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侯德健：潮州人
口白：我是潮州人，家住在越南岘港。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是靠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斗争大会上，把爷爷整死了。十五年了，我逃难出来整整十五年了，不知道我那一家三十几口还剩下几个人。
潮州人 岁月年年老 天苍苍 路茫茫
山也累了 云也累了 眼里泪里都想家
（潮州人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潮州人不回家 不回家为什么潮州人）
不是我不想回家 有个家在从前
胡志明要我让给他 他有枪我能怎么样
不是我爱上流浪 没有家就没有方向
没方向只好去流浪 不流浪又能怎么样
（潮州人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潮州人不回家 不回家为什么潮州人）
不是我天生健忘 忘了姓忘了名 忘记了生长的地方
想起来我能怎么样
不是我天生健忘 忘了爹忘了亲娘
忘记了回家的方向
想起来又能怎么样 想起来又能怎么样 想起来又能怎么样）
把《潮州人》作为《龙的传人续篇》的开篇，寓意非常深刻。这些流落异乡的潮州人，都是“落难的龙的传人”。“龙的传人”的历史，官方的层面，总是渲染得那样激昂，雄壮；但从民众角度，却更多是悲情、哀怨、无奈。
1980年，侯德健参加“中泰难民服务团”，赴泰国为泰柬边界的难民营做文宣和救济工作。泰柬边境难民营被称为“共产灾难最具代表性的橱窗”，数万柬埔寨、越南的侨民被迫出逃到泰国边境。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台湾一口咬定只接收六个人。大陆想接收他们，但被“共产”吓破胆的难民们却不敢回来。他们只能滞留难民营，成为无家无国的难民。在难民营中，侯德健见证了华侨的苦难，写下了这首歌，还写成《落难的龙的传人》一书。在《祸头子正传》一文中，侯德健写下了当时悲愤的心情：
“確定了臺灣只能接受六個難民的事實以後，我的心情就像那些有家歸不得，無處可投奔的華僑難民一樣無辜，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十多億中國人，竟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同胞受難而啞口無言，什麽事都做不了。想想我們打著國旗、隊旗初到難民營的時候，難民同胞們的激動表情，盼望我們能做點什麽的期待心情，我第一次感覺到做“龍的傳人”的可悲、可憐與可恨。
從泰柬邊區回到臺灣以後，我曾和隊友們一塊兒到處奔走、呼籲，然而事實上，除了廉價的同情以外，臺灣始終拿不出具體有效的行動來證明一個中國人對另一個受難的中國人的真正的關懷，面對這殘酷的冷漠，我無法放棄過去的理念，只好放棄生我養我的臺灣。“
因为这段经历，侯德健萌生去意，成为他三年后出走大陆的重要原因。
做为潮汕人，我更对歌中这个同乡的苦难感同身受。在八十年代末，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历尽艰辛，从河内逃回家乡。所有能的细软变成买路钱。逃难路上，一个金镯子，只换得一双拖鞋。碰到兵匪，东西都给搜光，能捡回一条命已经不错。他十几岁的时候为了谋生，跑到越南。筚路蓝缕，奋斗了一辈子，六十多岁的时候，再度回乡，仍是两手空空，中间隔着的是数十年的苦难。
2005年因公到欧洲出差。在法国里昂邂逅一个越南老华侨，他是我们就餐的中餐馆老板。是另一个版本的“潮州人”。老伯已经是越南第三四代的华侨了，国籍写的是中国，却半步都没有踏上过中国，但仍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父亲是非常有钱的资本家。他所有的教育都是在华文学校里接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腔热血，只想投奔素未谋面的红色祖国。胡志明在越南“共产”的时候，他多想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但梦想很快就破灭，作为外国资本家的后裔，他根本没有革命的权利，只有被革的命运。父亲变卖家产，携妻带子怆惶逃离火光熊熊，血色苍茫的越南，投奔宗主国法国。他们到法国的时候，法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切•格瓦拉和毛泽东成为年青人的偶像。被“共产”吓破胆的父亲，不敢在运动中心巴黎落脚，栖居在法意边境的一个小镇，随时准备着逃离革命之火。风潮过后，他们迁到里昂，开中餐馆谋生。他的儿子，读了巴黎大学金融系，就职于巴黎的法国银行。但最后他却娶了到餐厅打暑假工的一位来自西安的女大学生，并申请从巴黎调回里昂。现在那位女大学生，已经是中餐馆的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三十多岁的样子，美丽而忧伤。两位五六岁的孩子也在餐馆里玩耍。欧洲不比美国，移民在这里更难融入。从那一刻起，在整个旅程里，“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这句古文，时时刻刻萦绕心头。
