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无所不在的怒气与无力感，在他真诚而狂暴、近乎嘶吼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大陆歌手崔健的专辑《一无所有》正式在台发行。此后大陆歌手的作品在台湾唱片工业的推动下渐渐抢滩登陆，扭转了以往只有台港流行音乐输往大陆的局面，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市场激起阵阵涟漪。
当年可登出版这张专辑，花了相当大的功夫作宣传。从1989年3月12日、13日崔健在北京的演唱会、3月19日在英国伦敦“亚洲艺人音乐节”演唱、4月2日参加法国“布日之春音乐节”演出、到4月12日正式在台出片，一直到新闻局以“与目前政策不合”为由禁止三家电视台播放崔健的MV、广告而采取的后续活动，以及宣传期间广播电台赠送崔健T恤的促销活动，唱片公司莫不全力为崔健及他的专辑打知名度。在唱片公司的强力塑造、包装下，崔健“是中国摇滚第一个，中国新一代代言人”、“作品批判现况，英、法争相邀请表演”的印象，就迅速建立起来了。
在当时，由于新闻局对电视台播放大陆歌曲的禁令，加上歌手无法亲自来台宣传，又没有收视范围广及大半个亚洲的卫视电视台，要促销一张以摇滚乐为主的唱片，可谓难上加难。但可登做到了，而且做得不错，这也给其它唱片公司开了一个成功的先例，证明台湾市场还是有接受大陆摇滚乐的容量的。一年后，滚石在十周年纪念盘里推出了包括九位大陆歌手（包括王笛、毛阿敏和那英）作品的“大陆1990”。接着，滚石成立了“魔岩文化”这个子公司，专司发掘大陆歌手在台发行专辑的任务；92年下半年，就一口气发行了艾敬、“唐朝”和“黑豹”的专辑，而其中“唐朝”可算是继崔健之后大陆向台湾发射出最强力的摇滚炸弹。
撇开宣传所可能附加的光环，“一无所有”仍是一张极精采的唱片。从第一首歌“一无所有”开始，“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高亢而真诚的嘶吼、近似北方民歌的曲子与口语化的词便给听者带来强烈的震撼。之后的“假行僧”巧妙的将古筝融入了摇滚乐中，吉他和古筝彼此相呼应所营造出的苍凉气氛，配上“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的流浪心声，是一种奇特的和谐感受。“花房姑娘”是专辑中唯一曲调舒缓的情歌，由崔健吵哑沧桑的嗓音唱出，别有一番独特的风味。“让我睡个好觉”中时时出现的唢呐与急促的曲调，使人感到一股强大的压力，一起坠入卢沟桥的漫长历史中。“出走”则是一个离家背景的男人的剖白，听到曲末歌手椎心剌骨的呐喊，令人动容。
在崔健的歌曲中，我们找不出矫揉造作的情爱，也找不到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空虚心灵的都会情歌。充塞在崔健作品中的，是一股无所不在的怒气与无力感，在他真诚而狂暴、近乎嘶吼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对现实近乎绝望的强大怒气很难在台港流行音乐中找到，却是一些大陆摇滚歌手的共同特色。而他们的作品对大陆社经状况的深描，在年轻一代引起的共鸣，也使得崔健演唱会一方面有庞大的乐迷，另一方面也有众多的公安人员严加戒备。此外，这张专辑在音乐形式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唢呐、古筝等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得到了极妙的融合，加强了原本就带中国风味的曲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摇滚乐。相形之下，台港音乐工作者偏爱使用由锣、鼓等传统打击乐器与居于陪衬地位的胡琴等乐器所制造出来的造作“中国风”便显得十分不堪。
这几年，在崔健等大陆歌手相继进入台湾市场的同时，台湾岛内的流行音乐也有了重要的变化。肇始于黑名单工作室，而大盛于陈明章、林强之时的“新台语歌”，不同于以往台语歌曲的哭丧调，而赋予台语歌新的风貌，在这股风潮下，一向听惯西洋摇滚乐的年轻人也开始听台语歌了，听台语歌、唱台语歌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抗议的象征，而新台语歌运动又可视为近年来台湾社会本土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新台语歌”的作者常在作品中对政治现况、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大加批判。而大陆歌手他们所表现在他们作品里的是大陆人民的种种生活经验，这些可能使大陆歌手在台湾面临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也可能使台湾乐迷在听崔健或听“抓狂歌”这样的选择带有政治性。
