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神迹的末乐章尾声，以及向后退却的整体

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曲末乐章，诸个世纪的材料的集成，异质与传统接踵相继，形成超大格局，这深刻地启发了潘德列茨基。 近日听切利东京布八，整个演出的最大亮点又落在末乐章的尾声。在一片难耐的静默中，音乐从无当中生出，先是定音鼓在有与无的边界黯淡地振动，之后便是一个伟大的渐强，无与伦比的气息控制，从最弱无比耐心地一点点走向最强，直至那可怕的巨大能量几乎掀开音乐厅的顶盖。 这个尾声实在太过精彩，它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压倒性胜利。这里有一种神话般的意境被表达了出来。或者说，一种神话的理念被极其理想地物质化了。又或者说，这个尾声如此接近神迹，是神话的一部分——神话的降临。正因其如此的超凡入圣，以致于这个尾声显得已经从整体中一定程度地分离了出来，整体的其余部分在意境与能量上与之有着断层（尽管其余部分演奏之认真严谨难逢对手），这个神圣的尾声傲世独立，鹤立鸡群。切利指挥的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最后的尾声也有类似的压倒性效果，但相对来说与整体兼容得更好。 尽管我对切利布八的结尾不惜溢美之词，但我认为这个结尾的最洪亮处依然是值得质疑的。我没能在这里听到布四结尾中的那种实在性和必然性，在能量彻底打开的最高点，管弦乐大鸣大放、金鼓齐鸣，在我听来多少有一丝丝的虚伪成分。客观地讲，这多少也要归因于作品本身，过去和未来分散地对峙着，聚合效果始终成问题，尾声能量的至高点也未能全然与音乐逻辑上高潮相吻合。目前听过最理想的结尾，依然是富特文格勒的处理，狂躁而急峻，使得这个最高潮有着一种“绝处求生般的解脱感。”从而赋予作品以真实。但切利却没有这么做，他对这个尾声的至高点是迎接、欢庆与赞美，并以其标志性的主观能量强度压迫和震慑听众。整体在这一刻向后退却了——尽管这个尾声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是如此贴近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