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乌仁娜：幸福是如同泉水的melody向我而来
乌仁娜·查哈尔图格旗（ Urna Chahar-Tugchi ，蒙古语：ᠤᠷᠠᠨᠠ ᠴᠠᠬᠠᠷ ᠳᠤᠭᠴᠢ ），生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草原，是一位旅居欧洲的蒙古族女歌手。
早在2003年，她就曾获得过德国Ruth Music Award最佳国际艺术家的荣誉，并曾被俄罗斯的乐评人评价为是和图瓦共和国的女音乐家珊蔻·娜赤娅克（Sainkho Namtchylak）并列的——亚洲女高音双姝。
2024年10月末，56岁的乌仁娜在疫情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并举办巡演。她说这次是多年以来，她经历过的最漫长的一次旅程。“我从意大利的家开半个小时汽车到我们镇子的火车站，然后去博洛尼亚，再到慕尼黑、贡岑豪森、法兰克福、柏林，从柏林飞北京，再转呼和浩特到鄂尔多斯，最后才回到草原上的家。”
回家的路途漫长。但如果把时间倒带回三十六年前的1988年，对那个彼时仅仅20岁的鄂尔多斯乌审旗蒙古族女孩来说——从草原出走上海，去追寻如今已取得的所有想到，或者没有想到的成就，道路同样漫长。
那不仅仅是今天的乌仁娜说的，“从草原到上海，需要坐一个星期的火车。”
一
1994年，26岁的乌仁娜移居德国。当她在德国演出时，常有记者提问她，第一次来欧洲，会不会感受完全不一样，有一个“kulturschock”（文化冲击）。
乌仁娜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上海到北京，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意大利，对她来说，只是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这样的震撼，完全不能和20岁的时候，我从鄂尔多斯刚去上海所感受到的一切相提并论。”
在1995年乌仁娜出版的首张专辑《草原的歌》（Tal Nutag）歌词本中，乌仁娜提炼式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的家乡鄂尔多斯地区，是内蒙古西部的一个高原，属于中国。1968年的最后一个冬月，我在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出生。小时候，我和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照看羔羊群，但有时我们会因为贪玩忘记了羊群；后来是照看牛犊，总之，最初的童年就这样过去了。
在我的家乡，当孩子年满10岁时，父母就会送孩子去学校学习。所谓的学校，就是草原上的一户人家，邻近的孩子们都会被送到这家人这里，接受读写教育。后来上中学，因为距离遥远，不能每天骑马去学校，所以从那以后我每隔几周才回一次家。学校实行严格的纪律，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要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去上课——从此唤醒我的不再是羔羊的咩咩声，和小牛的哞哞声，而是上课的铃声……
那时的乌仁娜并不想去上中学，相比之下，牧区的家庭生活更吸引她。谈及往事，乌仁娜仍记得“有好多好多次，我的父母在星期一很早就起来，三四点钟的样子，喝完早茶，他们骑着马把我送到学校。有的时候因为家里比较忙，他们着急赶回去，学校没开门的话，他们把我送到门口，从马上放下去，就回去了。”
但及至中学毕业，即使第一次高考差了几分，乌仁娜仍然想继续学习。“中学以后，我开始觉得，我一定要上学。”那时在乌仁娜父母的眼里，孩子可以流畅地读完一本很厚的书，已经很不错了，况且家里养着几百只羊，还有牛、山羊、马群，该是回家帮忙了。
“我和爸爸、妈妈说，再给我一年时间去学习，如果我能考上，我就去上学，考不上我就回来。”
