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基》：女性欲望世界的轮回

无需赘言，椎名林檎歌曲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议题——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

而作为椎名林檎生子后复出的第一张专辑，加尔基清晰地体现了创作者身份的流变过程。借助纤细的情绪和无限堆砌的词语意象，试图探讨一种女性身份的转变，母亲身份的获得。

一、母亲

母亲，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性别身份，始终是女性主义中一个相对敏感的议题。从传统父权制塑造起的“母亲神话”，到上世纪波伏娃“母亲身份是女性受压迫的深刻根源”，不管是抵制母亲身份的六十时代，还是转向身体和伦理的八十年代。总的来说，始终在解放母亲形象，重新建构起母性以及寻找母性力量的过程中。

鲁迅曾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狭隘的来看，妻性、母性、女儿性是在女人不同成长阶段对面既定结构的身份定位。

母亲这一身份也从不是被先验认同的。南希·乔多罗在《母职的再生产》一书中，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阐述了女性如何在担任母亲的过程中通过与孩子之间的动态关系，使女儿接替自己承担起母职，最终实现母职的再生产。

二、文本分析

椎名林檎在加尔基中所体现的，就是“反叛的女儿”到“面对女儿的母亲”这一身份转变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进入所谓既定结构的过程。

从宏大的《宗教》出发，预示着一段螺旋上升又足够斑驳陆离的人生大幕的拉开，在缥缈而沉重的鼓点中不断逼近，歌曲最后分裂出的三个声音主体，预示着专辑结构中的呈现阶段。

漫长旅途中镜像式不断自我辨别的《ドッペルゲンガー》，对应着幽灵少女面对初恋时的青涩和无限眷恋，是一段关于成长的别样书写。这既联系着婴儿镜像阶段对于自我的指认，又联系着女性欲望的浮现：望向他人的目光是返回自身的，纯真的他恋，也是露骨的自恋。

《迷彩》里巧妙堆叠起来的象征建筑，在逃离与被捕捉的圆圈之间来回摇荡，以女儿之口传递出的那种倦意和疏离感，对应着《意识》里母亲对于自我身份的不断质疑，质疑母子之间的神话，又无不绝望的感知到两者之间锁链的缠绕。这是一段女儿与母亲之间的身份对话，也是一场狩猎游戏。

《やつつけ仕事》里日常的各种电视声响以及对于作为大人的无奈感叹，塑造的是某种生活所迫的社畜形象，每天鸡零狗碎的繁琐事务磨平了人的感情，性别也被遮掩；

而作为对应的《とりこし苦労》则是另一种极端，戏谑地匍匐在男人身下，变化无常的情绪以及赤裸裸的爱欲，又再度让人想起歌舞伎町中的经典女王形象。两者是对女性社会境遇的不同书写，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具体扮演。

专辑的中心《茎》，有着双生的意义，也是椎名林檎对称美学的至高表现。歌中铁线莲的花语，是高洁美丽的心，也是宽恕我，我因你而有罪。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茎”可以被理解为指向男性阳物，这首歌则是一种女性欲望的直接呈现，一种母亲的欲望化重写。在传统社会中，母亲成为无“性”化的悬浮的话语指称，对女性欲望的否定源于对女性主体地位的否定,也是男性“文化阉割”恐惧的外化。

女性书写在对这一性道德秩序的默认中将一切自我欲望抵制在文本之外,因而对性话语的禁忌以及对男性建构的性象喻系统的本能回避,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女性对自我潜意识中不可理喻的广大而陌生的原始欲望的压抑和逃避

母亲获得了自己的欲望，但又因为这种欲望始终是被禁忌的，而最终转变为不洁。即便有高洁美丽的心，因为你，我有了欲望的原罪。

专辑以一场葬礼结束，一场尚未出世者的葬礼。《葬列》讲的是堕胎，准确的说是被堕胎的母亲写给孩子的信。胎儿在尚未出世时便被母亲打掉，女人也因此停止了从女儿到母亲这一身份的飞跃，她斩断了不断重复的历史的悲剧。

某种程度上说，胎儿和母亲也是一体而生，胎儿吮吸着尚未成为母亲者的养分，企图将女人拉进既定的亲子结构中。堕胎，也是在杀死作为母亲的自己。与《宗教》的序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轮回。

我想，大概对于当时的椎名林檎来说，是一次痛苦和珍贵的探索，延续着某种暴虐怪诞，无不怀疑的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