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热写生专访——在山海与城市间轻劲地踩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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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小鬻（Jaddie Fang）
词语间速写下生活的零散片段，不急躁也不直白地抛磨出饶富层次的曲调，在歌里低限却细腻地容纳故事的原型，以及影响他们音乐创作的脉络。
组成仅仅两年的热写生乐团（Heat Sketch），于今年二月发行的首张专辑《豆皮少年》已展现熟成又鼓动人心的乐音；细细聆听之下的松脆节奏，温热你灵魂的吉他律动，推和着令人反覆咀嚼且藏着丰富内里的歌词。一张蓄纳生活的种种、同时起伏着谦看自我之渺小的涌动，像是自然而然交汇成形的作品，却又细梳出多重面向，无法让人一眼看穿；好比Neutral Milk Hotel 主脑Jeff Mangum 所描述的：「歌有点像是自然萌芽，我会花一点时间厘清歌词的来龙去脉、想说出什么故事。接着开始架桥——词语之桥，让一切从一点桥接到下一点，直到抵达尽头。」
热写生成员们在台湾独立音乐场景身经百战的「尬团」式玩团经历也为音乐的曲构带来丰富的层次，主导词曲创作的主唱暨吉他手曾立宇（曾立）以鼓手身份参与过包子虎、胜利一族以及佛香甜乐团，吉他手暨主唱阮莉惠（阮咪）则从纸片女孩、闪闪闪闪到向量单车，随后相继加入的有贝斯手王逸弘其也是佛香甜及浮舟乐团成员，以及参与BHD 和非人物种的鼓手来宥丞，最后加入的另一吉他手便是透明杂志的张盛文（小周）。曾立虽将热写生定义为具有民谣基底的乐团，速写生活的旋律，随着团员注入不同密度和质地的声音，也交响出更厚实却又明亮的吉他，温润的贝斯与击力饱满的鼓奏交互调和，充满想像的歌词语境如「翻阅床的绉纹，把世界轻轻躺平」，也让人在脑海里不停地流转。
Q：玩团多年下来，会不会希望能将自己喜欢做的事变成一种维生的方式？是否会因此感到微微郁卒？ 曾立：我们团员平均年龄超过三十岁，在十几年前开始玩团时，台湾玩音乐的风气跟现在不太一样；「以音乐创作维生，甚至成为正职工作主要收入来源」这件事，也不能说大家做不到，而是「没有想过原来可以这么做」。所以玩团就变成是一种玩兴趣的状态。但因为你对音乐的热情够多，就不太会去计较其它音乐以外的东西是不是合理、有没有吃亏，反正玩得开心就好。因为我们现在各自都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还算能支撑我们创作音乐，所以不太会有这种失落。
Q：那么你认为现在许多新一代乐团会试图将玩团与创作音乐作为职业来发展的走向有什么想法？ 曾立：这样很好呀，有企图心的话，玩起来的著力点就会不一样。我不好意思代表全部团员发言，但以我自己来说，可能就有点懒，觉得开心、歌有人听就好（当然乐团有很好的发展还是很棒的一件事）。可是我必须承认，和现在小我们十多岁、以音乐为职志的乐团朋友比起来，自己根本没有花同等的时间跟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可以说自己不敢在现实环境下去冒险。既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投入去燃烧热情，所以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好郁卒的。
Q：继续延伸这话题，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台湾独立音乐圈会产生一种野心跟企图的「想要变成可以靠音乐维生」氛围？ 曾立：就像近年许多相关的音乐趋势型文章也都有谈及的；像是从草东没有派对得了金曲奖开始（有了所谓「可靠音乐维生」）的可能想像）、chillwave 和city -pop的兴起（音乐曲风潮流的改变，连带影响制作成本的降低）等等因素，在资讯流通的大环境下让这个「企图」变得比较容易掌握，音乐人之间也很容易有各种横向的连结。不像以前大家玩团大部分都是盲干一通，根本没有在管别人在做什么。
Q：热写生的首张专辑《豆皮少年》相当诗意地说着生活的故事，给予很多想像。对于谱写歌词的曾立而言，这张专辑包覆的，是什么样的情绪总和？ 曾立：其实如果要从歌词来说的话，因为我一直以来就会随手写东西，但仅仅是书写，并没有很认真地尝试去组织和发表。直到热写生组成后，这些文字才会在歌曲编至一个段落后，被从中取出适合的入歌，再修润成适合那首歌的样子。正因为它们不是因为写歌才生出来的内容，而是本来就一直存在于我的笔记本里。所以无论是专辑里的哪一首歌，基本上都是在描述我在生活上和情绪上的片段，只是那些片段不会被我以直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和个性有关。
