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more乐评

民谣音乐，某种意义上与殿堂音乐相对应，它并非被高奉于神龛之中，而是流传于俗世，经口头传唱，多数甚至无法找到它们的作者，直到录音技术的成熟和各类民谣采风项目的开展，散落在社会各处的民谣音乐才逐步被采集收编。

Taylor Swift于2020年发布的双生专辑将这种音乐又带回了大众的视野，在民谣复兴时期，民谣音乐人们已经将其打造成一个充满文学性与左翼色彩的叙述性音乐。但作为一名以歌曲写作出名的流行巨星，Taylor Swift的争议之处其实并非在民谣，而是独立音乐与主流音乐的分野。

独立音乐本身或许就带有一些反流行乐的商业至上主义，它追比流行乐的“肤浅”更深刻的气质。从受众不难看出，流行乐面对的是更广泛的大众，而独立音乐的受众则是明显是被筛选过的，因此后者往往透露着精英主义。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不同的听众群体的文化，我们会发现，人们会把较少受到大众关注的音乐视为另类，从而在其中获得一种身份认同。但在这种标准下，相同音乐的位置却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曾今作为流行音乐的摇滚乐，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亚文化，而它的部分听众已经会和当年瞧不起他们自己的爵士乐迷一样，开始瞧不起嘻哈了。

于是当Taylor Swift这种流行巨星做出一张颇显另类的专辑时，就会引发一种意识形态本能地抵触：“我们（独立音乐听众）”试图用以区别大众的音乐却将被暴露在大众视野了。但就像“Red”最终在上个十年的末尾被封为唱作专辑新经典一样，当对流行的鄙夷被时间冲刷过后，我们再来看这些音乐，我们会发现它有着惊人精妙的内核。

Taylor Swift的瓶颈很明显：她在reputation及之后创作团队太过于固定。例如在“reputation”中，基本是Max Martin和Jack Antonoff各占半边；而“Lover”中，Jack Antonoff也掌管了绝大部分的制作。这导致了她音乐的听感单一，甚至是连创作的思路都会趋于同质化。“folklore”有部分败笔也在此，由于Jack Antonoff仍占制作一半的缘故，许多歌听起来较以前并无太多新意。但在“evermore”中，来自The National的Aaron Dessner承担了主要的制作工作，这使得“evermore”总体的编排更加新颖与独立化。

与流行乐献媚的姿态不同，独立音乐是以另一种思路来创作的。Taylor Swift在这张专辑里抛开了流行的hooks after hooks式创作，转而懂得运用更丰富的创作手法与更叙述性地旋律走向来写作歌曲。换句话说，她在告诉我们，好音乐不必一上来就“抓耳”，而可以是用更多细节填实更深远的画面。如果说“folklore”的写作仍在流行与独立之间挣扎，甚至我曾说它并未比前作高明，到了“evermore”，我已经能明显感受到她创作的进化。

除了常规钢琴芭乐Champagne Problem外，这张专辑还有其他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无论是用吉他拨弦将一首folk pop做出groove感的“willow”，还是用10/8拍唱得错错落落的抒情诗“tolerate it”，以及用两根和弦就写出三段绝美旋律的“evermore”，我意识到，genre对于真正伟大的艺人从来只是禁锢，表达欲是一种无法被限定的能量，它既夹杂在“‘tis the damn season”的寒风中，也闪现于“gold rush”合成器的金黄，亦透过“dorothea”里那双和十四年前让星星都暗淡一样的蓝眼睛遥遥闪耀。这是一张优秀唱作专辑该有的形态。

我们总在讨论Taylor Swift何时会成为Joni Mitchell，可是我们真的需要又一个Joni或者又一个Dylan吗？当Bob Dylan再发行一首十六分钟史诗般的“Murder Most Foul”时，我们又有多少人在意呢？音乐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反文化运动逐渐在当代消散后，格林威治村也慢慢地成为了传说；而在音乐快餐化、商品化的当下，一种类型的歌走红就会有无数复制品效仿，我们却还有一位这样的巨星愿意慢下脚步，用四五分钟铺陈来讲一个故事而不是不断重复着同一个hook；她消除着音乐阶级的界限，用一首流行歌曲的容量来给大众音乐别样的风貌，与生活中我们感知到的那些似曾相识的细节，虽然相较于前辈仍有进步空间，但她无疑是属于我们时代的写手，我现在更愿意思考，谁会成为下一个Taylor Swift？

我经常会点开她写给过世外祖母的“marjorie”，听她唱着秋日的寒意、琥珀色的天空、杂货店的收据、修长的四肢划在冰冷的水里，这些她对外祖母生前生活画面的描绘，如秋叶纷纷落下又拼合，然后我正见证着，她是如何把逝去书写成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