就这样，乌仁娜第一次离开鄂尔多斯前往呼和浩特。因为中学时学过一点扬琴，乌仁娜在首府跟着内蒙古艺校的一位杨姓老师学习扬琴，或许是天赋的加持，乌仁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四年级的扬琴考试曲目，教琴的老师也非常欣慰，很有信心地告诉她，如果坚持下去，可以帮助她考上海音乐学院。
“那个时候我刚从草原出来，上海在我的概念里就好像另外一颗星星一样。”乌仁娜想也不敢想，下意识地说：“没关系，老师。如果我能考进内蒙古艺校，我就很高兴了。”
按照乌仁娜的叙述，命运有时便是这么奇妙。乌仁娜扬琴老师的家在上海，半年后他们就搬回上海了。但令乌仁娜没想到的是，在老师一家离开呼市两个月后，有一天乌仁娜收到来自上海的电报，“乌娜，你快来上海”，是老师一家敦促她去上海。
“收到电报以后我很紧张，我又想去，又没有这个想象力，上海是什么地方？”
不过相比于担忧，乌仁娜内心的天平已经开始向憧憬和尝试倾斜，“我觉得人一辈子，不管什么事情，当条件出现了不去试一试，会很可惜。我不想老了以后说，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我没去尝试很可惜。”
乌仁娜坐了三天的汽车，从呼和浩特回到草原，她要和父母商量这件事。结果是父母卖了羊，把钱交给乌仁娜，她就带着卖羊的钱和自己全部的蒙古文书籍，在1989年，踏上去上海的旅程。
乌仁娜跟我描述第一次从上海火车站走出去的情景，时隔多年，我仍然可以从她的语气里读出兴奋和惊讶：“下了火车，那么多人，我在草原上从来没有碰到过那么多人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我才意识到我什么都听不懂。我从火车站走出来，很多汽车——公共汽车，还有高楼大厦，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一个——印象很深，也很惊讶的一个——就是——”
她在思考一个合适的词组，我轻说：“景象？”
“景色，对。”
电话那头，她顿了顿，从记忆的波澜里恢复平静。“说真的，我才刚刚从草原出去，去旗里、镇里上学，但上海那么遥远——那个时候从火车站出来，因为听不懂，我一下子，有了一点害怕的感觉，可是一心一意想去学习的想法那么强烈，所有附近的、旁边的问题，也不成问题了——真的，那个上学的念头，又美，又危险，又强……”
在上海，乌仁娜意识到所有的入学考试都是用汉语进行，所以她一边练习扬琴，一边开始学习汉语。“我很努力，经常去图书馆看书，那个图书馆的阿姨我现在还记得，她人很好，我到现在都很感激，图书馆是晚上8点钟闭馆的，但是有时候都快10点了，阿姨还坐在那里，就因为我一直在看书忘记了时间。”乌仁娜和图书馆的阿姨道歉，为耽误对方下班而自责，阿姨却说：“没关系，现在还有人这么努力学习，我觉得很可爱”。
“一段时间后，我基本掌握了汉语，然后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乌仁娜讲完，“这就是我从草原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故事。”
二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乌仁娜回到呼和浩特，在内蒙古管弦乐团演奏扬琴。但因为演出机会有限，没多久她辞职去北京，加入了同样是由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友，巴伐利亚筝乐手Robert Zollitsch 和笙乐手吴巍组成的“高山流水”乐团。
“一开始我只是乐团的扬琴乐手。”但在一次演出中，在一首曲目的扬琴独奏部分，乌仁娜突然决定唱出来，用歌声和音。在乐团其他人的记忆中，“即兴演出对她来说是未曾经历的新尝试，但她的表现非常成熟。”
谈及往事，乌仁娜说：“我从一开始到现在，去过好多地方演出。我很开心的一个点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是和什么音乐家的合作，如果他们把我叫到台上，演奏一个曲子让我跟着唱一首歌，我完全可以唱。我常常说，有无数个泉水一样的melody（旋律）在我的内在，我也很愿意分享它们。”
