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克行为艺术家大张伟的真心，还藏在他的电脑D盘里原创宅少宅总有理2020-06-23
“我的灵魂， 与我之间的距离， 如此遥远, 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作家·加缪 「逝于1960年1月4日」 代表小说：《局外人》 北京搞文艺那拨人里，打架传统源远流长。当年军队开进大院，王朔跟他那帮偷向日葵的伙伴没少动武，否则不会有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数年后，高晓松把一帮痞子招到北京四中，引起一通乱战。同时期，管虎在鼓楼西大街二十三中逃课、打架。 8岁就因为打老师进了炮局。管虎本该在北影厂大院生活，由于父母下放，生生活成“胡同串子”，有了痞子基因。生在北京南城大杂院的大张伟，明明地处便捷，具有天然发展优势，很容易就能混成一个胡同痞子，硬是没学到文艺前辈们半点皮毛。 当然这也不能怪大张伟本人，谁叫老天爷一早就给这孩子发了张好牌。听大张伟他妈说，他2岁时看黑白电视，听刘欢唱歌，能一个音儿不走把整首歌唱下来。刚一上小学，大张伟就被老师拎去练童声。从此告别了体育课，长时间失去锻炼机会。才为日后没能成为一名痞子埋下伏笔。由于音色出众，大张伟进入大名鼎鼎的央视银河少儿艺术团，随团去澳门和马来西亚演出。《小小少年》《龙的传人》是他最拿手的曲目。他拿过北京市少儿歌唱大赛一等奖，还代表中国儿童在俄罗斯力压群雄。就因为歌唱得好，每次比赛都能拿奖，一帮女孩儿围着他转。一年之内，他就认了七八个小媳妇。一个都没亲过，但大大满足了他幼稚的虚荣心。可惜，很快，老天爷就让大张伟尝到了什么叫做人生无常。他被保送进北京重点文汇中学前，一夜之间，突然倒嗓。最终只能去209这所普通学校。上初中后，他沉默寡言，毫无光彩。昔日音乐神童，连个校合唱队领唱都没混上。当年他常活动于北京磁器口一带，那里背靠穷街陋巷，小痞子甚为猖獗，动不动就劫大张伟的道。被劫次数多了，他也想当痞子。
在学校里，大张伟倍感失落。他不够帅，学习也不拔尖，扮演边缘角色。老师给他卷子判错分了，他据理力争。把老师惹生气了，叫家长。他妈风尘仆仆赶到学校，听老师一顿数落。回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打。大张伟由此更加讨厌考试、老师和学校。环顾四周，女孩身体一个个都变得凹凸有致，令他莫名开心。但她们不喜欢自己，她们喜欢痞子。因为痞子们特别敢反老师、反校规，个个拗着不服管教的造型。大张伟就想：我要能成一痞子该有多好。然而老天爷又没有给他误入歧途的机会。由于长期缺乏锻炼，大张伟连当痞子的革命身体都不具备。曾有俩大哥被他恳求烦了，带他去劫过一孩子。三人到游戏厅，拿风衣把那孩子一裹裹到厕所，大张伟猛打人家几拳，居然把对方打乐了。令他感到无限侮辱。痞子们觉得他太菜，不愿带他玩。就在这时，他听到了黑豹、何勇和唐朝，找到了人生新方向。当初大张伟不懂什么叫摇滚，更不明白什么叫摇滚精神，就觉得那音乐、唱歌那帮人那长头发，卧槽，太流氓了。大张伟心说，打架不行，劫道儿不行，我唱流氓歌曲还不行吗？ 为了接近心中痞性，他把《无地自容》《别来纠缠我》一段段扒下来，在课堂上抄各种摇滚歌词。那时节，他每天中午吃一包干脆面，省下来的钱全买了打口磁带和音乐杂志。在对学校的厌恶下，在对姑娘的渴望中，大张伟完成了一次弗洛伊德性动力学说的社会实践，歪打正着地推开了通往朋克世界的大门。如此看来，后来在B站听大老师讲人生哲学的姑娘，都该好好感谢磁器口那一带的痞子。要是他们当年铁了心带大张伟瞎混，哪有什么朋克行为艺术家呀。 02. 上初一，大张伟研究起摇滚乐。同学王文博未能进入校艺术团，经常上他家凑热闹。大张伟他妈烦死了，王文博还是厚着脸皮去。说来都是命。王文博他妈常去一家发廊烫头，遇见“寂寞夏日”乐队的邓裴。听说会吉他，就让邓裴教自家儿子弹琴。大张伟跟王文博去邓裴家，见到一帮摇滚老炮儿个个长头发满嘴跑卧槽，高兴得跟见了耶稣本人一样。在邓裴的调教下，两个孩子吉他技巧日益精进。通过邓师傅，大张伟接触到更多国外摇滚。某日，邓裴翻了盘磁带给他。骑自行车过马路，大张伟听到其中的Green Day，红绿灯连闪三次都没注意。经一位老大爷提醒才回过神来。Green Day给他的感觉，拿他自己话说就是：“一瞬间看到了青春。”