异国的秋风里，昏黄的灯光下，老人激动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我的祖国》，滚烫的热泪落在苍凉的面颊。现在每每听到《潮州人》，就会想起老伯的歌声：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潮州人 岁月年年老 天苍苍 路茫茫
山也累了 云也累了 眼里泪里都想家
（潮州人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潮州人不回家 不回家为什么潮州人）
不是我不想回家 有个家在从前
胡志明要我让给他 他有枪我能怎么样
不是我爱上流浪 没有家就没有方向
没方向只好去流浪 不流浪又能怎么样
（潮州人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潮州人不回家 不回家为什么潮州人）
不是我天生健忘 忘了姓忘了名 忘记了生长的地方
想起来我能怎么样
不是我天生健忘 忘了爹忘了亲娘
忘记了回家的方向
想起来又能怎么样 想起来又能怎么样 想起来又能怎么样）
把《潮州人》作为《龙的传人续篇》的开篇，寓意非常深刻。这些流落异乡的潮州人，都是“落难的龙的传人”。“龙的传人”的历史，官方的层面，总是渲染得那样激昂，雄壮；但从民众角度，却更多是悲情、哀怨、无奈。
1980年，侯德健参加“中泰难民服务团”，赴泰国为泰柬边界的难民营做文宣和救济工作。泰柬边境难民营被称为“共产灾难最具代表性的橱窗”，数万柬埔寨、越南的侨民被迫出逃到泰国边境。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台湾一口咬定只接收六个人。大陆想接收他们，但被“共产”吓破胆的难民们却不敢回来。他们只能滞留难民营，成为无家无国的难民。在难民营中，侯德健见证了华侨的苦难，写下了这首歌，还写成《落难的龙的传人》一书。在《祸头子正传》一文中，侯德健写下了当时悲愤的心情：
“確定了臺灣只能接受六個難民的事實以後，我的心情就像那些有家歸不得，無處可投奔的華僑難民一樣無辜，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十多億中國人，竟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同胞受難而啞口無言，什麽事都做不了。想想我們打著國旗、隊旗初到難民營的時候，難民同胞們的激動表情，盼望我們能做點什麽的期待心情，我第一次感覺到做“龍的傳人”的可悲、可憐與可恨。
從泰柬邊區回到臺灣以後，我曾和隊友們一塊兒到處奔走、呼籲，然而事實上，除了廉價的同情以外，臺灣始終拿不出具體有效的行動來證明一個中國人對另一個受難的中國人的真正的關懷，面對這殘酷的冷漠，我無法放棄過去的理念，只好放棄生我養我的臺灣。“
因为这段经历，侯德健萌生去意，成为他三年后出走大陆的重要原因。
做为潮汕人，我更对歌中这个同乡的苦难感同身受。在八十年代末，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历尽艰辛，从河内逃回家乡。所有能的细软变成买路钱。逃难路上，一个金镯子，只换得一双拖鞋。碰到兵匪，东西都给搜光，能捡回一条命已经不错。他十几岁的时候为了谋生，跑到越南。筚路蓝缕，奋斗了一辈子，六十多岁的时候，再度回乡，仍是两手空空，中间隔着的是数十年的苦难。
2005年因公到欧洲出差。在法国里昂邂逅一个越南老华侨，他是我们就餐的中餐馆老板。是另一个版本的“潮州人”。老伯已经是越南第三四代的华侨了，国籍写的是中国，却半步都没有踏上过中国，但仍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父亲是非常有钱的资本家。他所有的教育都是在华文学校里接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腔热血，只想投奔素未谋面的红色祖国。胡志明在越南“共产”的时候，他多想义无返顾地投奔革命队伍。但梦想很快就破灭，作为外国资本家的后裔，他根本没有革命的权利，只有被革的命运。父亲变卖家产，携妻带子怆惶逃离火光熊熊，血色苍茫的越南，投奔宗主国法国。他们到法国的时候，法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切•格瓦拉和毛泽东成为年青人的偶像。被“共产”吓破胆的父亲，不敢在运动中心巴黎落脚，栖居在法意边境的一个小镇，随时准备着逃离革命之火。风潮过后，他们迁到里昂，开中餐馆谋生。他的儿子，读了巴黎大学金融系，就职于巴黎的法国银行。但最后他却娶了到餐厅打暑假工的一位来自西安的女大学生，并申请从巴黎调回里昂。现在那位女大学生，已经是中餐馆的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三十多岁的样子，美丽而忧伤。两位五六岁的孩子也在餐馆里玩耍。欧洲不比美国，移民在这里更难融入。从那一刻起，在整个旅程里，“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这句古文，时时刻刻萦绕心头。
异国的秋风里，昏黄的灯光下，老人激动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我的祖国》，滚烫的热泪落在苍凉的面颊。现在每每听到《潮州人》，就会想起老伯的歌声：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