Q：你们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准备这张新专辑，实体专辑也投入许多心思，以热写生来说，无论企划细节、概念或专辑包装，你们如何着手制作一张作品？ 曾立：从进录音室到完成专辑我们花了十三个月，比原本预期的还要多，中间遇到卡关，花了很多时间在重新编曲，以及克服乐器演奏、歌唱等等的技术问题。以制作人老王（Green!Eyes 乐团的老王）的标准来看，我们就是非常的弱，还需要很多修炼。但最后出来的成果我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满意。 实体专辑的企划和包装主要都是由我负责。我平常是一名设计师，所以基本上我就当成一个案子来执行。而「豆皮少年」原本只是其中一首歌的歌名，但在整张专辑进入尾声，才赫然发现〈豆皮少年〉这首歌所表达的事情，其实已经概括了整张专辑要说的一切：它是在描述人的二十岁之后，也许在大学毕业到初出社会阶段之间的生活状态；可能是生活上、感情上或是工作上的情绪总和。对已经步入三十岁的我们来说，有点像是在回顾自己人生的上一个阶段。
Q：在细读歌词时，像是若有似无地提及与政治相关的想法，那么你是否有提到一些政治意味的内容？ 曾立：我其实没有去写关于政治的企图心，但是我确实有刻意想让它看起来好像有政治的隐喻或语汇在其中，让它们看起来碰到一点边界或歧义感，想让增添歌词在理解上的层次，就像你获得的解读一样。倒不是不想碰，而是自觉没有那个能力；既然生活里没有非政治的地方，那「生活的歌词」带有额外的政治意涵，应该也不会太奇怪吧？ 在上一次专场演出里，我对观众说，我们听歌如果会去读歌词的话，很常会有「这首歌真是写到我心坎里，这写歌的人懂我，我不寂寞」，因而连结到那首歌的一种投射。但那天我说：「对我而言，这个投射是相反的，我非常感谢喜欢热写生歌的你们；因为你们对歌的回馈，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自己写的（有点疑惑的）东西，其实也是大家了解或经历过的事，我从你们那里找到某些连结的出口，我真的由衷感谢。」
Q：所以你并没有那种试图用音乐引起共鸣的使命感？ 曾立：我的个性不是一个可以号召群众并撩起情感的人，我觉得这种使命感非常性感，但我（和团员们）的个性好像真的无法有这么帅气的时刻。 说回歌词，常常有人跟我们说写生的歌词很难记起来。比如说去年在The Wall的跨年表演，我们找伤心欲绝的许正泰一起合唱〈爱与胶囊〉，演出前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个多礼拜，结果现场看着提词他还是唱错。他事后跟我说「你们歌词真的太复杂，实在很难记」，可能因为我太爱用一些有的没的排比和谐音了，如果一年后的热写生有更多新歌，我一定也会记不住自己的歌词。
Q：《豆皮少年》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台北的城市样貌，那么，这座城市或台湾音乐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带给你们或深或浅的创作养分或成长？ 曾立：绝对是。我和阮咪都是屏东人，就是那种「北漂」到台北生活的乡下孩子。也因为已经在台北待了十多年，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所谓草根的气味存在了。有点惋惜的是，家乡和母语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虚幻的乡愁。所以后来写歌基本上还是撷取自平常聆听音乐所获得的养分；在台北生活，听着来自纽约、伦敦、东京等其他城市的音乐，自然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有较多自城市而来的气质吧。
Q：若将热写生的音乐影像化，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模样？ 曾立：如果把热写生的音乐影像化，我觉得是一种慢动作的午后雷阵雨画面，比如说〈塔悠〉就很贴近这样的画面场景。 打滚台湾独立音乐圈约莫十年，跨团对热写生似乎是游刃有余，像阮咪曾组过纸片女孩及担任闪闪闪闪的吉他手，其他团员也是透明杂志、非人物种、佛香甜、向量单车、包子虎、胜利一族、浮舟等成员，那么从其他乐团的经验是否让你们衍生一些未竟的创作想法？
宥丞：这个问题我解读成为什么要尬团好了，其实是想多尝试不同音乐类型。我以前玩的乐团都有很大的编曲自由，热写生早期的 demo 主要在诠释曾立（本身也是鼓手）的编曲，做违反自己直觉的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不错的练习。 阮咪：跨团主要是刚好都是朋友的邀约，写歌灵感主要还是来自于自己各个不同时期聆听的音乐，在其他乐团的经验则是对于自己在编曲上有更丰富的想法。
