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chfork专题 | Björk：母亲、女儿和自然伟力
文/Jazz Monroe
译/语非
开着一辆壮硕的白色路虎车在高速双向车道疾驰，Björk此刻一边聊着天一边赶赴冰岛火山的朝圣之旅。“火山就在那儿了，”她指向一处山口说道，“历史上有一次喷发摧毁了法国的庄稼，人们常说这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不出所料，这位实验流行乐大师正引领我踏上奇幻之旅，她将斯堪的纳维亚的古老星尘遍洒在青紫的溪流和熔岩平原。她用稀松平常又饶有兴致的语气讲述着火山何等凶险和维京人的探险事迹，其神态俨然是颇有书生气的北极宙斯在雷动的掌声中做了一番TED演讲。
作为一名激进的环保人士，Björk还是架不住对高油耗SUV的喜爱，也正因如此，她才能在冰岛险峻的地势上行驶自如。看着她灵巧地驾驶着这辆霸气的路虎，不禁让我想起她于1995年发行的热门单曲“Army of Me”，她在MV里饰演一位在装甲车里胡闹嬉戏的女兵。这只是Björk在90到00年代初期间内亮相音乐电视和流行乐坛的众多典例之一，就好比在商场表演行为艺术。
在此期间，Björk不少MV出自她前两张个人专辑——1993年的“Debut”和1995年的“Post”，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英国地下舞曲的元素。前两张专辑销量达到了300万张，她随后开始制作更具本土地缘特色的作品，在1997年发行了具有突破性的大作“Homogenic”；在2001年的专辑“Vespertine”子宫般紧密的电子音色中化身为充满肉欲的低音部歌手。
这位56岁的冰岛歌手已经发行了她的第十张个人专辑Fossora，这张以“菌落”为主题的作品融合了热情似火的雷鬼节拍、质朴却讨喜的低音竖笛、玩转曲折的呢喃，并与来自印尼的双人电子组合Gabber Modus Operandi展开合作。她依然创作着关乎死亡的情歌，用她令人浑身生起鸡皮疙瘩的嗓音解开阵痛的心结；她依然谙熟于成年人出于对爱情的恐惧而自我戕害的心理。圣歌一般的单曲“Sorrowful Soil”和室内民谣曲风的单曲“Ancestress”是整张专辑的华彩部分，她向亡母致以缅怀。Björk的母亲Hildur Rúna Hauksdóttir是一位环保人士，已于2018年逝世。
她的路虎车沿石子坡道一路颠簸，来到她的“小木屋”，这是一座宽敞的二层小楼，她在里面随心所欲地远足度假、写歌编曲、甚至是举办婚礼。她停好车，踏着郁郁苍苍的花园小径引我走向一片灰白的沙滩，见到了一位身穿黑色运动服正在剪草的、和蔼可亲的白胡子老人——正是她的父亲Guðmundur Gunnarsson。
这座木屋鸟瞰着一座9000年前在北美和欧亚大陆板块之间形成的大湖。登高远目是一幅令人目眩的景象，长久凝视着海岸线上坑洼的鹅卵石，似乎它们也回以凝视。火山喷发形成了湖盆，据她说，维京人于公元930年正是在此建造了世界上首个民主政体。走上楼梯，进入她墙壁暗红的卧室，虽然装潢简陋但是通风良好，这里是她2019年开始创作新专辑的地方。很难相信如此神圣的音乐就诞生于这个略显寒酸的小屋里。但这阁楼里充盈着肃穆感。透过落地窗，她指向北方天际线处的盾状火山——斯恰尔布雷泽火山（Skjaldbreiður）。在疫情隔离期间，这片风景优美的避风港成了她和亲友、同事的安乐窝。
对于新专辑的名称，Björk解释为“采菇人”，基于对蘑菇的喜爱，她将作品的主题凝练为生存、死亡和对生态系统的沉思。她将发行于2017年的专辑Utopia视为离婚后的给予情感庇佑的天堂，而在新专辑中，她重归人间。“它讲的是地下生命，是四处蔓生、令人迷幻的蘑菇，而非坚韧不拔的树根。”她对专辑中的菌落意象如是阐释道。
