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colm X精神的21世纪缩影

时隔许久重温了一遍Kendrick Lamar的2012年经典专辑<good kid, m.A.A.d city>，竟比之前听要意外地更受触动（上一次听的时候我应该还没开始参与做这个公众号），故决定找来一篇鉴赏分析该专的2019年深度文来翻译，并与各位分享，原文作者是The Undefeated媒体旗下的文化板块写手Justin Tinsley。.

之所以Kendrick Lamar发布于2012年的专辑<good kid, m.A.A.d city>应被认为是2010-2019的十年度最佳专辑，并非因为它保持着一张专辑最长打榜时间的历史纪录，也不因它是13次格莱美奖得主、巨星级说唱歌手Kendrick Lamar在签约主流公司后的处子作，而是因为它是一部当代版的《马尔科姆·X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m X）。<good kid, m.A.A.d city>不只是音乐，而是一张通过音乐形式去渲染真挚表述的纪实文学佳作，其中处处充斥着一位美国黑人由个人视角出发的绝望、愤世嫉俗、对被抛弃的恐惧、以及对于街头生死观的清醒认知。

类似《马尔科姆·X自传》，<good kid, m.A.A.d city>某种意义上是一名年轻黑人的回忆录，由主人公Kendrick对美国体制与生俱来的畏惧及与之相应的强烈生存欲贯穿整张作品的精神内核。无力感、野心和冲动相互交融，构成这张专辑色彩鲜明的叙事口吻，也让听众近距离感受到叙事者无止境的抗争，无论是对于危机四伏的街头生活，还是对于个人身份的迷失。

正如马尔科姆·X本人（原名马尔科姆·利特尔 Malcom Little），Kendrick相信对的称谓、笔名对于叙事有着重要作用。在这张专辑之前，Kendrick Lamar发布音乐时使用的是一个更像常规说唱歌手艺名的名字，K-Dot，但在<good kid, m.A.A.d city>上，他选择改用自己的真名来完成这张专辑。在专辑发布当日接受《Vulture》采访时，Kendrick说道：

当我直视镜子里的男人，我意识到我需要真正做自己才能把这段故事讲好，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我真正的名字。

在<good kid, m.A.A.d city>的封面上，我们看到婴儿时期的Kendrick坐在一位亲戚的腿上。这张专辑的叙事从年轻的Kendrick追求一位名为Sherane的女生开始，到他目睹一位挚友的死亡、并因此感到如梦初醒结束。整段历程中，Kendrick感受着、并穿越过自己的七情六欲与种种重要瞬间：爱、欲、忠诚、恐惧、懵懂、与主对话、灵魂觉醒、帮派政治、枪械斗争、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忏悔、希望、自知、以及对自己凡人之身的深刻认识。

<good kid, m.A.A.d city>问世不久后就受到各界的一致认可与赞美，除去Drake助阵的<Poetic Justice>和<B**** Don’t Kill My Vibe>这样的热单深受大众喜爱，该专辑作为整体也被不少乐评人称作“自说唱歌手The Game 2005年的专辑<The Documentary>之后最重要的西海岸专辑”。部分媒体甚至早在2012年就断言<good kid, m.A.A.d city>注定是一张历史级作品，尽管它在发布首周都没能登顶BillBoard榜首，只因它不巧和著名女歌手Taylor Swift当时的新专<Red>撞了发行日期。

不要忘记，2012年的音乐产业正处在由传统唱片向流媒体转型的风口浪尖上，当时大量产业人都认为“属于专辑的时代即将过去”——然而<good kid, m.A.A.d city>的诞生证明了他们的大意。

诚然，当今天的我们讨论究竟哪张专辑才算得上是“十年度最佳”时，<good kid, m.A.A.d city>并非没有竞争对手。一些同样广被提名的作品包括Rihanna的<ANTI>、Kanye West的<My Beautiful Dark Twisted Fantasy>、Frank Ocean的<Channel Orange>或<Blonde>、Adele的<21>、Jay-Z的<4:44>、David Bowie的<Blackstar>、Travis Scott的<Astroworld>，等等。