乌仁娜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是她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在家乡鄂尔多斯乌审旗的一个“我们常常去看电影的礼堂”里举办的。“我们附近草原上的人们，他们都知道我父母的大女儿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就想象上海是哪里，是那么遥远——坐火车的话，每次往返要两个星期，去一个星期，回来一个星期。”
从家乡乌审旗的礼堂，到北京的公开的舞台，这是乌仁娜的一大步，但也是草原民族的天性使然。
蒙古民歌源远流长，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发展和变迁而衍变着自己的形态。呼伦贝尔草原长调注重华彩旋律，科尔沁草原长调注重意境氛围营造，锡林郭勒地区长调在风格上更加质朴豪壮，而被称为“歌海”的鄂尔多斯地区，民歌活泼轻松。当我向乌仁娜提问“你所唱的长调，都是来自鄂尔多斯吗”时，乌仁娜跟我分享了两个故事。
她先讲了自己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时的一段经历，学生时的乌仁娜对新世界充满好奇，喜欢观察，除了应对自己的专业，她喜欢去旁观其他专业同学的排练和考试，民乐系、声乐系、大提琴系和小提琴系，她都要去看，她的朋友不解地问乌仁娜：“你干嘛，什么都去听！”
乌仁娜也没想过自己为什么对此热忱，“我就是特别喜欢，喜欢观察”。她发现学校里面，就是来自祖国各地的，面容迥异的，可能属于不同少数民族的同学，他们和自己一样，穿着各自民族的服饰，不过他们在用不同的母语，唱着一种同一标准的美声音乐。
这个偶然的观察给了乌仁娜很大的冲击，她接着讲自己九十年代在家乡采风的经历，“我在草原上走了好多的kilometer（公里），然后我就找不同的老年人——老爷爷们、老奶奶们，我跟他们坐在一起喝茶，然后跟他们聊天，让他们给我唱歌，我录音留下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当我去听那些录音，就算是同一首歌，5个人唱过，每个人唱的都不一样，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没有两个人唱得是一样的，我就觉得音乐是那么丰富。”
这两件事让她觉察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特色和特殊的天赋，她说这是各种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但就好像观察小孩子画画，“画的很自然，很自由”，但是等他们进入学校，画画的风格就会变得趋同，“这一直是我的一个问号，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困惑同样存在于音乐的范式之中，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林颖教授的论文《城市文化中的蒙古族民歌——流行话、艺术化和原本化》中，林颖教授将随着城市文明侵蚀的蒙古族民歌发展演进归纳为三种方向：第一是迎合城市大众舞台，蒙古族民歌的流行化改编；第二是城市专业教育和研究的背景下，对民歌的艺术化记录，即使之成为具有通用性的文化标本；至于第三种方向原本化，是林颖教授基于巴黎第三大学Daniel-Henri Pageaux（达尼埃尔-亨利·巴柔）相对于“多元文化主义”提出“文化间性”概念的解读——即指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其源于文化内部的自我意识、民族情结被唤醒或强化，表现为追求民歌的原生态版本和原生态唱法，但不同于根植民间的声音守望，这更像现代人对民歌传统的深度叙事，是对生命的自由表达，和对音乐艺术的完全敞开。
曾有来自家乡的人在演出现场和乌仁娜说，你唱的不是鄂尔多斯长调。但对乌仁娜来说，这就是一个范式的陷阱。“我的家乡有一个俗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生活、身处的大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结。”
