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河流一样

整个冬天我都在听《哥德堡变奏曲》。

是一个傍晚，车载音乐连着手机蓝牙，随机播放古典乐曲。及至此曲，把车停到路边，掩面，内心涌起说不清楚的伤感与快慰。看了一眼演奏者的名字，朱晓玫。

朱先生该是位老派的上海人。说起上海这座城市，来此生活已经六年了。我透过光怪陆离的都市丛林，探寻窄街细巷里的上海，发现上海精神从来都不是改革开放的浦东新区，而是徐家汇独树遮掩的藏书楼。“红色文化”“经济特区”等标签掩盖不住上海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近代气质，那绝不是衡山路夜幕闪烁的酒吧街所代表的西人生活，反而是对陌生文化不好太过显露但始终崇敬的胸怀。那与富庶着实无关。在浩劫年代，朱先生竟然弄到一架钢琴，勉强用钢丝修缮，于生产劳动间隙忘我地练习。人们问她弹的是什么反动歌曲，她答，格鲁吉亚歌曲。其实，是巴赫。她说，音乐使她幸存，而《哥德堡变奏曲》是献给那时代的安魂曲。

像河流兀自流动的钢琴曲，你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尽头。也是像河流一样，朱先生存活下来，任何的险滩都只是对河流生命的激赏。后来，她在法国演奏，一曲成名。席中一位贵族老太太竟以塞纳河边的一幢洋房相赠。如今在上海，再没有什么比楼市更魔幻、更真实，一曲巴赫，真的和一幢河景房等价吗？这是无法计算的。但有些时候，音乐，真的就值得如此的相赠。朱晓枚成为第一位可以在巴赫墓旁独奏的钢琴家。这又是无法计算的。

我怀想那年代来自上海的音乐家，我感到他们的乐音并未离开这座城市。冬天真是收藏的季节。莫扎特也死于雪地上。我不敢涉足傅聪的故居，上海成就了他的音乐，也是在上海他成为孤儿。我们都是读《傅雷家书》成长的，一个卓越的家庭可以何等地影响后世人们的心灵。而双亲那悲痛的死、绝望的死、勇敢的死、贞洁的死，在傅聪如梦如诗的肖邦的演奏和蹁跹绅士的舞步留影之中，仿佛没有留下多么至大至痛苦的痕迹。傅雷夫妇，追求的是清白，是涤罪，是自古以来的君子梦想唯一的选择。

同样来自上海的小提琴演奏家谭抒真，和朱晓玫先生一样，也活了下来。他说，“很多人受不了羞辱，折磨，毒打自杀了，但我从来没想过自杀或逃跑，因为我是基督徒。长夜总会过去。”多年以后遇到当年迫害他的人，他又说，“当你讨厌一个人，首先受伤害的是你自己。”如果说救赎朱先生的是巴赫音乐那“宁静的喜悦”，谭抒真则是从个人信仰汲取生存的力量。他吸引我把目光放诸那些幸存的音乐家，为什么他们相比文学家仿佛更易幸存？音乐比文字更直接地抵达人类心灵，并输送真理。乐器的演奏，是一种敬拜的姿态。在敬拜的过程中，演奏者获得一种圣洁。故而那么多有情有义、至洁至善的理想主义者，都不能解决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与痛苦，但音乐家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我曾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解有可能是片面的。因为提到知识分子，我们会立即想到身陷囹吾、含冤受辱，可是正如有人评价谭抒真先生的那样，天才与时代无关。过多地强调时代的创痛，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真理。譬如林顾二人（又是沪浙一带生人），为什么他们在弥留之际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思考生命的意义？林在墙壁上血书，她依稀地感觉到基督教的上帝也许就是真理的源头，而顾在狱中读《圣经》，遭狱卒斥责，他便祭出马克思君所谓“《圣经》是真理之书。”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最终皈依了上帝，但很显然，在对时代、对存在的质问中，他们必转向追寻。如今提到林，使我们悲痛的是那一颗需要付费的子弹，然而她寻求真理却未得、对自身人格的高度期待却深感无力的痛苦，更值得反思。

真的只有舍身取义这一条路吗？傅聪的父母，是但求同死的悲壮，是惊世骇俗的爱情；林和顾，是不满于时代和自身的缺憾，是志在高洁，却无路可逃。自古以来，仁人志士唯一的出路，似乎都是自杀和逃走。因为仁义仿佛总是失败的。“恶人”却更容易苟活。只有鲁迅在小说《采薇》中反思，叔齐和伯夷的以死殉志，是由于“不合先王之道”。在知识分子精致化的语言体系之下，真正的“道”被遮蔽，人的道却愈加清晰。语言的确使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姓名，而语言也曾试图建造通天塔，遮蔽真正的神灵。真道的隐没，取而代之的唯有层出不穷的人性，而哪怕是最高尚的一种人性，也无法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是王子才能问出来的命题，因为对于苟活的人来说，这无需选择，而对于不愿苟活的人来说，羞辱则必须得到解决。文和艺，在中国从来都不可比肩待之，只在文和义的失败之下，技艺才有登场的可能，江州司马的怀才不遇，其实不能等同红尘女子的遇人不淑；勇士为国报仇，必须环绕播放易水骊歌。其余时候，我们都更看重文的载道而非艺人歌吹。故而我们没法拥有本民族的“古典音乐”。我们在君子的规范制定之路上走得很远，这沉重的人性枷锁，正落在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身上，而在恩典的寻求、灵魂的宽宥方面，始终望而却步。尽管，君子的死，是我们民族寻求真理的伟大痕迹。

还是听朱先生的乐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