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爵士乐：谢尔盖·古廖金的访谈
译自《Sergey Kuryokhin – Interviews》，原文可见：http://www.e-e.eu/Sergey-Kuryokhin-Russian-Jazz/index.html
By Graham Duffill
本稿摘自杂志“Independent Music",Olypia,Washington,1983.第45-47页。
这些内页的扫描内容可以在Garage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网站上浏览，详见：https://russianartarchive.net/en/catalogue/document/L32888。
备注：当这篇访谈第一次在2017年上传时，它被误以为是Leningrad Contemporary Music Club粉丝杂志上的内容，因为这个名字以俄文的形式出现在页面的底端。这个采访大约是发生在1982年。[1]
Lensovieta文化中心是一栋灰色预制混凝土的多功能建筑，坐落在列宁格勒中心的一条繁忙道路上。文化中心每条走廊的显眼位置都悬挂着大量关于苏联功绩的图片以及乳业女工和矿工们接受奖章的照片。在1982年3月的整整三天时间内，一批未注册的艺术家的画作悬挂在二楼的音乐厅里，与此同时，路过的人还能听到一些奇怪又极为不和谐的音乐从窗户里传来。 [2] 我好奇的是，如果他们推门进入挤满400多人的大厅，看到谢尔盖·古廖金在绕着舞台上蹿下跳，疯狂地敲击铜钹和钢鼓，陶醉地指挥着他的Creative Music管弦乐团时，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Lensovieta能成为Alexander Kahn当代音乐俱乐部的正式所在地是十分庆幸的事，更庆幸的是能成为苏联有史以来第一个专门为自由爵士乐举办节日的场所。
从Vapirov乐团到加内林三重奏的Vladimir Chekasin，苏联最杰出的前卫爵士乐手们在这个小舞台上竞相演出。然而，是古廖金将音乐节带入最令人震撼的高潮。
彼时，大厅里人满为患。从墙边到舞台，人们没有顾及地挤在一起。而剩下那些倒霉蛋只能挤在走廊里感受气氛，勉强隔着墙欣赏音乐。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事件。我看着这些观众，被他们脸上的兴奋所震撼——即使演奏还没开始他们都已充满高昂的情绪。现场观众的年龄大约都在35岁左右，他们看起来基本都是一帮知识分子。这期间我被引荐的有诗人、作家、画家，但那些"官员长相的人"被排除在外。
一身黑衣打扮的古廖金开始指挥 "Discourse on the East-West Divan "的演奏。先是长笛加入；然后是中音萨克斯和两位声乐家，紧接着其余的十位音乐家陆续登场。整个演出虽然才持续了一小时，却有如此多的情绪变化和高强度的演奏，让人感觉仿佛过了一天。这看起来像马戏团的表演，因为舞台上的演奏者的动作和音乐一样吸引着人们。古廖金的魅力俘虏了每个人。他操纵着观众如同指挥乐队一样。他那张表情丰富的脸随着音乐中情绪的变化而变化。让人意外的演奏不断出现并影响着着现场气氛，使观众沉浸在惊奇之中。吉他被狠狠地砸碎，钢琴键重重地敲击，还有一个打扮成吉普赛女人的乐手在发出刺耳的高声尖叫。
一切在激烈的演奏和噪音中戛然而止。古廖金喊道 "Vsyo" - "That's alI," 剩下空荡荡的舞台迎来长达10分钟的掌声和要求加演的尖叫。
那些画不久就被取下来，观众们也带着平静的情绪离开了。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古廖金的乐团在西方被冠以 "谢尔盖·古廖金的疯狂乐团 "的名称（在有人误听了正确的名称之后）。这种 "疯狂音乐 "对人们的影响也很明显。两天后，一位俄罗斯朋友告诉我，他陷入了绝望——他无法入睡，无法静坐，无法思考之后的工作，他持续地处于震撼的状态里。他的反应说明了很多知识分子俄罗斯的生活处在一种高度的紧张之下，如同古廖金的音乐那样。三天后，当古廖金本人出现时，我和他谈起了这个问题。
Graham Duffill：你因为什么开始接触音乐？
Sergey Kuryokhin： 对于每个苏联家庭，父母都将决定他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并将他们送到相应的专业学校，例如送到体育学校。而我被送到了一所音乐学校，因为他们在我四岁时发现我在音准上完美的天赋。
G.D：那为什么你没有选择成为一个与爱乐乐团合作的钢琴家呢？
S.K：我确实有演奏古典音乐。当我平时练习时，我会玩摇滚乐、传统的爵士乐，或者我喜爱的普罗科菲耶夫或拉赫玛尼诺夫。但在家里我从不演奏前卫音乐，我选择弹一些其他类型的音乐。
G.D：你有没有和管弦乐队一起举办过古典音乐会？
S.K：不，从来没有，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影响着你是否能在音乐会上演奏古典音乐。你必须从音乐学院毕业，并且被列入允许在音乐会上表演的名单。即使我很喜欢拉赫玛尼诺夫，会在家里弹奏他的曲子来自娱自乐，但我永远不会在观众前演奏它。因为它不是来自我的内心。
G.D：前卫爵士是唯一来自你内心的音乐吗？
S.K：那我们得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前卫。对我而言前卫的定义在不断变化着。可能不久前，前卫意味着”开放的形式“，但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把不拘一格的主题转变成音乐表演。目的是为了把那些复杂和相互矛盾的要素糅合成某种完整的音乐。