讨论到唱歌的师从，乌仁娜说：“我常常和朋友开玩笑说，也许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在唱歌了，鄂尔多斯草原的人能歌善舞，民歌像海一样丰富，我从歌的海洋中长大，很小的时候，我就是在姥姥、姥爷的歌声和故事里睡觉的，唱歌就和生活一样自然，所以我也从未想过去学习声乐。”
乌仁娜跟我讲了一个细节，小时候她和姥姥去放羊，如果时间还早，姥姥想让羊多吃一点草的话，她们就会选择一个舒服的地方休息。坐在草地里，姥姥就开始唱歌，“都是很安静的歌”，乌仁娜坐在旁边，看姥姥微闭着双目吟唱，“你会感觉草原上的草在跟着歌声跳舞一样。”回家的路上，小小的乌仁娜走不动了，姥姥就会背起她，跟她讲故事，“我的姥姥很会讲故事，她讲的时候，我感觉草原上有一块电影屏幕。”
姥姥、家人就是乌仁娜唱歌的师承，在草原人的感情中，唱歌不只是表演或者消遣，歌声伴随着他们的出生、长大、喜怒哀愁，甚至还有死亡，唱歌是他们很自然的分享，是情感的载体。
再回到我一开始的提问：“你所唱的长调，都是来自鄂尔多斯吗？”
讲了这么多的乌仁娜好像也没有给我是或者不是的答案。但答案已经很清晰，尽管和标准的范式存在差异——但别忘了，乌仁娜的声音来源于草原的经验，乌仁娜是从鄂尔多斯草原走出来的人。
三
在《东方早报》2012年的采访中，记者曾提问乌仁娜如何选择合作的音乐家。乌仁娜回答，我合作的那些音乐家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音乐家。他们爱自己的文化，不自私，不以演出了多少场获得多少名声和钱为目标，所以他们的音乐很有力量。
在1995年出版的《听风的歌》（Tal Nutag）和1999年出版的《蓝色草原》（Hodood）中，乌仁娜合作的音乐家主要是“高山流水”乐团的Robert Zollitsch和吴巍，在2001年出版的《在路上》 (Jamar)里，除了巴伐利亚筝和打击乐，马头琴和蒙古呼麦让专辑呈现出更多“回归”的元素，当我据此向乌仁娜证实时，乌仁娜觉得更多是巧合。
和什么样的演奏家合作，除了对人格的肯定和气场相投外，一切都是机缘，“自然而然地发生”。我问乌仁娜，那么不同的音乐如何考虑搭配乐器？乌仁娜没有直接回答我，她跟讲了一个比喻，她说自己常常什么事情都喜欢形容成大草原一样，因为草原上什么都有，有草有花，有羊群，有马，有牛，很多色彩，她觉得音乐，尤其她自己的音乐，也是这样。
和乌仁娜经常合作的音乐家都清楚，同一首歌，乌仁娜两次可以唱出完全不同的感觉和情感——时值上变化的节拍，中高音跳动的调整，以及延音拖字的改变，都会改变一首歌。
这也给现场演出的即兴带来了功能上的便利，乌仁娜在演出中常和观众互动，“我会和大家说，现在可能要出生一支新的曲子了，这是完全属于这个空间，这个moment（时刻）的曲目，也许有一天这首歌还会被录制进一张专辑，也许除了你们，不再会有别的人听到这个旋律。”
那些即兴的旋律如同泉水进入乌仁娜的脑海，对此她常怀感激，这是大自然给予她的礼物，她也欣然于将这份礼物分享给观众。
在林颖教授的论文里，谈到蒙古族民歌的原本化时，她写道：“身处异域他国的蒙古族歌者，其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往往更加强烈，他们更喜欢用一种自然、民间，或个性化的唱法风格演唱原生态的民歌，这是他们的族群记忆与文化身份。”
而在林颖教授和乌仁娜的交流中，乌仁娜说，蒙古族民歌与西方乐器在合作中会有碰撞，但是回到人本身，回到音乐本身，这种碰撞就不存在了……
带着这一视角，再去欣赏乌仁娜在2018年与波兰Kroke乐团合作的专辑《Ser》，以及2023年与意大利音乐家Luigi Cinque、Stefano Saletti合作的专辑《Persephone》，更能感受到一种不同民族、不同风格音乐之间趋近成熟的融合。
谈到《Persephone》（珀耳塞福涅）的从无到有，乌仁娜说她和Luigi Cinque、Stefano Saletti相识于乌兹别克斯坦古城Samarkand（撒马尔罕）的一个艺术节，此后乌仁娜和他们保持着几乎一年一次的合作频率。疫情时，Saletti邀请乌仁娜加入Persephone这个开放的音乐家project，并和她讲了希腊神话中珀耳塞福涅的故事，那同样是一个和天地自然、万物孕育密切相关的故事，乌仁娜很受感动，于是就参加了这个项目。