无论如何，看到大陆能由普遍风靡台港流行歌曲的情况下，出现愈来愈多属于他们自己、有独创性的歌手，实在令人高兴。但在经济发展的路途上，当大陆也建立了一整套有规模的唱片市场与商业运作体系后，这些大陆歌手是否仍能保持如目前一般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创力，而不像大部分台港流行音乐工作者一般，被市场机制牢牢操纵着、无法翻身？总之，台湾流行音乐市场既有“新台语歌”的发展，又有这些优秀的大陆歌手的加入，想必有一番新的局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年可登出版这张专辑，花了相当大的功夫作宣传。从1989年3月12日、13日崔健在北京的演唱会、3月19日在英国伦敦“亚洲艺人音乐节”演唱、4月2日参加法国“布日之春音乐节”演出、到4月12日正式在台出片，一直到新闻局以“与目前政策不合”为由禁止三家电视台播放崔健的MV、广告而采取的后续活动，以及宣传期间广播电台赠送崔健T恤的促销活动，唱片公司莫不全力为崔健及他的专辑打知名度。在唱片公司的强力塑造、包装下，崔健“是中国摇滚第一个，中国新一代代言人”、“作品批判现况，英、法争相邀请表演”的印象，就迅速建立起来了。
在当时，由于新闻局对电视台播放大陆歌曲的禁令，加上歌手无法亲自来台宣传，又没有收视范围广及大半个亚洲的卫视电视台，要促销一张以摇滚乐为主的唱片，可谓难上加难。但可登做到了，而且做得不错，这也给其它唱片公司开了一个成功的先例，证明台湾市场还是有接受大陆摇滚乐的容量的。一年后，滚石在十周年纪念盘里推出了包括九位大陆歌手（包括王笛、毛阿敏和那英）作品的“大陆1990”。接着，滚石成立了“魔岩文化”这个子公司，专司发掘大陆歌手在台发行专辑的任务；92年下半年，就一口气发行了艾敬、“唐朝”和“黑豹”的专辑，而其中“唐朝”可算是继崔健之后大陆向台湾发射出最强力的摇滚炸弹。
撇开宣传所可能附加的光环，“一无所有”仍是一张极精采的唱片。从第一首歌“一无所有”开始，“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崔健高亢而真诚的嘶吼、近似北方民歌的曲子与口语化的词便给听者带来强烈的震撼。之后的“假行僧”巧妙的将古筝融入了摇滚乐中，吉他和古筝彼此相呼应所营造出的苍凉气氛，配上“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的流浪心声，是一种奇特的和谐感受。“花房姑娘”是专辑中唯一曲调舒缓的情歌，由崔健吵哑沧桑的嗓音唱出，别有一番独特的风味。“让我睡个好觉”中时时出现的唢呐与急促的曲调，使人感到一股强大的压力，一起坠入卢沟桥的漫长历史中。“出走”则是一个离家背景的男人的剖白，听到曲末歌手椎心剌骨的呐喊，令人动容。
在崔健的歌曲中，我们找不出矫揉造作的情爱，也找不到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空虚心灵的都会情歌。充塞在崔健作品中的，是一股无所不在的怒气与无力感，在他真诚而狂暴、近乎嘶吼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对现实近乎绝望的强大怒气很难在台港流行音乐中找到，却是一些大陆摇滚歌手的共同特色。而他们的作品对大陆社经状况的深描，在年轻一代引起的共鸣，也使得崔健演唱会一方面有庞大的乐迷，另一方面也有众多的公安人员严加戒备。此外，这张专辑在音乐形式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唢呐、古筝等中国乐器与西洋乐器得到了极妙的融合，加强了原本就带中国风味的曲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摇滚乐。相形之下，台港音乐工作者偏爱使用由锣、鼓等传统打击乐器与居于陪衬地位的胡琴等乐器所制造出来的造作“中国风”便显得十分不堪。
这几年，在崔健等大陆歌手相继进入台湾市场的同时，台湾岛内的流行音乐也有了重要的变化。肇始于黑名单工作室，而大盛于陈明章、林强之时的“新台语歌”，不同于以往台语歌曲的哭丧调，而赋予台语歌新的风貌，在这股风潮下，一向听惯西洋摇滚乐的年轻人也开始听台语歌了，听台语歌、唱台语歌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抗议的象征，而新台语歌运动又可视为近年来台湾社会本土化浪潮的一部分，因此，“新台语歌”的作者常在作品中对政治现况、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大加批判。而大陆歌手他们所表现在他们作品里的是大陆人民的种种生活经验，这些可能使大陆歌手在台湾面临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也可能使台湾乐迷在听崔健或听“抓狂歌”这样的选择带有政治性。
无论如何，看到大陆能由普遍风靡台港流行歌曲的情况下，出现愈来愈多属于他们自己、有独创性的歌手，实在令人高兴。但在经济发展的路途上，当大陆也建立了一整套有规模的唱片市场与商业运作体系后，这些大陆歌手是否仍能保持如目前一般旺盛的生命力与原创力，而不像大部分台港流行音乐工作者一般，被市场机制牢牢操纵着、无法翻身？总之，台湾流行音乐市场既有“新台语歌”的发展，又有这些优秀的大陆歌手的加入，想必有一番新的局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