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一般地说，流行歌免不了媚俗。它要投大众所好，大众才会使它流行。它要迁就大众的思想惰性，又要在确保被广泛接受的基础上，不断地小打小闹、花样翻新。它几乎不提出任何重大的历史、现实和个人的问题。即使偶有提及，也会采用一种格式化的方式将其化解掉，使问题获得一个廉价的答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音乐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种精美的包装形式，即使偶有调侃、反讽、弦外之音，也是为博得广泛赞赏而布置的精致的小摆设，无非是插科打混而已。它屈从于商业潮流、市民意识、大众媒介、主体文化。如果流行音乐试图还原和揭示真实，那么它就拥有了反对它自身的性质。

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具有两方面的叛逆意义：第一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反叛，第二是广泛的社会文化抗议——文化反抗必须在不自由的关系中争取自由。而崔健就是对流行的反动，他穿破层层包装，揭示了隐而不显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具备文化自觉意识的敏感者广泛的共鸣。当然，在社会禁忌严重、道德僵化陈腐的时代，人的力量和欲望的直接、自由的表达，往往与颓废被混为一谈。《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把此种颓废称之为病：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给我点儿刺激 大夫老爷 给我点儿爱 我的护士姐姐 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当代人在熙熙攘攘声色犬马中放情纵欲，根子上来源于一种文化通病：“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崔健同时也是朦胧诗精神的继承者，在思想的深度、感受性和批判上，二者常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甚至表达所用的意象都异曲同工。比如自由，北岛说“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而崔健更加直接：“自由不过不是监狱/你我不过不是奴隶”。但二者对自我的定义十分不同。在北岛眼里，自我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它在与它所否定的东西的对立中确定了自我的形象与立场，比如“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而在崔健那里，自我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动态过程。反叛确立了北岛的自我，而崔健用它展开了自我。崔健的魅力在于，迷惘和彷徨产生出来的不是怨艾之声，却是愤怒的呐喊。

崔健的精神内核和表达方式，在他的多个专辑里一以贯之，力避浅俗，更趋深广。力量和欲望以直接、痛快、放肆的方式在绝望中宣泄，淋漓尽致、放纵悲歌。《一块红布》更把个人的感受上升到一代人的精神履历，是一首历史的悲歌。在这首歌里，崔健直接了当地袒露了当时的体验，那是毫无理性可言的经验，是一种被“幸福”的虚假许诺迷醉了的经验。它真切的再现了在红色海洋的氛围中，人的自我意识彻底泯灭的历史情境。这首歌更独特的地方在于，它表达出了历史与人之间的角色关系：明明是一出大悲剧，却在喜气洋洋的气氛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上演。整首歌隐喻性的道出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即，人以被动和服从的态度，以和历史婚媾的方式，成为荒唐和苦难历史的同谋。北岛和崔健二人都对这块上演悲剧的土地有一种复杂情怀，而绝不因为被欺骗、受压抑就弃之不顾，或抱有一种单纯、浅薄的仇恨。当崔健唱“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时，该包含了多少辛酸无悔的心情呢？

王朔曾经这样谈到崔健：“我第一次听到《一块红布》时都快哭了，写得透！我觉得我们千言万语，都不如他三言两语的词儿。他写出了我们与环境之间难于割舍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可是现在又有了矛盾，这种矛盾而复杂的情感”“他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行吟诗人，他反映当代的东西是最准的，比大而无当的、泛泛的文化那种，我更能理解”。但随着特殊的历史成为遥远的有些虚幻的背景，共同的身份意识日渐模糊，当年全社会的广泛共鸣亦不复存在。我想，崔健的时代已经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