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泽的选择——记砸出一个民歌运动的李双泽
双泽的选择
——记砸出一个民歌运动的李双泽
如果李双泽还健在，我们想问他太多的问题
如果他还健在，他能否创作出更多”自己的歌“，成为真正的”台湾的鲍勃·迪伦“？
如果他还健在，“民歌运动”最终会归于”民歌“，还是归于”运动“？
如果他还健在，他是会继续唱歌作画，吟游四方？还是步入政坛，为民请命？
如果他还健在，他是蓝、是绿？是黑、是白？
如果还在，他会站在哪一块土地，是”美丽岛“？还是”祖国的土地“？
我们一切的问题开始于1977年9月10日。是日，李双泽这位曾讥笑别人”不游3000米算鸟的游泳“的健壮少年，因为救人不幸在台湾淡江入海口溺亡，殁年廿八。
中国，还是西洋？
“我走在「黃金國土」的第一大都市裡。去仰望那彌高彌堅的格林威治村，我停在那群英曾經聚散過的「民謠村」咖啡屋前，望著鮑勃‧狄倫的褪了色的照片發呆”
李双泽——《歌从哪里来》
李双泽1949年出生于菲律宾，后随父母经香港到台湾定居。少时的李双泽曾目睹日本战死者亲属，在他们蹂躏过的土地上歌唱，为侵略者招魂。这在李双泽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如果说侵略者都能如此堂而皇之的成为被歌颂的对象，那胜利者呢？牺牲者呢？可曾有谁想过，为他们发声？
1968年，李双泽考入淡江大学。彼时正流行于美国的民谣音乐在台湾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群体中正风靡一时，李双泽也深受影响。他视鲍勃·迪伦为自己的偶像，他房间的墙上，都满满贴着鲍勃·迪伦的各种歌词。
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迅猛，新的消费场域开始兴起。青年人靠演唱欧美歌曲，都能得到一份待遇不薄的兼职。同在台北咖啡厅驻唱的青年之间都多有往来交游。每天咖啡厅打烊后，他们都会把自己锁在店内喝酒谈天。每逢此时，李双泽都会鼓噪众人唱歌。有天晚上，有人无意间哼起日据时期的闽南小调《港都夜雨》，屋外的雨落不歇，在坐的人听的眼睛泛红。胡德夫也跟着哼起另一首民歌：打鱼儿啊，游啊游“。但刚唱了几句，他就无法继续了。
”唱啊，唱下去“！李双泽为他打气。
”I just ... can’t“胡德夫颓然合上了钢琴。
无能用自己的语言唱出自己的歌，李双泽对此痛恨不已，他恨自己和同辈被西洋词汇和曲调强奸过的脑袋，永远唱不出自己的心声。
当晚发生的这出插曲当然不是孤例。对西方主流艺术符号与形式的追求，难以慰藉由文化和历史赋予的心灵，已成为那时台湾青年的心理困境。李双泽自己，曾一路追随迪伦和他的导师伍迪·格思里，来到他们起家的纽约格林威治村。然而无论怎样膜拜与模仿，都无法弭平中西之间的文化隔阂。李双泽终于认识到：“This land is your land,not my land”。偶像们身处的黄金之国，非是吾土，非是吾言，非是吾民。人们称他为“台湾的鲍勃·迪伦”，而在迪伦的故乡美国，无所适从的他又算什么？
归国途中，李双泽无意听到了大陆的红色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歌似乎为正处于迷惘中的他指明了一条道路。在李双泽的鼓舞下，胡德夫开始演唱卑南族的民歌《美丽的稻穗》，杨弦也开始为余光中的诗集作曲，由此拉开了民歌运动的大幕。唱自己的歌“的时代，似乎真真切切的来了。
但李双泽认为这还远远不够。他精心谋划了一次事件，一次冲突，一次公开演说，一幕公共剧。为此，他甚至不惜与主流交恶，与旧友隔阂。为了将自己内心的拷问曝光，他干做断头的刑天，也要劈开这眼前的麻木。
这就是后来影响甚大的”淡江事件“。关于此事的过程，已多有记录，此不赘述。只是多年之后再次审视淡江事件，如下几点是非常明晰的：
1、”淡江事件“并非随机发生，而是当时台湾青年对于过去与未来，民族与西洋，乡愁与乡土，民歌与民谣等等关切的一次总体集中的释放。导演这一切的正是李双泽。早在演出前，他已招呼好自己的同学看门起哄，为他站台，甚至安排好了逃跑线路，说明他对当天可能会遭遇的境遇是有预谋的、有准备的。一向腼腆的他，选择了这样一种近乎殉道的方式，为的只是向他的同侪学子们宣扬”唱自己的歌“的理念。
2、当晚李双泽并没有向观众砸出可口可乐瓶，但可口可乐却是这出戏剧中最重要的仪式物品，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象征。李双泽想用“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喝的还是可口可乐”，来唤醒偏爱西洋歌的学子们的民族关切。