在主流媒体眼中，<good kid, m.A.A.d city>于过去十年里的历史地位也各有出入，《Rolling Stone》仅将它排在第66位，《Vice》将它排在第28，乐评论坛Pitchfork则将它排在第18，但强调了它作为一张回忆录式专辑不可替代的先驱性。Billboard将它排在了第15位，而NME和Associated Press都将它排在第五。知名嘻哈媒体《XXL》未做出具体排名，但声称“<good kid, m.A.A.d city>毋庸置疑自诞生就是一张传世经典。”

另一些人，包括Kendrick自己在内，都认为K-Dot的2015年专辑<To Pimp a Butterfly>略胜过<good kid, m.A.A.d city>。<To Pimp a Butterfly>中如<Alright>、<Esquire>和<Independent>的歌曲同样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充满不公与孤立的美国黑人生活，同时，<To Pimp a Butterfly>的问世时间也正值美国种族冲突情绪的小高峰，这或许推波助澜了这一张作品的讨论度与历史地位。Kendrick Lamar本人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good kid, m.A.A.d city>确实不错，但我不会说那是我的最佳作品；如果我认为那是我最棒的一张，那2014年在格莱美七个提名中一项也没获胜这件事可能真会让我有点难受，我的意思是，那么想会让我感到我在2012年就达到个人巅峰了，之后只能走下坡路。

确实，Kendrick职业生涯的履历不能更有说服力，从2011年的首张地下专辑<Section.80>到2018年为漫威电影《黑豹》量身定做的原声大碟，Kendrick几乎每一部音乐作品都有着不容小觑的文化影响力。要记得，他的2017年专辑<DAMN.>也是史上第一张非古典或爵士流派的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获奖专辑。

所以当我们谈及“十年最佳”，<To Pimp a Butterfly>和<DAMN.>这样的佳作真的毫无悬念在<good kid, m.A.A.d city>之上吗？

即将在2020年出版新书《蝴蝶效应：Kendrick Lamar是如何成为美国黑人们的灵魂灯塔》（“The Butterfly Effect: How Kendrick Lamar Ignited the Soul of Black America”）的资深媒体人马克斯·莫（Marcus Moore）在聊到这个问题时说道：

过去十年是属于Kendrick的，而正是<good kid, m.A.A.d city>拉开了这十年的序幕，当然，如果让我选，我是一个爵士爱好者，所以我会选<To Pimp a Butterfly>胜出。但我们都清楚，没有<good kid, m.A.A.d city>，就不可能有后来的<To Pimp a Butterfly>和<DAMN.>，它的重要性一点不比Kendrick的任何一张差。

<good kid, m.A.A.d city>的特别之处，无论是和同时期其它专辑比还是和Kendrick自己其它作品比，在于它的“自传”特质。显然，马尔科姆·X和Kendrick的人生轨迹非常不同，当马尔科姆·X的父亲厄尔·利特尔（Earl Little）在1931年被人发现卧轨身亡，马尔科姆·X及其它家人都坚信他不是自杀，而是被白人至上主义组织黑党（the Black Legion）残酷迫害至死，马尔科姆的母亲路易丝（Louise）因受此事打击而在1939年住进精神病院，并在那里度过之后的26年。

Kendrick Lamar的父母则只是加州康普顿地区的普通居民，但他们在Kendrick年幼时就开始对他进行严格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反复向他强调街头生活的危险与诱惑。在接受《Rolling Stone》采访时，Kendrick说道：

在康普顿那样一个环境里，我的父母尽他们所能想让我保持单纯，这也是我特别感激他们的原因。

幼年Kendrick和母亲

当少年时期的Kendrick偶然读到《马尔科姆·X自传》，他深受震撼与启发。在2017年《Vice》的采访中，Kendrick对马尔科姆·X致以了最崇高敬意：

他的思想塑造了我的音乐创作方式，他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让我知道’我的音乐该是什么样‘的人。就像马尔科姆一样，我想拥有这种永不安于现状、永远逆水行舟的心态，这是一种源动力。

在1946年入狱前，马尔科姆·X一度辗转、流落在萧瑟的密歇根、波士顿与纽约哈林区，而这些环境与Kendrick Lamar童年时的家乡有着共通之处：前者是黑人民权运动尚未成气候前的中西、东北部，后者是1992年洛杉矶大暴乱后的康普顿，某种意义上，它们对于年轻黑人都是寸草不生的狼藉之地，充满创伤与冷漠。

马尔科姆·X在传记中回忆自己早年那些不法行为时写下：

我一度坚信，我每天都行走在自己的坟墓上，毒品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它们也帮助我克服了对被绳之以法的恐惧。

