表达，略有微瑕。比如动机独特的《大年初一》，现在听不到了。剩下的作品，随着场面越来越大的舞台经历得于修正。
换句话说，对待现实生活，山人还真不好太严肃。云南人常说，“你这个人太不好玩啦”，于人于己都透着骨子里的童真。云南人看重的不是意义深刻，而是自然而然；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安于天命，与世无争。云南是上帝留下的，懂点常识找点玩场就可以了。他们改造他们的世界，我们烤自家的太阳。千百年来，云南人的幸福指数就是这样烤上去的。山人当然也会好玩。听听《蚂蚱》，我知道你一听就会唱。蚂蚱，地瓜，现在还加了红烧肉和米线。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大诗人杜甫当年的笔触，也不就是这些土特产；听听《姑娘的酒窝》，地道的台湾民歌，但天下大同，寨无二寨，乡间趣味殊途同归；《春天在哪里》里还藏着一个会唱歌的小保姆，童真不幸猝死在老人头下。
发乎情，止于礼。山人的幽默，并非过度的阴损，那些纯口语的云南段子，绝处逢生在民乐的弹拨上；即便效果器下的吉他音色，也透露着憨厚的诙谐。也因此，箱琴、电吉他、贝斯、架子鼓以外，你更应该注意他们的弦子（彝族月琴）、三线（苗族三弦）、大三弦、排萧、竹筒、巴乌、彝萧、口弦、卡林巴、Djembe、Bongo、手铃、沙锤、口技……还有小不点，被坊间誉为贵州天才音乐家的他，本身就是一组乐器——人肉合成器。他们有一首不太演的曲目，以“有事没事看电视，偷偷摸摸上上网”开头，小不点要完成至少8个乐器的衔接，当然不是技术，而是语感的衔接，“得意忘形”的接力，让你不会对形式产生怀疑，反而流动进旋律的思维；之后，小不点在某个时刻秀起口技——贵州土话夹杂巫山云雨，Zubi Zuva玩的那一套，而吉田达也们的口技和声组合，早已在欧洲树立了声誉；这边厢，指日可待。
佤族贝斯手艾勇，则像一个黑色的神，他和主唱瞿子寒插诨打科，一会儿学暴发户，一会儿作花姑娘。瞿子寒则一直穿着第三生产队的白汗衫，扭过头就和小不点玩阿细跳月。或歌或舞，舞台变寨子，彝家人的女弹口弦、男奏彝萧，苗族寨的姑娘月琴、小伙三弦，他两个都要整上几遍。打击乐手小欧，他几乎不说话，他的交流方式是击鼓，这是他的玩具，世界在他手里。
从气质上看，山人的音乐更适合不插电，小剧场。他们的音乐起源，本来就是乡间传唱，靠山唱山，靠水唱水，老爹唱给舅舅听，姑姑唱给嫂子听。好听的，难听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开心，要谢天谢地谢乡亲，而不是CCTV组委会。当然作为现代音乐，民歌小调之外，摇滚、新民谣、戏谑式即兴、美式说唱、雷鬼乐的元素，Acappella和Progressive Rock的影子也在不同作品里出现。但是别再挖空心思去让山人和坚硬的风格对号入座，悄悄地告诉你，如今听摇滚不流行问风格了。大音稀声，直到剩下最后一声回响，依旧是山里人的歌。
刀耕火种、青山绿水、旱蚂蟥、绿辣子、挖地瓜、香格里拉、彝家山寨、小阿妹……所以你可以说这群深谙高原美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干着Hughes de Courson的工作，但比起后者，山人没有现成的古典乐可借鉴；楚雄或者牟定，也没有开罗那么举世闻名，只是面对着土著文化、民族音乐、乡土趣味，山人和所有民乐大师一样，对土地和乡音保持着最基本的信仰。旋律上，心驰神往；精神上，返璞归真；气质上，立心传神。不仅仅征服了年轻的一代，更取悦了那些较为世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