3、事件的“受害方”——陶晓清女士当然本非崇洋媚外之人。出任现场主持的她倾尽全力想去维持一场音乐本该有的秩序，但在事件中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她仍被冠以“洋奴”之名，遭受了许多攻讦与非难。一直以来，与李双泽的这次冲突都让她难以释怀，直到2015年民歌运动40周年演出结束后，她才在一封写给李双泽的长信中与李双泽实现了和解。没有人天生为敌，只不过情势使人对立。
李双泽本质上是一个纯粹而热情的民族主义艺术家。他倡导的”我们的歌”，不仅在内容和精神上是要民族的，且在形式和表现上，也要是民族的。对于谱写新民歌的杨弦，他多有钦佩，但并不认同杨弦西方复调式的编配方法，他更渴求的是表里如一，能为更广泛的民众所接受和理解的民歌。
但对在西洋音乐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而言，何其难也？他手里握着的是吉他而不是月琴，流过脑海的音调是Folklore而非西皮二黄。无法用民族的音乐语言书写民族的内心情感，成为了他长久的纠葛。为此李双泽特别注意搜集和钻研民间歌谣，以待他日之用。但一切因为他的早夭而成了未竟之志...
倘如李双泽仍在，他会如何选择？他是否还会困顿在中西语境的撕扯中？他会坚持自己民族的立场还是在融合中另辟蹊径？他是否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民族音乐话语？他能否成长为真正本土的”鲍勃·迪伦“。这些都不免让后人常常怀想。
是乡土 还是乡愁
“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 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 少年的中国也不要乡愁 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
——李双泽《少年中国》
70年代末，几与民歌运动同时，台湾文艺界掀起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论战的影响已远超文艺的范畴，是关乎到台湾左与右，红与白，阶级与阶层，历史与未来的思想及政治领域的对抗。论战的双方，又恰是民歌运动两支不同的源流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现代民歌缔造者余光中挂帅的”乡愁派“，另一边则是以李双泽母校淡江大学为大本营，由陈映真等文人领衔的”乡土派“。论争达到白热化之时，余光中曾将陈印真作品中援引马克思著作的内容一一用红笔摘录，举报到了民国当局。在当时的台湾，这几乎是可以杀头的重罪……至前些年陈、余二人相继离世，此段旧怨仍未化解，当初斗争之尖锐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看来，“民歌之夜”也好，“淡江事件”也罢，都是“乡土文学论争”在音乐领域的延伸和爆发。后来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民歌运动，实则分属于“乡愁”与”乡土“，“民歌”和“运动”。二者所代表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文化立场全然相左，甚至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最为典型的，体现在由蒋勋作词，李双泽作曲并演唱的《少年中国》这首作品中。蒋勋的原诗本是对一位国军老兵回忆的阐发，但李双泽在为此诗谱曲的过程中，却作了大幅度的改动，在歌曲副歌部分，李双泽直接唱到：古老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不回家的人，少年的中国没有乡愁，乡愁是给没有家的人。句句剑指余光中和他的乡愁派。
不同于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乡愁派“，以李双泽为代表的民歌乡土派，由于被官方认为具有左翼思想，始终处于边缘和地下的位置，处处受到官方的查禁和弹压。“乡土派”的民歌手们也从未获得过在台北中山堂这样正式场合演出的机会。在阶级上，乡愁派代表着士人官僚，但乡土派天然更贴近中下层的百姓。正如李双泽在自己歌曲《我知道》中唱的，他更愿意去歌颂普通的渔民，农民，工人，而非乡愁派的去国情思，这也是两派民歌在思想和主题上的最大分野。
原住民诗人莫那能青年时曾被人诱拐至淡水做工，衣食无着流落街头的他不得已求助了淡江大学的学生社团，李双泽非常乐得帮助他。他经常夜里带着莫那能出去喝酒，还向他求教了不少原住民的歌曲，并鼓励他开始自由创作。一次李双泽唱到了自己的作品《美丽岛》，其中有句歌词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莫那能不解，李双泽说：“就是撸起袖子开辟家园的意思”。莫那能听话旋即大骂：你们倒是以启山林了，那我们原住民不是倒了霉“？说完两人相视哈哈大笑起来......