马尔科姆·X

在歌曲<Good Kid.>中，我们听到Kendrick类似地唱道：“我知道，我分分钟都可能被俘获，在昨日我已被生吞活剥；敌意涌上我心头，它高得能淹没高楼，如果你看见我从楼顶纵身跃下，那是因为我选择了更安全的出路。”

马尔科姆和Kendrick都对美国社会的种族阶级性有着深刻理解，他们也知道，游戏规则对肤色像他们的人并不友好。面对内心深处的绝望与愤怒，两位时代不同、但处境相仿的黑人青年不约而同选择用鲁莽的方式去回击社会。年轻的马尔科姆依靠可卡因度日，口袋里随时揣着一支枪，并常常幻想下一秒就用它解决某位黑人警察的性命。

而高中时代的Kendrick Lamar同样经历了一些不堪回首的事，那时的他与错误的朋友厮混在一起，时常被他们灌得烂醉，或被迫吸食毒品。在<m.A.A.d city.>中Kendrick唱道：“我曾不经意吸入掺白粉的大麻，所以今天的我才尽量远离它们，想象一下，当你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就昏迷在地，口吐白沫，那是什么感觉。”一如加入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上世纪美国黑人群体创建的新宗教组织）前的马尔科姆，少年时代的Kendrick Lamar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那时他常目睹朋友在社区里遭遇枪手袭击，也常因侥幸躲过又一场枪击而在自家院子里害怕得失声痛哭。

<The Art of Peer Pressure>是<good kid, m.A.A.d city>上另一首令听众隐约看到马尔科姆影子的歌曲。在马尔科姆的回忆录中，他说当他以“底特律小红”（Detroit Red）的假名在波士顿混迹时，他常常和好友Shorty一起在街上不安好心，惹是生非。而在<The Art of Peer Pressure>中，Kendrick和他的三个铁哥们L-Boog、Yan Yan及YG Lucky也以相同方式消磨时光，他们一起打篮球、抽麻烟、逗女孩，也一起攻击那些显然不是自己人的帮派混子，或是一起操起武器，入室抢劫。

在歌里，Kendrick坦诚告诉我们：“其实我从不是什么匪帮人，但我也从不是匪帮生活的局外人。”然后，他分享了当年参与入室抢劫并侥幸逃过警察追捕的真实感受，也是许多人眼中这首歌中最点题、最重要的一句词：“总有一天这种生活会燃烧殆尽，但在这瞬间，我只感到和兄弟们在一起。”这句词中，我们听到一位交友不慎的年轻人清醒意识到他未来潜在要面对的可怕后果，却在那一秒选择性放下了道德顾虑，只因和哥们们出生入死的他活在身不由己的当下。

马尔科姆和Kendrick都曾是标准意义上的不良青少年，他们也比任何人更清楚这种生活的危险与不安分。然而只有通过和同样迷失的伙伴们在一起，他们才拥有去直面这样一个不公、病态的体制的勇气，才有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撑。“也许这世界很冰冷，也许我们活不到明天，但至少此时此刻，我们都站在一起。”大致就是这种感觉。

华盛顿的临床心理学家贾斯丁·S·霍普金斯（Justin S. Hopkins）曾写道：

许多美国黑人在审视美国社会时，他们都带着与生俱来的怒火，这种怒火是受体制方方面面压迫的结果，也是对未来感到无尽迷茫的体现；对底层的美国黑人来说，体面的生活是一件看上去遥不可及的事，所以他们更容易误入歧途，选择去用毒品麻痹自己，否则他们的每分每秒都是被恐惧所包围的。

《马尔科姆·X自传》和<good kid, m.A.A.d city>都表达了类似的痛苦，也指出了这种痛苦被美国社会多数人视而不见的事实。在歌曲<Sing Abou Me, I’m Dying of Thirst>中，Kendrick Lamar如此质问：“我的尊严值得吗？我做得足够好吗？”

<Sing Abou Me, I’m Dying of Thirst>是一首长达12分钟、选取了三个不同视角进行主观叙事的歌曲，这些视角包括戴夫，一位惨死街头的男孩的兄弟（叙事者自己最终也死于枪杀）、一位谴责Kendrick在歌里过于露骨去描写她们生活的妓女、以及在街头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多次的Kendrick Lamar本人。如果说<Sing Abou Me, I’m Dying of Thirst>这有一条贯穿全歌的线索，那就是：如果这个世界都不珍惜我，那我为什么要珍惜我自己呢？