虽然充满了“治愈”和“审判”相关元素，但Björk不愿意给新专辑贴上“失落”的情感标签。“Vulnicura是一张关于悲伤的专辑，”她对此谈道，“但这张不是，虽然它也有悲伤感。”单曲“Sorrowful Soil”和“Ancestress”与她的母亲逝世有关，这两首歌以其庄严、光辉和磅礴的体量赋予专辑一种引力。在长达7分钟的单曲“Ancestress”中，Björk喃喃自语着“呼吸机整夜运转/但她已然安眠。”过去几年里，她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在2018病情的恶化程度让母女二人颇为震惊。作为乐观派的Björk习惯性地给予母亲信心，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母亲对此不抱太大希望。她们的世界观虽然迥然相异，但经过多年调和，母女二人足以同甘共苦。
遥想当年青春年少的Björk曾组建了一支名为Tappi Tíkarrass的朋克乐队，后来却不可思议地渐渐成长为一个内向的理科书呆子。在她两岁时，父母离婚了，她待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更多一些。她的父亲稍显保守，是个冰岛电工工会的领导人；而母亲参加了具有公社性质的嬉皮士团体，这也培养了女儿的无政府倾向。就像她在1995年接受访谈时说得那样：“我被七个痛恨工作的成年人抚养长大，他们只想整天胡闹，每天花四个小时插科打诨，还要做风筝，你能想象吗？”
在她17岁那年，她搬去了雷克雅未克住公寓。在和朋克乐队Kukl演出的间隙，Björk在工厂做起了剃鱼虫的杂工，并负责印刷售卖一本亲自手写的童话书。后来的日子里，做白日梦的女儿和信奉虚无主义的母亲成了最佳拍档。当Björk到了中年时，她的母亲搬到了美国加州，和一位印第安酋长住在帐篷里，后来回国开始教授武术。母女二人曾在2006年共同参与了冰岛铝厂建址的抗议活动，但日后二人志同道合的事业越发稀少了。虽说如此，但当母亲大谈特谈阴谋论时，女儿还是会诉诸于理性来劝服她。
随着年龄增长，虽然看起来依然乐观开朗，但Björk终于承认她在回避与母亲关系紧张的谈话。在专辑的开篇曲目“Atopos”中，她袒露了心绪：“追光太用力其实是在回避/难道这些不是我们不再联系的借口吗？”在颤颤巍巍的低音竖笛的伴奏下，她如是唱道。Björk不曾参加葬礼，在过去二十年里，甚至是亲属的葬礼她也不曾出席。她对此说道：“我会组织纪念音乐会，但并不会去教堂。我不信神，也不信那些与逝者不曾有一面之缘的牧师，他们就像是节目主持人念着别人早就写好的台词。”
在母亲病重期间，Björk已经写好了“Sorrowful Soil”这首歌作为挽歌。她将冰岛典型的挽歌形容为用情景剧式的音乐讲述枯燥的生平，是一种“父权制的讣告”。这首歌完成后不久，她的母亲就过世了。在经历了一阵悲痛和沉思过后，她组织了一场在自己容忍范围内的告别仪式，她和哥哥一同出席了由好友Hilmar Örn Hilmarsson主持的非宗教式葬礼，他曾是Throbbing Gristle乐队的副项目Psychic TV乐队的前成员。Björk对葬礼颇为满意，但自己也心存疑虑：我真的与母亲好好地告别了吗？
在希腊度过了一段康复假期后，Björk为母亲献上了一曲更动人的挽歌——“Ancestress”。这是以冰岛民谣形式写下的悼词。“我写了一页又一页，就是为了写出亲临其境的文字感受，”她说道，“如果我是一位牧师，这就是我在葬礼上的致辞。”Björk的儿子Sindri在这首歌的录制中也献上了和声。在完成这首歌后，Björk回想起母亲的葬礼，发觉少了些东西，那便是“自然”。她说道：“有人烧船，有人在山崖洒下骨灰。我坐在教堂里，却不知道母亲的灵魂去往何方。所以我决定自己做一场仪式。”
她花了一年的时间与导演Andrew Huang和James Merry合作，构想并拍摄了一处山谷内的葬礼送行仪式，并以“Sorrowful Soil”和“Ancestress”两首歌作为配乐。虽然她意识到这有过分渲染悲痛之嫌，但她希望借此形成一层对亡母生前回忆的保护膜。
当她的摄影师Viðar Logi采蘑归来，Björk谈起了她对《神奇的真菌》这一类纪录片是多么痴迷。蘑菇确实有一种诗意：通过分解动植物的腐体、循环土地的营养物质，蘑菇从死亡中获得新生。蘑菇也能分解石油、塑料等污染物，并储存碳物质来遏制气候变暖。蘑菇通常是核战后第一批生长的生命。
