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该唱什么样的歌？
“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这是身处穷山僻壤的腰乐队之困惑。我借用了腰的话语，以表达我对于腰的敬意。他们在荒凉的小城唱出了富饶的歌谣，他们的困惑在于受众，而我的疑虑，则在于音乐人自身。音乐人没有选择受众的权利，音乐又是被动的，而歌迷的选择权却已经被媒体同化。媒体起到了传播之功效，可也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本意在于传播，却也要顾及自身利益，可能不得不放下身段，为价值淡薄的艺术行为充当媒介。
但我们不能去责怪媒体，就像音乐人不应该去抱怨歌迷不明白他的心。歌迷有选择权，却有被误导的可能，音乐人可以选择音乐类型，却有被抛弃的危险。在中国内地，如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是个“饿死诗人”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初期，这种奇异的现实，有可能转移到边缘音乐人的身上。1949年以后，诗歌的黄金时代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但诗人的“黄金”时机却在二十一世纪。这一时期，诗人纷纷脱掉裤子，爬上了各式各样的赞助商的大床，同床共寝，相敬如宾。而摇滚音乐的早期，则是唱片公司撒钱，养活了一群人。在一些回归正常轨道后，蜜月宣告结束，撂下举步维艰的摊子。后来一些优秀乐队/歌手浮出地面，可还是无法与早期的甜蜜相比。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建国后诗歌的辉煌时期，优秀的诗人饿着肚子创作，优秀的诗歌作品无人问津。1989年几乎是一个分界线。3月26日，海子让火车带着自己去往天国，5月31日，其好友骆一禾因脑出血医治无效而追随海子而去。两位优秀诗人的逝世，诗歌还来不及悲伤，灾难已然降临。诗人的浪漫主义在一瞬间轰然分崩离析，言语的命门，悄悄解体。诗歌从来就是苦孩子，而摇滚音乐则像暴发户。台湾同胞的烧钱行动，远远满足不了肥头大脑的变本加厉。这样的伤害伤筋动骨，积重难返。1999年前后，重压之下，遍地火花，穿金戴银。没有人知道他们因何怒火冲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因何活蹦乱跳。这只是一把虚火，身体的狂欢过后，一地狼藉。就是到了今天，大家依然在高唱虚弱的赞美诗，怀念一地鸡毛的美好时光。
如果，一时的痛快之后，是无边的痛苦，还有人愿意要这痛苦吗？
盘古出走，舌头被断，左小祖咒改编NO，胡吗个的小板凳变成了沙发，乱糟糟的黄金时代转眼即成空。校园民谣唱了那么多年，依然做着象牙塔里的春梦。杨一、野孩子是异数，他们先迈出了脚步。几年后，再也没有人嫌杨一、野孩子的音乐老土了。民谣的兴起，可以说是在重重包围之下的出其不意。民谣就是根，根又在哪里？根，就是我们的呼吸，就是我们牵肠挂肚的地方。周云蓬、小河、万晓利、叶尔波利、王娟，以及复出的张浅潜，他们生逢其时，又是民谣兴起的中坚。2006年七月底八月初，他们在广（州）深（圳）两地的民谣音乐节上集体亮相。当我们还在阳光沙滩上晒着微白的肚皮时，小河已经翻了几个跟斗，他再一次出乎意料地在传统的领地撒欢。是的，民谣可以是现实的肚腩，也可以是超现实的咏叹。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个学生，还有宋雨哲合作的《十四句谎言歌》，这一出荒诞而机智的叙事诗，将有可能使中国民谣节外生枝。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途中，周云蓬越来越趋向简单。这让人期待他即将录制的第二张专辑。诗人不可能永远活在自制的糖罐里，他总得也必须让自己的身子沾染些许烟火。他对现实的洞若观火，正是源自心底的光亮。这一次，民谣艺人集体亮相，并不能根本改变土地的贫瘠。尽管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但完全有充足的理由一路走下去。杨一还有机会正式出版唱片，而野孩子，他们的疼痛，将会是中国唱片工业最大的尴尬。
