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奴是高山上的鹰——《外滩画报》莱布雷希特专栏

    在晕乎乎地走下博胡斯拉夫·马蒂奴（Bohuslav Martinu）幼年生活过的钟楼时，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位高产的旋律大师成为我的热望。半个世纪前的1959 年，这位捷克作曲家客死瑞士，今年他得到了些关注，比如伦敦上演了已沉寂30 年的歌剧杰作《朱丽叶塔》（Julietta），讲述的是一个男人追梦的故事。
　　尽管有西蒙·拉特尔的生活伴侣、著名捷克女中音玛德莱娜·柯采娜（Magdalena Kozena）演唱女主角，《朱丽叶塔》仅在巴比肯艺术中心上演一晚。没有赞助商愿意在这位已经多年不为公众注意的作曲家身上赌一把，订票的时候，票房的人甚至得让你拼出他的名字。
　　马蒂奴生于1890 年，他是20 世纪音乐战争的牺牲品，因为他一直坚持原创性，拒绝追随主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者或是无调性主义者。他名下有400多部作品，却没有大热门，很容易被人忽略。他最后的歌剧《希腊受难曲》（TheGreek Passion）在科文特花园上演了两次，除此之外，你在10 年里不会听到超过10 分钟的马蒂奴，如果有，也是古典广播为失眠者准备的夜间节目。
　　10 分钟已足够。一次在德国，我从广播中听到了一串诱人的旋律，第二天早上起来，无法抑制地想听到更多。这音乐是一种有粘力的声音。它有种捷克风味，又不同于雅纳切克，其个性更温婉，更吸引人。收集了一堆唱片后，我认为他为中提琴所作的《狂想协奏曲》是继柏辽兹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之后为这被低估的乐器所作的最雄辩的陈词；《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壁画》（The Frescoes of Piero dellaFrancesca）则像阿瑞泽教堂中的原画一样令人心旷神怡。
　　在一次采风之旅中，我用了两星期在布拉格和布尔诺听了他全部16 出歌剧中的11 出。我拜访了他的出生地—波利卡的一个小镇，爬了钟楼，研究了档案，向最权威的马蒂奴研究专家预约了一部传记。无论如何，我决定要找到知音一同分享对马蒂奴的热情，可是BBC 里每个被我揪住的人都发出了相同的叹息：“噢，马蒂奴，没什么内容，可没法让我们兴奋。”
　　是啊，马蒂奴的一生没什么刺激的艳情故事。他在教堂尖塔上的两个小房间里长大，父亲是地方火灾警戒员，马蒂奴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捷克爱乐乐团拉小提琴，后来他去了巴黎，和一个叫夏洛特的裁缝住在一起，靠她的收入生活，直到他自己开始挣钱，两人才结了婚。德国占领法国后，他逃到美国，受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委约写了5 首交响曲，还为NBC 电视台写了一部歌剧。当时的氛围是种虚假幻象，好像大众媒体对新音乐很感兴趣。
　　在美国那些年，马蒂奴与斯特拉文斯基和巴托克等人颇有交往。他为爱因斯坦写了几首小提琴曲，出入于曼哈顿的知识精英圈子。但他从来不爱出名，并患上了忧郁症和耳鸣，回到欧洲后，他在绝症中受到了瑞士安定片公司继承人保罗·萨切（Paul Sacher）的照料。人人都说他是个安静的不爱招摇的人。
　　至于枝节的艳遇，马蒂奴与迷人的捷克作曲家维塔斯拉娃·卡普拉洛娃（Vitezslava Kapralova）有过一年的婚外情，并在歌剧《朱丽叶塔》中留下了烙印。由于马蒂奴没有打算离开夏洛特，卡普拉洛娃便投入了吉里·慕夏（JiriMucha）的怀抱。不久，她感染肺结核去世。马蒂奴一生中还有两次为人所知的外遇，暗示他在肃穆的公众形象背后有许多压抑的激情。
　　在一部作品的诞生过程中，我们无法知道或推测艺术家头脑中的想法，而马蒂奴在一本正经的面孔之外也并未泄露丝毫情感。我奇怪的是，为何他的音乐在他去世后竟消沉了半个世纪。他的大部分作品符合托马斯·比彻姆爵士对于伟大音乐的定义：悦耳并难以忘记。直到我参观了他12 岁前生活的那个让人头晕的小房间，走完钟楼的198 个石头台阶，我才明白为何马蒂奴的音乐失了宠。从钟楼塔尖望出去，四面景色一览无遗。只要看到远处有一缕烟，马蒂奴和父亲就会打响火警的警铃。然而钟楼的景色是带有欺骗性的，它让你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又高于它、疏离于它。马蒂奴曾谈及他音乐中的这一弱点，他无法做到完全的投入。
　　这还不是全部。我禁不住想：如果小马蒂奴忘记带三明治，就得再爬上198 个台阶才能拿到。一个孩子过高的生存要求造就了他的高产，但也泯灭了可以催生出最伟大灵感的创造力。
　　然而这远远不是封存马蒂奴的理由。他是个伟大的作曲家，我很感激BBC 邀请了首席指挥吉里·贝罗拉维克（Jiri Belohlavek）来指挥《朱丽叶塔》，他是当今最杰出的马蒂奴权威。他还将在夏季逍遥音乐节上指挥马蒂奴，并在秋天指挥全套交响曲。这也许是我们聆听马蒂奴的最后机会。马蒂奴是高山上的鹰，可望不可及。你得找到他的呼唤，他的音调。一旦他成为你聆听世界的一部分，就绝对打动人心。如果没有他，我的生命会贫瘠很多。

　　作者为英国著名乐评家、《旗帜晚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