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歌”不容易唱

1989年，大陆诞生了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海外版以更出名的《一无所有》为专辑名。而在海峡彼岸，有黑名单工作室的《抓狂歌》与之呼应。这两张专辑的开创意义都不仅限于音乐史范围，更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文化事件。

《一无所有》的影响力可能更大一点，这主要是因为这张专辑获得了出版的会，而《抓狂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讲过，“适逢1989年解严后首次大选，本想紧扣沸腾的社会气氛，卖他个一百万张，没想到全部歌曲被新闻局通令禁播，注定只能成为小众经典。”①因此，一张本来应该很可能像《一无所有》一样呼风唤雨的作品，到现在也是小众之间的传播物。

但是我认为从丰富性上来说，专辑《抓狂歌》要超越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更大程度契合了当时大陆青年的时代情绪，是更加个人化情感体验的表达，尽管其中有《一块红布》的隐喻，有“新长征”这样的具有政治感的关键词。而《抓狂歌》则扎扎实实介入到了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当然，其他文艺形式，照样可以承载这些内容。作为一张音乐作品，《抓狂歌》的独特价值在于，它通过对台语歌的新探索，提醒岛内青年反省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因此，这张专辑比《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更多现实的针对性。也正因如此，它才会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成为一张被禁播的唱片。

《抓狂歌》生长于台湾本土文化、本土音乐中，却开出了奇异之花。专辑中除了《抓狂》（这首歌与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是同一首曲子）使用了泰国流行音乐的曲子外，其他都是乐队成员的创作。按照特点，作品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以王明辉/王华为主，借鉴台湾歌仔戏“杂念仔”（歌仔戏中一种适于长篇叙述、以说唱为主的曲调形式），表达现实关注的歌曲。这些作品虽然基于本土戏曲特点，但是又使用了摇滚的外在形式，通过小人物经历和身边的所见所闻，表达严肃的政治话题和社会现实，但表达风格上透着世俗的幽默感。《台北帝国》和《民主阿草》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民主阿草》，有人物有对话有叙事，简直就是一篇有趣的小说。歌中的小市民早就倦怠了貌似严肃的政治环境和令人厌恶的战备状态。音乐的配合也非常妙，前奏与尾声的所谓“国歌”以及结尾处庄严宏大的瓦格纳歌剧曲调，越发形成一种反讽的伪严肃感。歌中阴云般的键盘背景，搅得传统乐器的声音凌乱不堪，但是歌唱者那种“光脚不怕穿鞋”气势，却没有被慑服。

另一方向，以陈明章/陈明瑜为主，直接接受台湾最后的游吟艺人陈达影响，继承台湾传统民谣血脉。题材也是结合现实的，但是更多了一层历史寻根的深沉感。代表作《庆端阳》让人容易想到陈达吟唱的著名的《思想起》。这首歌仿佛是一段台湾民俗风情的纪录片，在回转的吟唱中，寻觅历史的脉搏。我更喜欢的则是《新庄街》，如果说听《庆端阳》像看记录片，听《新庄街》则是身临其境了。低回婉转的吟唱和弹奏间，仿佛真的走进台湾普通却能引发深思的乡间。

两个方向的创作从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延续着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精神，努力“唱自己的歌”，用歌谣树立一种本土价值和文化自信。因此，即使他们的作品中用到了摇滚化的音乐和编配，但从本质上来说不是欧美流行乐的舶来品，而是地道的台语歌。他们创作的目的非常明确，在专辑文案中，有这样一段话：“你问过自己吗？当你熟背中外史地，你对台湾的历史了解多少？当你对国语、西洋歌曲如数家珍时，可曾对母语歌谣多一些关注？当台湾现阶段处于极度动荡中，你想过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吗？这些问题，你问过自己吗？”这一串质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76年发生在淡江文理学院的“可口可乐事件”：那一天，民歌运动代表李双泽在演出时摔了一个可口可乐瓶子，抗议演唱洋歌曲，提倡本土音乐，他当场质问唱洋歌的歌手“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时隔十几年，《抓狂歌》对李双泽的一问用实绩予以回应，此时已经故去多年的李双泽地下有知，也会微笑吧。

①马世芳《一个六年级生的青春歌史》，《昨日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