G.D：你演奏的爵士乐如此激烈，为什么？
S.K：这是来自我内心非常私人化的倾向，我认为我是个十分神经质的人。由于我并不喜欢印象主义，并对它没有什么兴趣。因此我对当代爵士乐中最流行的趋势抱有怀疑，这种趋势以西德的ECM厂牌制作的爵士乐为代表。它非常的欧洲化，精致、理性和富有表现力，但我就是不理解它想表达什么。这些音乐很单薄，没有表达任何内在的东西。我不是在批评那些音乐家，其中不乏一些水平很高的人。我批判的只是这些音乐本身。
G.D：你认为你自己的爵士乐的形成中与哪些精神传统有关？
S.K：这很难说，因为精神传统是一个难以概括的概念，我对很多东西都知之甚少。可以说我没有一个完整的精神传统。例如，我不认为可以从一场演出或一个音乐项目来对我下判断。我可以轻易地在两星期的时间里做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相互矛盾的唱片。还有就是，即使我今天非常推崇的东西，例如柏拉图，我明天可能认为就是垃圾。我一直喜欢阅读和聆听那些革新者，他们会为一个全新的事物奠定基础，比如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我现在读的要比我听的多得多。
G.D：你有感觉你的音乐在往某个具体的地方发展或者前进吗？
S.K： 完全没有。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是尝试把脑海中出现的东西变成声音，变成音乐，变成具体的事情。我不知道接下来我的脑子里会出现什么。
G.D：你可以和我们谈谈关于你音乐里的结构吗？
S.K：我所有音乐的想法都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在这里是这样，然后是那样，然后又是这样。我可以用钢琴演奏它，也可以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同样的内容。小提琴会画出这条线，然后是鼓，接着是吉他，然后是人声和钢琴。他们都处在同一条水平的线上，但我组成这条线借助的不是键盘上的琴键，而是乐队里的那些人。我会形成一个相互对立的结构，以便在音乐中制造冲突。在我的音乐结构中冲突是必不可少的。
G.D：观众对你来说重要吗？
S.K：十分重要。观众越多，我的感受就越强烈。他们给我越多的反应，我在演奏时就能思索更多的东西。
G.D：那你在给他们演奏时你的感受是什么？仅仅只是乐趣，还是你想把他们的感受从身体里拉扯出来，暴露无遗？
S.K：事实上你不可能为所有人演奏，观众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听音乐，他们期待着不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取悦所有人。我并不试图唤起观众的某些感觉；我只是试图表达我脑海中的东西，如果我成功了我会很高兴。并且我相信观众之中肯定会有人理解我，和我感同身受。
G.D：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来听你的音乐？
S.K：那取决于我在哪里演奏以及我演奏的音乐类型——假如是面对了解我和我音乐的观众我会演奏当代音乐——然后我会尝试给他们展现当下我脑子里能想到的最有趣的东西，我相信他们能够体会到的。如果我在一个对我毫不了解的城市演出我就会选择一些过去演奏过的熟悉的曲目。
G.D：对，但这听起来都是一些高深的音乐——是否因此往往都会吸引来一些比较有学识的人？你的音乐似乎并不吸引那些喜欢苏联摇滚音乐的年轻人，他们或许认为你的音乐工于编排而乏味。
S.K：还是那句话，取决于音乐项目本身。我可以很自然地和摇滚乐团合作。我不会受限于任何固定的格式。我喜欢摇滚乐，尤其是英式摇滚——演奏摇滚的时候我会享受其中。
G.D：你会怎样发展自己的音乐路途如果你作为一名出生在西方的音乐人？
S.K：我没法想象。大概我的心理层面的组成会变得非常不同，我很难判断因为我不知道那种状况下我的内心会是怎样。
G.D：我听说俄罗斯的前卫爵士的发展要比西方落后10年左右。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你有什么看法吗？
S.K：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在这里交流充满了困难。但这里有的人，他们创造性的实践和潜力使他们内在具备了创造真正的艺术所需要的一切。他们走在一切音乐的前面——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同理于其他任何的艺术。各地都有人在不断地提高他们的造诣来变得更专业。而在西方这更容易实现——打个比方，一名音乐人可以找到更多已发表的音乐，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各种各样的音乐：西藏的、非洲的或者任何其他的类型。但是在俄罗斯，情况十分复杂。那是很重要的一点。这里的音乐人需要想尽办法去聆听某种音乐，并一生致力于此去追求。因此他们可能积累了大量的能量来表达，这种情况下催生了一批有着异常力量的艺术家。拿加内林三重奏的Vladimir Chekasin举例，如果把他放在西方音乐界他肯定是最顶尖的音乐人。 Anthony Braxton在西方被认为是引领者，但Vladimir Chekasin毫无疑问可以比他做的更好。可能大家并不相信我的看法，但如果Chekasin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巡演，他们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G.D：你声称自己是国家沙文主义者。这要如何理解？