相比以往，在《Persephone》这张专辑中，音乐家使用了包括地中海传统弦乐器、单簧管、萨克斯、砂槌、小打在内的多种原声乐器，还加入了电吉他、键盘、其它电子乐器和采样，人声的占比减少，增加了演奏的部分，使专辑从概念到听感都更加丰满和多元。
至于《Ser》这张专辑，中文意译为“苏醒”“憬悟”，其中的很多灵感来源于乌仁娜说的“泉水般涌现的melody”。从很久以前，当乌仁娜闭上眼睛轻唱那些盘旋脑海的旋律时，妈妈就会问她在唱什么——因为妈妈听到的不是草原传统民歌的旋律，那是乌仁娜的旋律。“那些声音和melody，在一些moment，让我感受到宇宙万物在此通行，这种情境，就是《Ser》这张专辑。”
聊到和Kroke乐团相识，则是有一年在柏林，唱片公司的朋友邀请乌仁娜去看Kroke乐团的演出。在观演的时候，乌仁娜就想，如果有一个曲子需要一个人拉手风琴，她觉得就该是Kroke乐团的Jerzy Bawol（耶日·巴沃尔），录制《Ser》则让愿望成真。
在2019年和最近的两次中国巡演中，乌仁娜合作的演奏家也大都来自Kroke乐团。
四
在2019年《Ser》专辑中国巡演中，与乌仁娜合作的演奏家分别是Bijan Chemirani（比詹·切米拉尼）和Jerzy Bawol；而在今年的《礼物》巡演中，除了Jerzy Bawol，Kroke乐团的低音提琴演奏家Tomasz Lato（托马什·拉托）倾情加盟。
“我和Tomasz Lato在欧洲有很多合作，我也一直想带他来中国一起演出。但是Tomasz以前不能坐飞机。”
“是恐飞吗？”
“对，他以前不愿意坐飞机，在欧洲，他所有的旅行都是坐火车，或者开车，就算是上千公里，他也是这样做的。”乌仁娜继续说：“有一次，我们在瑞典演出的时候，我跟他说，‘Tomasz，你觉得你这一辈子真的不能飞了吗？可不可以努力一次’。”
结果在去年，乌仁娜突然收到Tomasz的信息，他说“乌仁娜，我终于可以飞了。”乌仁娜特别开心，不仅仅是她可以邀请Tomasz来中国演出，而且他在Kroke乐团的很多工作也可以变得更方便。
说完，乌仁娜打趣地补充：“这可能是Tomasz飞的最久的一次，他们要到波兰转机，可能一共需要20个小时，以前中国的观众只能在CD听到他的演奏，这次都可以在现场听到了。”
“这次中国的演出不仅是你给祖国观众的礼物，也是他给你的礼物。”我说。
乌仁娜欣喜地赞同。回顾自己的人生，生命中很多转折和奇遇并没有在事前有充分的预料和准备，更像是服膺于命运的安排，或者说眷顾——上学是这样，唱歌是这样，搬家也是这样。
她说：“我也常常和自己说一句话，乌仁娜，回头看，但笑着往前走。”
问到即将开始的演出中，是否会演唱比如《Hodoo》《Temeen Yawudal》《Jamar》和《Sangjidorji》这样的经典曲目时，乌仁娜说，一些还是会有的。比如《Hodoo》在全世界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还有一些深受中国观众喜欢的曲目也会唱，比如《Sangjidorji》。
“上次演出完，观众问我，你不唱那首歌吗？我问是哪一首，观众就开始唱 ‘Sang—ji——dor—ji——’，我很高兴，也很惊讶，大家真的就在一起合唱起来，我就说： ‘好吧，我给你们唱’。”
采访的最后，我问她：“对这次演出，你还有哪些期待？”
乌仁娜沉思片刻，告诉我：“唱歌是自然给我的礼物，我会用最真诚和最深的爱去完成它。如果有人和我说他一天的工作都很忙，感觉很累，然后来听我的音乐，感受到放松，闭上眼睛听的时候感觉闻到了草原，看到了星星，是这样一种内心的享受，我会很感激。”
演出之外，现在的乌仁娜生活恬然。
她的家在意大利的一片草原之中，如果没有旅行或者演出，早晨起来她会烹茶、喝茶，然后工作，检查邮件，回复信息。剩下的时间用来观察大自然，“我生活的地方有很多野生动物，有时候安静地坐在一个地方，动物就会在不经意间出现在你的身边，很美丽。”
乌仁娜随身带着纸和笔，“如果有一首歌，或者一首诗这样的灵感飞进我的内心，我就用它们记录下来。”
【完】
参考资料：
[1]《乌仁娜：美丽的蒙古人》时代周报，2009
[2]《乌仁娜：无论我唱什么，灵魂都是蒙古文化》 东方早报，钱恋水，2012
[3]《特稿 | 乌仁娜 牧歌世界，把根留住》南方人物周刊，李乃清，2018
[4]《城市文化中的蒙古族民歌——流行话、艺术化和原本化》中国音乐，林颖，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