Q：承上题，从其他乐团的创作与演出经验，是否让你们产生不同的想法并实践于热写生的音乐创作之中？ 宥丞：曾立当初找我的原因是「看我打鼓很爽」。我认为是因为自己打鼓本来就疯疯的，然后段落切换的时候，肢体的惯性会凌驾理智，但这其实好像不是很适合放在热写生的气质里，所以我有想要表现地节制一点。不过仍是保留自己的特色，去找音乐里那个会让我疯疯的元素，像阮咪的吉他里就有不少。 阮咪：热写生的音乐相较于以前待的团其实蛮不一样，可能因为团员彼此聆听的音乐差异性蛮大的，编曲上的想法比较偏向于与团员的脑力激荡。
Q：在民谣类型走向融合其它风格开启了诸多分支，从另类民谣到迷幻民谣，甚至还有freak folk的次类型，像台湾的老王乐队、内地的宋冬野，从Bon Iver、Mount Eerie、Beirut、 CocoRosie到Devendra Banhart等。热写生的音乐也从民谣起点融合进其它风格元素，为什么会想以民谣为出发点？ 曾立：一开始把热写生定义为民谣类型，其实像是一种方便快速检索、标签的方法论。是想要听众在初步认识热写生时，可以很快地用这种较广义、不精确的筛选（相对于比如说嘻哈、节奏蓝调、庞克等等），来让人理解接下来可能会听到的是什么样的音乐质感，有点像是串流平台最上层的播放清单。比方说你如果点进了 Lo-Fi Hip-Hop，就肯定知道不会在这里听到 Mogwai。而「民谣」是我和阮眯最初写歌的交集，我们都听了很多 Wilco 之类的声音。
而老王在制作过程中，也影响、启蒙了我们应该如何定调专辑声音的颜色、如何整理自己的聆听脉络。在制作初期我们会先将demo和参考的风格给他，但我们实际上也不确定自己的想像是否会和最后呈现的结果一致。比如说，我们给他的其中一个音乐风格参考是Frightened Rabbit 的〈Holy〉，所以在录鼓的时候，他要我们去听懂krautrock（泡菜摇滚）的groove 因为那也是〈Holy〉的节奏基因源头。 老王以我们给他的音乐参考，再扩散地给出那些音乐风格的源头、同时期相关、以及后期影响者等等，资料量非常庞大。譬如我们说自己都听这个 A，他就说，那你们应该要学这个B的东西，因为 A 都是听 B 长大的。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吸收到更多以前没有听过的东西。
Q：从玩团以来，心中是否有一直以来都视为自己音乐或创作精神的指标？为什么？ 曾立：作为鼓手和作为singer-songwriter（词曲创作歌手），心中的指标其实差蛮多的，以前会不断追求像是车库、90到00年代的吉他indie、庞克等风格的爽感，就是The Strokes，或是Dinosaur Jr.、Black Rebel Motorcycle Club等等。现在身为写歌者，大致上听的是像你先前提到的Bon Iver，也读一点宋冬野（的歌词），然后The National、Local Native、Tame Impala、Grizzly Bear、Real Estate等，比较注意旋律的产生与和弦如何进行。但一直都很爱的应该还是Neutral Milk Hotel的《In the Aeroplane Over the Sea》，我是一个标准以专辑为单位的聆听者，几乎我所有喜欢的元素都在这张专辑里了。
Q：若有人问你们要如何描述自己身处的台湾独立音乐场景，你们会怎么形容？ 曾立：这问题好大，好难说得清楚。如果要浓缩，我觉得跟以前比起来，大家越来越懂得怎么把一件事弄得很好玩，但这个「好玩」的成本与代价也比以前高很多。现在无论业者或消费者，对于音乐或对于活动的要求都变高了，要求一旦变高，你想要将一件事变得完美，成本就会往上升。这个成本不见得是金钱，包括你投入的各种层面都是成本的一部分。 譬如举办一场表演，你必须想出很多音乐以外的东西去吸引大家，这并不是坏事，但对我个人来说，是蛮累人的一件事。你投入大量的各种成本去做一个好玩的事情，代价是会让你赚到钱或成就感，但同时也会感到疲累，若你今天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那样的疲累可能是一种相应、可预期的代谢。但若是以我们这种懒人来说，好玩归好玩，但好玩后的疲累就会让自己产生「这玩一回的代价好高喔」的怀疑想法。但，可能我们真的就是比较不爱走跳又很懒吧，才会有这种消极的抱怨。
Q：热写生的Instagram上除了练团、表演及乐团动态消息，也有不少一起外食的照片。 「吃」，对你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曾立：这其实是误会啦。我们也很爱晒猫啊！因为发文的东西，平常团员会在一起除了练团和演出，就没什么素材发布，也就只有吃东西可以聊表心意。当然，吃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重要没错，专辑里也写到了不少食物，但我就只是喜欢吃东西而已，喜欢的东西就是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