Björk坦言，国内外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摧毁了她对世界的美好愿景。谈及在纽约旅居的期间，从2002年女儿出生到如今的疫情，她越讲越激动。“我无法描述美国的暴力程度。”她陷入了沉默，仿佛在回想大型枪击案现场，“在冰岛，如果有人被谋杀了，我们都很悲伤，这是岛国心态。但在美国，这些暴力对我这样一个岛民而言实在是难以承受。”
在Björk的艺术生涯里，她曾致力于揭开人体的神秘面纱，描绘着黏糊糊的生理器官，而非借喻肤浅的社会象征。在各界人士对生育自由展开口诛笔伐的当下，如何回答“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Björk发出质问：“我们能否对自己的身体做主？当女性参军、妊娠，这还是她的身体吗？她是自身的代理人，抑或是父权制的所有物？”
如今Björk感到在身心方面愈发笃定，再无必要去隐忍离婚后的精神痛苦。虽然如此，她在客串一期心理学播客后开始对荣格的“受害者原型”理论感兴趣。在自学心理学期间，她创作了“Victimhood”这首歌，为离婚后的伤痛画上句号，并以业余心理学者的身份为其树立起丰碑。专辑Utopia构建了一幅理想化的母系氏族独立愿景——妇女儿童安居于岛上，与鸟儿繁衍生息；但在新专辑Fossora中，Björk做出了妥协——男人依然留在岛上。她释然地说道：“你要学会如何将男人重新编入世界这张大网，并与他们共同生活。”
在新专辑的结尾曲目“Her Mother’s House”中，Björk的19岁的女儿Ísadóra为母亲最近腾出的空巢献上了动人的挽歌。她对此谈道：“有时候我放手不管子女的生活，很是潇洒大度；但第二天就反悔了。”那么Björk和她的母亲在养育子女这一问题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吗？问及此事，她望向窗外落在山巅上棉花糖一般的云彩，说道：“我母亲不怎么也不愿意诉说她的感受，但我想和女儿多说一些。”她相信孩子们要比父母想象中的更坚强。
在年轻人的网络世界和酷儿团体中，Björk充当着慈母一般的形象。她的歌迷会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刷评论提倡戒毒，互相倾吐生活中的琐事，并搬运着油管上Björk的经典影像。在我看来，经久不衰的Björk对互联网确实是一件好事。
她说：“我很高兴Kate Bush拥有Running Up That Hill这样的火遍世界的单曲。我不是说女人一定要接管世界，但我能感受到所有被埋没的母系族长都在呐喊：我们无需躲藏！”她对Kate Bush的致敬显然是自发性质的，并含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执念，好像在潜意识里Kate Bush已经使得Björk能够对自我身份有所洞见。“在八十年代，她就是我的一切。”Björk谈及Kate Bush对她的影响，“其他都是父权制。不好意思，这只是夸张说法。但Kate Bush是实实在在地构建起她所歌唱的世界，于我而言，这便是母性的环境。我认为Z世代的年轻人也准备好了。”
在海滩快速拍完照片后，Björk告别她的小屋，跃入路虎车，开进逼仄的小路，随后在附近的酒吧停车，叩门而入。她点了瓶香槟，然后给朋友们发送着令人难以辨读的短信。不一会，来访者光顾，其中就有当地的一支三人乐团，她称之为“Z世代的节奏天才”，他们在新专辑中负责单曲“Ovule”的打击乐器部分。酒过三巡，她心血来潮，几乎颤颤巍巍地带我走进一家她心爱的唱片店——12 Tónar。她透过橱窗，发现室内冷冷清清，无人攀谈，只见店内立有一幅木刻剪影，那是青春期的Björk回以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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