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斗士杨祖珺
“如果‘唱自己的歌’是一九七零年代以后许多年轻人愿意放弃个人利益去实践的一个志业、如果仅止于用歌声去期许与控诉却也会遇到情治当局动用武警包围演唱会现场、如果在一夕之间自己所熟识与热爱的朋友因为恐惧当局连坐而避你如瘟疫、如果你毫不犹豫投入的反对运动也只不过与当权者一般不尊重丰富生命的狭隘与黩武、如果你也亲历过精彩的理论也只不过为了建立自我学术地位而无关社会实践的梦想之时...或许，你也会像我一般宁愿选择遗忘，遗忘可能会羁绊我们仍愿戮力一搏的那些记忆。”
民歌时代像一本摊开的旧日记，字里行间透露的都是美好的往昔。但对民歌时代那些真正开启者、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来说，回忆里散落的，除却那不复的光阴，可能还有太多的痛苦无奈和叹息，直到了要人忘却与回避的境地。而这些掺杂了太多情绪的过去，本身就是时代之两面，人间之真实，也正因如此，面对着那些曾做出过选择的人且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面对着那些不止戮力一搏还在终身奋斗的人，请不要吝惜你的褒扬，称颂他们为楷模和英雄。
杨祖珺就是这样一位来自民歌时代的斗士。最开始那段话，是她三十年为张钊维的民歌专著《谁在那边唱自己的歌》写下的序。彼时正值盛年的杨祖珺经历过监视、封杀、背叛，以及婚姻的破裂。唱民歌带给她的挫折和创痛，远非民歌时代光环所能补偿的。如今又一个三十年过去，年近七十的她依然以声为器，在街头，在田间，在校园，为自己的所选择的事业而战斗。她是名副其实民歌斗士。
杨祖珺1955年出生于台湾，祖籍上海，家中长辈都是成功的商人。从小生活优渥的她喜欢音乐，18岁就开始登台演出。西洋歌曲时代的杨祖珺，不仅是全台湾规格最高的咖啡厅的驻唱，还经常受邀参加各类的演出，已然是民歌界的一颗不折不扣的明星。当时乐坛泰斗李泰祥都曾经邀请她一起录制小样，今天我们熟悉的那首《橄榄树》，最早就是杨祖珺演唱的，三毛原歌词里的“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为了远方，流浪”都是由她改写而成（三毛原词叫《小毛驴》，年少无畏地杨祖珺觉得歌词奇怪，就私自改写成了《橄榄树》，据说三毛对此颇有些不满）。
在当时的台湾，像杨祖珺这样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一般都会选择到美国继续深造或生活，过上标准中产阶级的日子，但她偏不。受到大学时老师王津平和淡江大学《夏潮》期刊的影响（他同时也是李双泽的老师），年轻的祖珺开始越来越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一直以来，她都视美国民谣女王琼·贝兹为自己的偶像，她希望也和贝兹一样，用歌声去改造社会。“淡江事件”时，杨祖珺并不认识李双泽。当时正在候场的她听到前台有人闹场，还万分诧异。后来《夏潮》杂志关于此事的争论中，杨祖珺还特意指明，年轻人并非不愿“唱自己的歌”，而是无歌可唱，我们自己的歌究竟在哪里？这算是对李双泽闹场的回应。“淡江事件”过去半年之后，杨祖珺才经由他人指引，在李双泽的住所“动物园”里见到了李双泽。又过了半年，李双泽因救人去世，是杨祖珺和胡德夫在葬礼前夜通宵整理录制李双泽的手稿遗作，后来的人们才能听到他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
李双泽火化后，一阵青烟从灵堂中冒出，胡德夫对杨祖珺说：“看，双泽在那里”。这两位好友，就此接过了李双泽的衣钵，一直到今日，都还在践行着他们当时的约定。
从淡江文理学院毕业后，杨祖珺到电视台做了半年音乐栏目主持，但因对当局无止境的歌曲审查感到厌烦，她索性辞了职，继续过着民歌手的走唱生活。比起她同期的民歌手，她更愿意去深入了解社会现状，也更愿意用歌声与田间地头和工厂里的普通劳动者交流。身为外省人的她还学习了很多闽南语的歌曲，这当然也是受到李双泽的影响，但在当时被校园和西洋气息熏陶着的民歌手中并不多见。
正是在此期间，杨祖珺接触到了一些生活在台北的雏妓。这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因为各种原因被卖到台北的地下妓院，每天被迫接客数十次，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为解救和帮助这些年轻的女孩，1978年8月，她亲自在台北荣星花园策动了“青草地歌谣慈善演唱会”，同来助阵的还有民歌手吴楚楚，杨耀东，毛铸伦等人。当天演唱会吸引了4000多名观众，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户外音乐会。但在官方和黑道的联合遏制下（官方担心社会运动有通共嫌疑，而解救雏妓则断了黑道的财路），杨祖珺以歌声改变现实的这次尝试未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还是在1978年，杨祖珺在新格唱片录制了首张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唱片《杨祖珺》，在那普通民歌手还在以合辑形式录音的年代里，如此的宣发算是对杨祖珺能力和魅力的充分肯定。如不出意外，她肯定是那批民歌群星中最为璀璨的一位。专辑收录了杨祖珺演唱的13首歌曲，其中有她自己创作的《诞生》和《我唱歌给你听》，两首歌颇有李双泽的遗风，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其他歌曲包括同为民歌手的朱介英的作品（《金缕鞋》，《风铃》），以及当时民歌界非常流行的中国民谣（《东北太平鼓舞曲》、《青春舞曲》、《你送我一只玫瑰花》、《紫竹调》等）。唱片封面照摄于淡水龙兴寺门口，杨祖珺盘腿而坐，还未褪去婴儿肥的脸上一双如炽的目光紧盯住前方。本来，她是想将李双泽的几首遗作（《少年中国》、《愚公移山》、《我知道》、《老鼓手》等收录到专辑中，但唱片方担心审查问题未予通过，只保留了一首《美丽岛》。这样的安排虽然保留了民歌时代所有民歌的共性，却也削弱了杨祖珺和她所代表路线的个性。