对于臭名昭著的无业青年“底特律小红”，他的人生转折点发生被判十年徒刑后的时光里。当马尔科姆在1952年终于出狱，此时他已觉醒，并洗心革面，后来在历史的注视下，他成为了今天被我们熟知的黑人民权斗士，也某种意义上让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得到世界的原谅。

马尔科姆·X

Kendrick Lamar的人生转折点同样记录在<good kid, m.A.A.d city>里，在<m.A.A.d city>中，Kendrick看到一位浅肤色黑人哥们在自己面前被子弹爆头，脑浆流了一地；在<Money Trees>中，Kendrick的舅舅托尼在康普顿一家汉堡店外被残酷枪杀；以及，最无法抹平的伤痛是Kendrick亲眼目睹挚友戴夫同样丧生街头（就是之前死在<Sing Abou Me, I’m Dying of Thirst>第一段里的那个戴夫），而杀死戴夫的凶手们那天早些时候刚刚把Kendrick揍了一顿。

当悲痛、愤怒而困惑的Kendrick操起一把枪、叫上几个哥们一起走上大街，试图为兄弟报仇雪恨时，他们遇到了一位和蔼的邻居阿姨（由知名黑人女诗人、作家马娅·安杰卢配音），后者善意地开导了这几位少年，并领着他们进行了一段祷告，已示赎罪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Sing About Me, I'm Dying of Thirst>中马娅与Kendrick的对话，像极了20年前她在电影《因果循环》（Poetic Justice）上与Tupac的对话。

电影《因果循环》

因果循环 (1993)

7.2

1993 / 美国 / 剧情 爱情 / 约翰·辛格顿 / 图派克·夏库尔 珍妮·杰克逊

所以，马尔科姆也好，Kendrick Lamar也好，他们的人生转折点某种程度上都源自于他们的幸运。因为假如人生是所学校，而学费不是金钱、是“你得出生入死”的话，显然并非每个学生都能走到最后。不幸中的万幸是，马尔科姆和Kendrick都在漫漫煎熬中找到了信仰，并最终成功将伤痛与恐惧聚变成了全新的、逾越个人高度的生存力量。霍普金斯在聊到这二位人物的相似之处时，曾如此评论：

没有深度创伤，就没有对自己内心脆弱程度的清醒认知，马尔科姆和Kendrick都是如此，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他自己有多不堪一击时，他才会开始保护自己，并随时间推移逐渐找到树立自尊与身份的方式。

马尔科姆与Kendrick Lamar的人生都有关寻找勇气、自我接受与在逆境中触底反弹，他们的故事对无数同样迷失的黑人青年也有着启示意义。尽管如他在自传末尾中所预言一样，马尔科姆并没能走完人生篇章、而是在39岁那年被刺杀身亡，但他的经历依然象征着一位普通美国黑人的自我救赎，且在他离世后仍令后世的非裔们感到共鸣与鼓舞。

传奇篮球运动员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Kareem Abdul-Jabbar）就是其中一员，在1968年首次读到《马尔科姆·X自传》时，他同样受到了足以改变一生的巨大触动。回忆到此事时，贾巴尔说：

我的青少年时代和马尔科姆几乎完全一样：在街上混毒品，后来蹲了大牢，出狱后我入了伊斯兰教，并在之后愈发致力于成为能为黑人小孩们的指路人，帮他们做出更好的人生选择。

我感到马尔科姆所经历的一切，我都曾在自己某一人生阶段中经历过，但难得的是他将这种原本抽象、只有美国黑人能懂的社会体验清清楚楚地写了下来，使其能被更广泛、更长久、更有力地传播。

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

另一位近代篮球运动员、亦是土生土长的康普顿人德玛尔·德罗赞（DeMar DeRozan）在聊及<good kid, m.A.A.d city>时表述了类似的共鸣，他说：

Kendrick所唱的不是他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所有像我们这样的人的故事，但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把心里的感受说清楚，所有我才觉得Kendrick这张专辑如此重要，因为它完整地讲出了许多人渴望被听到、但自己不懂得如何去表达的经历。