S.K：我的意思是俄罗斯文化正在慢慢独立于西方文化。有的人认为俄罗斯的文化建立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并依附于它，但最终应该分离出来。这种自卑感赋予了俄罗斯文化以某种特殊的自信。俄罗斯文化一直都很伟大。它的发展不如西方文化那么讲求理性，因为它受到其起源、根基的影响--例如，鞑靼人的侵略。可以说，俄罗斯文化在受到东方影响的同时也在向西方看齐。
G.D：你是怎么融入到苏联社会中去的，毕竟这里的生活十分讲求纪律和组织。
S.K：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一个研究所里找到工作，取得一个很高的职位赚很多钱。但我不想这样，也不需要。我有很强烈的自由意志。与我珍爱的朋友们交流远比身居高位要快乐得多。这个社会的结构有一个特征——人的政治地位越高，就越不真诚。如果这个人天性敏感且有觉悟，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
G.D：你对苏联社会对个性的湮灭有什么看法吗？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压迫？
S.K：尽管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许多压迫和对文化的破坏，但对于那些有足够强的意志力、良知和决心来做自己的事情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找到他的方向，如果他清楚他正在争取的事物，以及他将要面对的困难，他总会想办法实现。但有这种意志力的人是特例，其余从事音乐的普通人会被这个系统压垮。
G.D：如果你发觉你已无路可走并无法继续演奏你的音乐，你会怎么办？
S.K：我认为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即使一切都停摆了，我总能找到一个可以让我演奏的地方。莫名地，我认为我不会因此被扼杀，我会找到我能演奏的地方和愿意聆听我的受众。
G.D：你是如何理解那些在苏联系统内部进行抵抗的人——那些异见分子？
S.K：大多数热衷于这种事情的人基本上都不是有创造力的人。他们和我没有共同语言，谈论的也是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在为艺术的自由而努力，而他们在为不同的东西而奋斗。他们完全是一群政治动物。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我想没有人能阻拦我。现在很多作家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被当作是异见分子，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创造力，他们创作的文学水平很低，甚至低于苏联的报告文学的平均水平。但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那些小说家，他们只是恰好持有一些反对派的政治观点。他们平时埋头苦干，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我很愿意到西方社会呆上一段时间，但对我来说，搬到西方去进行创作的想法不在考虑之中。有一些西方音乐家一直是我的引路人，我习惯于在音乐层面上向西方寻找灵感。我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与那些西方音乐家交流，但我不会给苏联当局说我是一名天才因此拥有特权去与西方人交流。我会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到来，在我被公认为天才的时候，我将来去自由。
[1] 关于 "Contemporary Music Club "的更多信息，请见Hans Kumpf的文章《My Trip To Russia》的第1、2、3页。
[2]编者注：在他2012年的著作“Курехин. Шкипер о Капитане" （Kuryokhin.The Skipper about the Captain）中，Alexander Kahn称这场音乐会是第三俱乐部音乐节的压轴演出，即"Весенние концерты нового джаза"（新爵士的春天），并将其日期定为1982年4月12日。根据Kahn的说法，这场音乐会引来了太多的诽谤和误解，以至于Contemporary Music Club和Lensovieta的总监一起被赶出了Lensovieta文化中心。
引申观看：Sergey Kuryokhin & Pop Mechanics: Divine Madnes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F411h7iM?share_source=copy_we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