即使如此，国民党当局却因为专辑中的地方化倾向以及她之前的所作所为，在专辑上架两个月后出手强行将其封杀。已出售的要追回，未售出的要撤架销毁，连她本人也被当局钉上了黑名单，不得再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公开演出。
事情还远未结束。1979年，几位台湾的党外人士在谋求创办一家新的期刊，在为期刊取名时，旁边的唱机里刚好飘出杨祖珺的《美丽岛》，《美丽岛》遂成为一份新的刊物的名称。1979年12月10日，设在高雄的《美丽岛》杂志社总部被数百军警围困，那晚杨祖珺也在现场，当时有人现场倡议，要杨祖珺唱着美丽岛，带领大家一起冲将出去......“美丽岛事件”对台湾社会文化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也彻底阻断了杨祖珺的歌手之路。整个八十年代，她都只能在街头为社会活动演唱，她参加过台北市立法委员的竞选，也是参与创办民进党的元老之一。政治本非她所愿，只不过是被强权所扼住了歌喉。一位本可以成为中国琼·贝兹的优秀女歌手，就这样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职业音乐生涯。
1988年，杨祖珺在目睹国民党底层老兵悲惨的晚年生活后，她不顾当局阻挠，毅然带领十八位老兵踏上了返回大陆探亲之旅。这些人里相当一部分甚至凑不出此行的路费，这都是杨祖珺通过义演为他们筹集到的。探亲团经香港抵达大陆之后，拜谒了黄帝陵，访问了北京，杨祖珺也受邀到北京大学进行了演唱，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开现场的台湾歌手。此次破冰之旅为后来的两岸人员和文化交流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使被迫分离多年的骨肉得以重聚，实为功德圆满的义举。此外她还牵头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海峡评论》等杂志，为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持续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990年代台湾解严后，杨祖珺的活动重心转移到了女性权益上，甚至因女性选举身份问题被民进党开除党籍。多遭挫折的杨祖珺却并未就此沉沦，自比“压不扁的玫瑰”的她，远渡重洋求学，并顺利取得美国麻省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返台之后，她进入文化大学，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继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直到2008年，杨祖珺的第二张唱片作品集《关不住的歌声》才姗姗到来。其中的所有作品都是她在1980-90年代，仍被封杀期间录制的。专辑中除了老歌，还有几首作品反映了食品安全（《超级倒霉小市民》）和环保（《大地是我们的母亲》）等关切，这也是她唱歌的最终目标。专辑发行后，她不停煽动周边朋友前去购买，而后又将唱片所得全数捐献给了慈善基金。歌为众生是她贯彻一生的信念。其中还收录一首《累了吗》，算是杨祖珺难得的反映自我的作品。创作这首歌时，她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低谷，在歌中她唱到：“风车不是恶魔，真理只是小纸团，你燃烧自己，到底照亮了谁？”。这也是她多年为了信念和理想斗争多年之后的镇定和反思，但这并不妨碍她坚持自己的选择。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她仍然在通过歌声和文章，为社会平等公平而呐喊发声。说不定某天，你就能在台北街头见到这位民歌女将的风采。
2017年是李双泽往生四十周年纪念，已到退休年龄的杨祖珺又自费筹拍了关于李双泽的纪录片——《寻觅李双泽》。该片通过采访他生前的师友同学，将李双泽从曲解和遗忘中拯救了出来，还原了李双泽一个爱国歌手的身份。影片杀青之后，她特地带着吉他来到淡水兴化店海边——李双泽当年遇难的地方，对着大海演唱了李双泽当年最爱的《Blowing in the wind》和《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伴着阵阵海浪，两位唱着歌抗争了一辈子的战士，时隔四十年后又以这样的方式隔空唱和，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作为民歌运动的元老，杨祖珺从民歌元年唱到了民歌三十，唱到了民歌四十。每次关于民歌的纪念活动上，她都还是当年那副学生模样的朴素打扮，轻装上阵，活泼得像个小姑娘。似乎岁月和挫折留给她的风霜，都成了滋养她的雨露，让她长成了那株压不扁的玫瑰花。一眨眼马上就要到民歌50了，期待那时能再在舞台上见到这位亚马逊女战士般的民歌斗士——杨祖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