特莱温·爱德华兹（Travonne Edwards）是一位高中时代就与Kendrick Lamar的圈子混得非常近的美国媒体从业者与教师，在接受采访时，他分享说：

所有康普顿小孩的处境其实都差不多，没有人天生就想混在街上，我们也都是有抱负的普通人，但就像Kendrick唱的，我们也都面临着不为外界所熟知的种种困境与磨难，说实话，如果当年我在Kendrick的那所高中上学（爱德华兹当时在Kendrick隔壁的另一所高中就读），我大概都不会活到今天。

Kendrick Lamar童年居所

当今天的我们回顾历史，会意识到马尔科姆并非圣贤，他犯过错，也在摸索个人思想的征途上走过一些弯路，但终究没人能否认，他为美籍非裔群体和为世界带来的价值要远胜过、盖过他的瑕疵；马尔科姆的社会哲学理论指出了美国黑人们应选择的道路，以及美国本身亏欠了黑人们怎般巨大的债务。在《马尔科姆·X自传》的最终章“1965”中，马尔科姆写道：“我之所以决定投入这么多精力将自己一生记录下来，是因为我感到、也希望如果我对你们毫无保留地讲出一切，这些文字或许某天会有多或少的社会价值。”

如今已过而立之年、身为人父的Kendrick Lamar亦早不再是<good kid, m.A.A.d city>中那位内心迷茫的17岁康普顿少年，但<good kid, m.A.A.d city>这张专辑本身已稳稳接过马尔科姆的火炬，成为了在新时代带来“多或少的社会价值”的一部纪实文学式经典作品。

在<good kid, m.A.A.d city>临近末尾的曲目<Real>上，我们听到Kendrick的母亲保拉·达科沃斯的一段电话留言，她语气意味深长：“等你真正成熟后就回家吧，到时把你的故事讲给这里的黑皮肤孩子孩子听，让他们知道你也曾是他们的一员，让他们知道，无论康普顿有多糟糕，你还是从这里走了出去，并最终成为了一名乐观、健康的人。如果能让他们听到你的亲口激励，那将是你对康普顿社区最大的回馈。”

不同于他的精神导师马尔科姆，公众视野中的Kendrick并不是一个外向的人，他很少接受采访或是使用社交网络，如果外界想要了解Kendrick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的唯一渠道似乎只有Kendrick的音乐。不过Kendrick的三张专辑，<good kid, m.A.A.d city>与后续的<To Pimp a Butterfly>以及<DAMN.>种任何一张都确实足够人们喝上一壶、品上一天了，三张的艺术传达都统一建立在“美国黑人的社会身份”的内核之上，并层层递进地铺展开了美国黑人群体的希望与绝望、可憎与可怜、愤怒与傲慢，等等等等。

采访过Kendrick数次的作家黛薇·布朗（Devi Brown）曾如此聊到：

作为Kendrick Lamar三部曲的开篇，<good kid, m.A.A.d city>是Kendrick对于自我、社会和命运的认知的初觉醒，也是某种意义上，一个深层伤口愈合的开始。

Kendrick Lamar，一如马尔科姆·X，都是化伤痛为力量的表率，二人不仅克服了自己内心的情感与道德羁绊，甚至还迈出了更远一步：他们将个人斗争坦诚地分享给了世界，让公众看到了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为了生存，每一天得活得多么身不由己。

Kendrick在这张专辑中注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包括真善美的瞬间，也包括丑陋罪恶的时刻，正因此它才能引起如此广泛共鸣；就像几十年前演讲台上的马尔科姆·X，是Kendrick的坦率使<good kid, m.A.A.d city>有了不可比拟的信服力与感染力。

在许多人眼中，马尔科姆的离世带有堪比烈士的殉教色彩，这般结局也使他留给世人的《马尔科姆·X自传》多出了一层引人凝思的苦涩味道。当然，我们绝不希望、也不需要Kendrick Lamar通过类似诗意的死亡来将艺术哲思化作丰碑，随着年岁推移，时间终将证明<good kid, m.A.A.d city>远超过一张说唱专辑的深远影响与社会意义。

我们庆幸，Kendrick Lamar依然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相信，他将在未来继续把自己仍未结束的故事同我们娓娓道来。

原文发布于The Undefeated的文化板块 原文作者Justin Tinsley 由 石头 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