是的，或许我们应该庆幸，胡德夫生于台湾，而不是大陆。2005年，年已五十五岁的台湾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先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唱片《匆匆》。《匆匆》姗姗来迟，可它里面的某些歌曲，已经在国土的一隅飘扬了几十年。时光流过，青春的面容悄然苍老，这些嘹亮的歌声，不曾衰竭。胡德夫已在台湾的土地上勇敢地存活了三十年，而且，不是以歌手之名。他一直活跃在江湖与庙堂的罅隙里：江湖之远，他是原住民权益的积极维护者；庙堂之高，他为了原住民的种种权利，与政府周旋。关于胡德夫的经历，大陆已有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过多地讨论胡德夫的意义，有掏空他的危险。也许，我们更应直面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胡德夫，为什么我们在三十年后才刚刚遇见胡德夫。一海之隔，真的犹如天堑？可天堑都变通途了，歌德堡号都重游广州了。2006年7月15日，胡德夫逆风飞抵广州。16日晚，在广州一间小小的酒吧，胡德夫毫不嫌弃设备简陋，让台湾大地上的牛、稻穗、玉兰花、香蕉在广州的夜空里浮动。掌声，在暗夜里，妖娆地盛开。17日晚，星海音乐厅，在大小明星纷纷提前离场，超女的歌迷尖叫完毕，也纷纷随着偶像退场后，胡德夫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嘉宾席上，认真地看完了华语传媒音乐大奖的颁奖礼。对他而言，这脚下的土地是陌生的，这眼前晃动的身体是陌生的，这疯狂的尖叫也是陌生的。
同一年，香港乐队噪音合作社的《再见萤火虫》在我租来的房子里响起时，香港的民间生存状态在那狭隘的空间里逐渐展现。你可以指摘他们的音乐仍然没有脱离香港乐队固有的英伦习气，可他们的触角，已经伸过了罗湖口岸，挖掘我们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的悲剧。而噪音合作社的实质不是一支形式上高高在上的乐队，他们就是农工兵文艺团。一直以来，他们都活跃在香港的最底层——注意，不是地下，也不是地上——他们为弱势群体歌唱，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当然，你可以说，香港的社会形态允许他们如此而不至于遭遇麻烦。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么多年以来，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脾性，并无任何改善，反而有恶化之势。
真实的话语比灾难更令人痛苦，血腥的事实在经过筛子之后，还会有多少粗糙的颗粒？有多少人热爱盘古就有多少人唾骂盘古，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我们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民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真实。
为什么我们如此恐惧？
那是因为我们已无力哭泣。
那是因为我们已忘了歌唱。
那是因为我们已风化成石。
但我们不能去责怪媒体，就像音乐人不应该去抱怨歌迷不明白他的心。歌迷有选择权，却有被误导的可能，音乐人可以选择音乐类型，却有被抛弃的危险。在中国内地，如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是个“饿死诗人”的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初期，这种奇异的现实，有可能转移到边缘音乐人的身上。1949年以后，诗歌的黄金时代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但诗人的“黄金”时机却在二十一世纪。这一时期，诗人纷纷脱掉裤子，爬上了各式各样的赞助商的大床，同床共寝，相敬如宾。而摇滚音乐的早期，则是唱片公司撒钱，养活了一群人。在一些回归正常轨道后，蜜月宣告结束，撂下举步维艰的摊子。后来一些优秀乐队/歌手浮出地面，可还是无法与早期的甜蜜相比。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建国后诗歌的辉煌时期，优秀的诗人饿着肚子创作，优秀的诗歌作品无人问津。1989年几乎是一个分界线。3月26日，海子让火车带着自己去往天国，5月31日，其好友骆一禾因脑出血医治无效而追随海子而去。两位优秀诗人的逝世，诗歌还来不及悲伤，灾难已然降临。诗人的浪漫主义在一瞬间轰然分崩离析，言语的命门，悄悄解体。诗歌从来就是苦孩子，而摇滚音乐则像暴发户。台湾同胞的烧钱行动，远远满足不了肥头大脑的变本加厉。这样的伤害伤筋动骨，积重难返。1999年前后，重压之下，遍地火花，穿金戴银。没有人知道他们因何怒火冲天，没有人知道他们因何活蹦乱跳。这只是一把虚火，身体的狂欢过后，一地狼藉。就是到了今天，大家依然在高唱虚弱的赞美诗，怀念一地鸡毛的美好时光。
如果，一时的痛快之后，是无边的痛苦，还有人愿意要这痛苦吗？