这让他在朋克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此后，他翻译朋克歌词，扒朋克磁带，读《麦田里的守望者》，把对学校的厌烦和青春反叛都写到了歌里。连写作文都是一股浓浓的重金属味道。他沉醉在音乐小世界里无法自拔。像每个被摇滚冲击的孩子一样，浑身充满热浪和电流。说来又是命。那年北京拆迁南城大杂院，拆到一半不拆了，正好把大张伟他们家露在街面上。一天，“麦田守望者”的大乐在对面喝豆汁儿，听到街那头传来一系列鼓琴声，前去敲门一看，大张伟等人正在排练。大乐二话没说，先秀了一段涅槃，给仨惊住了。当时“麦田”在圈内有名的忙蜂酒吧表演，来往间都是窦唯、丁武这样的大咖。不久，大乐把三人介绍给酒吧，说可以让他们热场。给忙蜂安排乐队演出的付翀听说是孩子，没在放心上。等人来了，看大张伟他们演了几段儿，一听居然挺像那么回事。 彼时，年仅14岁的大张伟已经基于性冲动写出了名曲《花儿》，以此描绘青春期的姑娘。付翀被他的才华深深打动了。不仅是打动，回头还找到自己的老板宋柯，希望他能签下三个孩子。宋柯听了东西，觉得确实不错，灵气逼人，但不敢贸然行动。付翀一咬牙说你不做的话我可就做了。宋柯问你有把握？付老师说我才26我怕谁呀。
签约时，乐队名字还不叫“花儿”，叫“迷糊宝贝”。虽是青春明亮、清新可人，但三个十几岁的男生管自己叫“宝贝”也太他妈肉麻了。付翀就说你们干脆叫“花儿”吧。然后就去联系红星社，问他们要了最便宜的录音棚。此后，大张伟他们周末赶去录音，由于琴技稀烂，鼓点不准，录音录到近乎崩溃。对于这仨小孩儿，滚圈寄予了厚望。 崔健亲自带鼓手去给他们“塞被窝”，帮着处理鼓的音效，张亚东把全北京最贵的那把吉他借给大张伟使，专辑缩混都是日后做《传奇》《平凡之路》的李军给做的。各路大咖出手相助，帮付翀省下了不少银子。“花儿”还没出道，先跟前辈们趟熟了。随后，打着“中国首支未成年乐队”以及“摇滚新希望”的名号，花儿《幸福的旁边》卖出了四十多万张。大张伟靠这一波拿到了十万块。此前，他从没觉得有谁会喜欢自己写的那些“破歌”，结果一夜间火了，还成了智慧少年。以他当时的成绩和智商，本可以去一所不错的高中。但他选择了读职高。下定决心，要吃音乐这碗饭。2000年，《摩登天空》杂志采访了一道北京摇滚新势力，其中包括痛仰、新裤子和花儿。记者问大张伟新世纪的心愿是什么。大张伟高兴地说，希望做好音乐，得到越来越多的快乐，赚到越来越多的钱。涉世未深的少年没意识到，这三个美好的愿望，根本无法统一协调。10年后，他主要干成了最后一件。 03. 《吐槽大会》里，池子说当年的北京孩子都打过大张伟，那当然是文学上的夸张手法。成名之初，大张伟老师不但没挨过打，还回到了幼年被姑娘们包围的黄金时代。挨打一说，纯粹是痞子们编出来炫耀战绩的。当初痞子大哥们再找大张伟，想把妹妹介绍给他做女朋友。张大伟一看姑娘们的长相，立马表示自己要好好学习。也有长得不错的，被大老师纳为女友之一。她们也不介意有别的女友存在。还有七八个没有爸妈的姑娘勾搭他，要么让他去夜总会玩儿，要么说想去他家过夜。大张伟坚守住了底线。 每当对方提出一些无理的性暗示要求，他就以“我明天还有小测验我得回家复习”拒绝。尽管走了朋克路线，纯情的大老师并没有辱没他“智慧少年”的名声。只是这个“智慧少年”学校老师不太认。每次他录完音上课睡觉，老师就酸不拉几地说，你们要像大张伟一样挣大钱，也可以上课睡觉。为了让同学们帮自己说句话，大张伟花几大百请全班吃梦龙。老师再次拿他开涮时，没一个同学站出来。 就为这事儿，大张伟耿耿于怀十几年。大老师早期作品里的叛逆、苦闷和忧郁，都是从学校里来的。学校让他学会了反抗权威、质疑体制，也让他感受到了人心险恶、世态炎凉。那时期，他不停地看音乐杂志、国外名著，被霍尔顿迷得不行。常去郝舫的“方舟书店”一坐一个下午，翻到打动自己的句子就抄在小本儿上，再填进歌词。那些歌词兼具韩寒的反叛和郭敬明的忧伤。 比什么80后文学强多了。基于以上才华，老板付翀希望大张伟在朋克这条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出学校，走向社会，以同样的眼光去思考成人世界。付老板一万个没想到，当大张伟跨过18岁这条线时，应对世界的方式根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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