李双泽过世后不久，“乡土文学之争”也渐渐平复。校园歌手逐渐成长为民歌运动的中坚力量。而李双泽一贯所秉持的“乡土”立场为他的好友杨祖珺、胡德夫等人所继承。杨祖珺多次到田间工厂和街头，为普通劳动者献唱，她的第一张专辑也因为倾向问题被官方撤回销毁。自双泽去世后，曾是台北最高档西餐厅驻场的胡德夫告别了歌坛，全身心投身于为原住民争取权利的社会活动中，直至2005年，胡德夫才正式发表了自己的首张正式出版的音乐专辑。因为年轻时曾受到李双泽深刻的影响，此后的胡德夫再未写过情爱类的歌曲，他的目光和行动，始终都聚焦于滋养过他的土地和人民。李双泽的选择，为胡德夫所继承，一路传承至今。
在后来的记叙中，李双泽逐渐被文化记忆塑造成一位独自飘零的江湖侠客。他的现实关切被模糊，他倡导的乡土价值被遗忘，他与民歌运动的真实关系被斩断，若是双泽泉下有知，怕也充满了遗憾。但好在古今中外，怨刺之声从来都是乡土之音的精髓所在，君不见黑色年代的罗大佑，苏芮，郑智化，到现代的巴奈、林生祥，钟永丰，仍在振臂引吭乎？
是现代，还是现实
“我们不唱孤儿之歌 也不唱可怜鸟 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 是丰收的大合唱 我们的歌是汹涌的海洋 是丰收的大合唱”
——李双泽《老鼓手》
1970年代的台湾是个“钱找人”而非“人找钱”的时代。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昌盛，除了滋养民歌运动的音乐外，戏剧、舞剧、电影、摄影等现代艺术也开始蓬勃发展。此时的李双泽却与时代风潮背道而驰，逆行进入了一条传统主义的路径。
《红毛城》，《美丽岛》，《少年中国》，《我知道》，《禹公移山》，《老鼓手》，《送别歌》...李双泽遗存下来的这些歌曲，歌名朴素，曲调简单，歌词平易。无论以当时还是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歌离大众审美尚都有不小的距离，甚至可以说是”土气“。李双泽的歌在亲缘性上，更像是近代的救亡歌曲，而非现代的流行音乐。
对现代艺术有广泛涉猎且起点不低的李双泽为何会选择以这样“老土”的方式创作歌曲当然会让人产生疑问。艺术究竟应该谋求形式的突破，还是现实的关怀？在这个问题上，李双泽显然坚定不移的选择了后者。”文艺为现实服务”的创作观念贯穿了李双泽的诗文、绘画和摄影。在音乐上，他想用最直白的歌词和最易懂的旋律，唤醒最广泛的人群，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现实认知和担当。所以他歌颂士农工商而非才子佳人，所以他歌颂愚公移山而非两情久长，所以他歌颂“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而非“月亮代表我的心”。
当然和所有抗议类歌曲一样，岁月终会稀释掉当时情境。现实主义而非现代主义的倾向也妨害了李双泽歌曲的流传程度。李双泽最广为人知的两首歌曲《少年中国》和《美丽岛》，还是杨祖珺和胡德夫在他葬礼前一页从他遗稿上整理出来的。1979年，收录于杨祖珺个人专辑中的这两首歌才刚刚发行，就因“亲共倾向”和“台独思想”遭到党国查禁，杨、胡二人也因此上了民国当局的黑名单。台湾解严之后，《少年中国》传入大陆，成为了统战之工具，而《美丽岛》则受到岛内某些分离人士的热捧，俨然将其推至“国歌”之地位。李双泽因“双重思想”，同时遭遇了“双重查禁”和“两头追捧”，这种现代性之荒谬，恐怕是连乔治·奥威尔都想象不到的。在这般的荒谬中，已故李双泽的形象不断的被拆解，拔高，扭曲，后来的人已经忘了，李双泽歌里最大的公约数，依然是现实中最广泛、最立体的“人”！
从淡江事件到不幸离世，李双泽从未正式录制出版过一首歌曲，只有十首左右的现场录音，都是李双泽和友人聚会时用磁带录下的。这反倒保留了民歌运动初创时的景致：仲夏之夜，友人围坐，推杯至盏，蝉虫应和，伴着嗡嗡的吉他扫弦和刺耳生涩的提琴，李双泽提起他厚重的歌喉开始呼号，微醺的众人纷纷附和，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这种当下、在场、面对面歌唱，可能才是李双泽最喜欢的吟唱方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