盘古出走，舌头被断，左小祖咒改编NO，胡吗个的小板凳变成了沙发，乱糟糟的黄金时代转眼即成空。校园民谣唱了那么多年，依然做着象牙塔里的春梦。杨一、野孩子是异数，他们先迈出了脚步。几年后，再也没有人嫌杨一、野孩子的音乐老土了。民谣的兴起，可以说是在重重包围之下的出其不意。民谣就是根，根又在哪里？根，就是我们的呼吸，就是我们牵肠挂肚的地方。周云蓬、小河、万晓利、叶尔波利、王娟，以及复出的张浅潜，他们生逢其时，又是民谣兴起的中坚。2006年七月底八月初，他们在广（州）深（圳）两地的民谣音乐节上集体亮相。当我们还在阳光沙滩上晒着微白的肚皮时，小河已经翻了几个跟斗，他再一次出乎意料地在传统的领地撒欢。是的，民谣可以是现实的肚腩，也可以是超现实的咏叹。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个学生，还有宋雨哲合作的《十四句谎言歌》，这一出荒诞而机智的叙事诗，将有可能使中国民谣节外生枝。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途中，周云蓬越来越趋向简单。这让人期待他即将录制的第二张专辑。诗人不可能永远活在自制的糖罐里，他总得也必须让自己的身子沾染些许烟火。他对现实的洞若观火，正是源自心底的光亮。这一次，民谣艺人集体亮相，并不能根本改变土地的贫瘠。尽管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但完全有充足的理由一路走下去。杨一还有机会正式出版唱片，而野孩子，他们的疼痛，将会是中国唱片工业最大的尴尬。
是的，或许我们应该庆幸，胡德夫生于台湾，而不是大陆。2005年，年已五十五岁的台湾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先生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唱片《匆匆》。《匆匆》姗姗来迟，可它里面的某些歌曲，已经在国土的一隅飘扬了几十年。时光流过，青春的面容悄然苍老，这些嘹亮的歌声，不曾衰竭。胡德夫已在台湾的土地上勇敢地存活了三十年，而且，不是以歌手之名。他一直活跃在江湖与庙堂的罅隙里：江湖之远，他是原住民权益的积极维护者；庙堂之高，他为了原住民的种种权利，与政府周旋。关于胡德夫的经历，大陆已有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过多地讨论胡德夫的意义，有掏空他的危险。也许，我们更应直面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胡德夫，为什么我们在三十年后才刚刚遇见胡德夫。一海之隔，真的犹如天堑？可天堑都变通途了，歌德堡号都重游广州了。2006年7月15日，胡德夫逆风飞抵广州。16日晚，在广州一间小小的酒吧，胡德夫毫不嫌弃设备简陋，让台湾大地上的牛、稻穗、玉兰花、香蕉在广州的夜空里浮动。掌声，在暗夜里，妖娆地盛开。17日晚，星海音乐厅，在大小明星纷纷提前离场，超女的歌迷尖叫完毕，也纷纷随着偶像退场后，胡德夫依然纹丝不动地坐在嘉宾席上，认真地看完了华语传媒音乐大奖的颁奖礼。对他而言，这脚下的土地是陌生的，这眼前晃动的身体是陌生的，这疯狂的尖叫也是陌生的。
同一年，香港乐队噪音合作社的《再见萤火虫》在我租来的房子里响起时，香港的民间生存状态在那狭隘的空间里逐渐展现。你可以指摘他们的音乐仍然没有脱离香港乐队固有的英伦习气，可他们的触角，已经伸过了罗湖口岸，挖掘我们视而不见、习以为常的悲剧。而噪音合作社的实质不是一支形式上高高在上的乐队，他们就是农工兵文艺团。一直以来，他们都活跃在香港的最底层——注意，不是地下，也不是地上——他们为弱势群体歌唱，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当然，你可以说，香港的社会形态允许他们如此而不至于遭遇麻烦。但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么多年以来，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脾性，并无任何改善，反而有恶化之势。
真实的话语比灾难更令人痛苦，血腥的事实在经过筛子之后，还会有多少粗糙的颗粒？有多少人热爱盘古就有多少人唾骂盘古，而且，是以国家的名义。我们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民代表；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真实。
为什么我们如此恐惧？
那是因为我们已无力哭泣。
那是因为我们已忘了歌唱。
那是因为我们已风化成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