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青、海朋森、杨德昌的综合体乐队

首先，当代电影大师是支冷暴力乐队，这个乐队似乎对当代生活有着强烈的不信任，努力与主流价值保持距离感，但他们并不是朋克的行动者，急于建设一条新的理想路径，而是要将当代生活的所有滤镜打破，退至简单透明的心理秩序。他们的音乐也同样拒绝当代性，常常只有简单原始的动机，不做额外的延展和装饰，没有炫技的地方，只为表达服务。

严格来说，当代电影大师并不以音乐见长，乐迷更喜欢的是他们表达的态度，但他们音乐里呈现的是一种无差别讨论，乐迷同样是他们质疑的对象。或许乐迷主动略去了这一层，才做到心无旁骛地欣赏，无视对自身的调侃。乐迷沉醉于主唱洗脑式的旋律重复时，大概不会注意这些律动鲜明的唱段都很像经典摇滚里吉他riff，因为这个乐队真正的志趣在于解构明星化的摇滚乐，粉丝是摇滚乐的一部分。

在《我不想听我不想听被宠坏的摇滚明星》、《你大概能看到那画面从你的电视机》这样的歌里，能明显看出他们的反摇滚叙事立场，对模式化生活彻底的鄙视，像一种广义上的流行文化价值判定，当下无数乐队和明星都可以在这些歌里对号入座。但难得的一点，他们作为反摇滚者，反得非常单纯，没有开宗立派的心思，他们做乐队，只因为乐队这种形式对于表达来说最为高效，与诗人乌青的写诗逻辑一致。当你能感受到诗，语言便不是障碍，当你能感受到摇滚乐，乐队便不是路径。

他们在采访里提到乐队名字的来源，主唱在诚品书店看到的一本特刊名叫《当代电影大师》，觉得好玩，便拿来作了乐队的名字。这个动作看似很符合乐队的戏谑本性，但背后不乏认真。他们音乐里的表达，几乎延续台湾电影新浪潮最初的社会着眼点。如果必须举例说明，当代电影大师关注的点，很像已故导演杨德昌电影里的讨论，电影《恐怖分子》《海滩的一天》的论题，在他们的唱片里不乏体现。

这不是以行业地位和荣誉进行的比对，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接续。音乐与电影不同，叙事功能有限，且即便是概念专辑，也无法做到电影般的直接立体。当代电影大师是将台湾新浪潮电影的着眼点，进行了概括式的表达，当过去的问题卷土重来之时，过去的答案或许依旧有效，只是形式上需要变体，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摇滚乐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电影的另类门徒，这也是他们在所有台湾新乐队中，气质最为独特的原因，他们是年轻的老派人，或者是更年轻的年轻人，总之，不在此刻。

台湾电影新浪潮与文学息息相关，当代电影大师同样有非常好的文学直觉，但他们并没有采用文学叙述，而是将文学作为凭借，用借喻、征引等方式再次介入当下。后朋克的解构趣味，在这个乐队身上极致体现。

他们有一种反向的文本追求特质。代表作《我要杀光浪漫杀死诗》里，极其成功地模糊诗与歌词的边界。这是很多内地音乐人没有做到的，比如舌头的吴吞，他的歌词常被拿出以诗来讨论，他似乎也在用力地达成这种效果，但他写的不是诗，作为歌词也很一般，因为大量排比缺少意向和逻辑的递进，略显单薄。当代电影大师显然没有这个困扰，不仅完成了语感上的建立，同时又在推翻这种语感。别人追求同一个文本又是歌词又是诗的时候，当代电影大师像诗人乌青一样，把诗写到透明。

对一个后朋克乐队来说，藏锋敛态的同时，又能做到立场和表述清晰，需要很强的文学修养与个性。这点上确实很像影响他们的乐队PK14。但除此之外，除了某些母题和唱法上的相近，再无清晰的相似处，如果必须有个后朋克参照，他们更像海朋森。

当代电影大师承袭的新浪潮精神，是对当下的怀疑；同样，海朋森聚焦历史事件，也是对当下的反应，海朋森本质上是一种浪漫化的政治惊悚，用政治元素完成流行输出的一部分，这点与当代电影大师对文学的征用方式如出一辙，因此锋利的部分也相似。

很多时候，海朋森文本里的历史感非常模糊，真正清晰表达的是私人情绪，虚实的交互让海朋森音乐有强烈的现实荒诞，海朋森真正的魅力恰恰是他们模糊的部分，表达不清的，立场暧昧的历史，只不过是无数私人情绪的遗产，他们添加上自己的情绪，让时代更加混沌。当代电影大师也是用清晰的个人情绪，证明时代的混沌。

两个乐队更相似得是外界的误解，人们常觉得海朋森在影射历史，当代电影大师在阴阳当下，事实上，这俩个乐队并不擅长拐弯抹角。他们的隐晦和戏谑都直截了当，所谓的弦外之音，都是情绪共鸣后的回响。两个乐队的区别在于，海朋森更有荒诞感，当代电影大师更有幽默感。

最后概括一下，当代电影大师的表达核心很像杨德昌；表达方法很像诗人乌青；表达效果很像海朋森，但这些‘像’并非形式上的模仿，而是内在的同构，这个乐队是摇滚乐里真正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