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
杨一抱着吉他在中国美术馆旁唱了12年，4年前媒体的集中报道令他对“出名”有了自己的认识。现在他依然要面对观众的冷漠，以及城管偶然带来的“麻烦”。
“一个纤细的声音从某个角落怯生生地传来：杨一我爱你……”——这是新青年论坛“音乐聚义厅”对2001年杨一在北大演出现场的记录，当时同场演出的还有窦唯、“野孩子”等。2000年前后，《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时报》、《新周刊》等媒体先后报道了从粤北小镇流浪到北京的客家人杨一，当时他已经在中国美术馆旁演唱了8年。此后，杨一出了专辑。2003年，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拍摄了记录短片《歌者杨一》。一把吉他、一把口琴、中国美术馆门口，杨一仿佛已经小有名气。
杨一自己对名气的解释是：“如果我在美术馆唱歌，肯定我在那个地方出名，因为同时没有（别的人）那样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可能我唱3年会在方圆500米出名，唱10年会在方圆5公里出名，唱30年会在方圆10公里出名……就像垒板砖。”
11月6日，周末，杨一的5公里的圆心——中国美术馆。西侧门口，人们排着长龙等待看印象派画展。东侧有一块小小的街心公园，在朝内大街和美术馆东街的交会处。小公园则是肆无忌惮的小情侣、遛狗的人、退休之后以棋牌消磨时间的老大爷们的天下。路过北京的外地人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放在地上，坐在长椅上歇脚。周围唱片店流行歌手的真情告白混合着公共汽车出站到站的声音。
这天，杨一没有出场。
刘大爷5年前退休之后就经常到小公园下围棋，在他的印象里，杨一的形象不太清晰。
“你说哪个唱歌的，那老头？”“不是，一个年轻人，长发，弹吉他。”“哦，他呀，以前老来，最近得有一个月没见着了。”
“他来的时候，听他唱歌的人多吗？”
“有多有少，有时候三五个人围着听。我们一般下自己的棋，别的事我们也不参与。他吉他弹的挺响的，唱的是什么听不大清楚。”
刘大爷说，小公园里经常会有附近派出所穿便衣的巡逻人员出没，但主要是看有没有聚众赌博的，对唱歌的一般不干预，城管管这摊：“以前朝阳门地铁里头老有个唱歌的，城管的车一来就给轰走：‘有什么困难找政府，别在这呆着！’”
用自制的扫帚一样的“大字笔”蘸水写在水泥地上写“地”字的李大爷也不能清晰的说出杨一的面貌，他问记者是不是想找一个外地来的吹笛子的人。
之前一天的晚上，在南长街的“琴·茶”馆，记者请杨一提供他在街头演唱的照片。杨一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超薄东芝笔记本电脑，在其中翻检。在拍摄于北京街头的照片里，他几乎从来都不是画面中的焦点，尽管他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人们或者背对着他，或者站在一旁抱着肩膀，大家表情各异，即使看他，目光也以茫然、不解的成分居多。
“12年来，观众态度的转变不大。”杨一说，抱着肩膀冷漠的看客还是占了相当的比重。
1992年，报考美术院校落榜的杨一背着一把60块钱的红棉牌吉他和几件衣服来到北京，目的地是中央美院，却误打误撞地住进了美术馆附近的小旅馆，盘缠用尽的时候开始在那里卖唱。之前，他是一个在乡村倒卖电器的小老板。更早的时候，他是一个因听香港电台的节目而迷上无线电和许冠杰的辍学少年，“听许冠杰的歌，我一看，作词作曲唱全是他一个，真厉害！如果以后唱歌就做这样的。”后来听到崔健的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听到他的歌都会有一种想出走的冲动。”崔健和落榜，成为出走的动机。在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邂逅鲍勃·迪伦则促使杨一自觉走上民谣路线，“原来音乐还可以那样，就一把琴，却那么动听。我们平时听到的音乐总是被各种各样的配器包围，就像城市的建筑被广告牌所包围，看不清本来的面目。”
1994年5月，杨一背上吉他和录音机从北京去西安，事后这种举动被称为采风，其实更本真的出发点是：“我在农村长大，直到今天也不适应城市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想离开。在陕北的黄河边，方圆几公里没有一点人的声音。你躺在那里，会不知道自己身在今天还是身在两百年前。”行走是第一位的，采撷则是碰到什么算什么。杨一碰到了自制了一堆打击乐器的歪嘴老农李生才，听到了直白泼辣的荤曲《掐蒜薹》
和《立场记》。“民歌当中有一大半是酸曲，这些东西怎么会消亡呢？”回到北京之后，在陕北的见闻和延川民歌的风貌被吸纳进杨一的创作里。
“对我来说，去美术馆唱歌就像遛弯一样，隔一段时间不唱我会觉得难受。每个周末，只要天气好，我都去。”杨一对记者说，“为什么要在美术馆唱歌？因为那什么人都有，有遛鸟的大爷、有民工、有艺术青年，而且人们不是非听你的歌不可。一个人在家练琴练一会就腻了，但是你站在街头，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听，你也会有一种表演的感觉。美术馆给了我最大的人场。”杨一的歌声沙哑苍老仿佛用尽了喉咙里的力量，这种音色和他平时说话的嗓音差别很大，“就像演话剧，如果你用平时说话的声音在台上，观众是听不清楚的。”
刚开始唱歌的时候，经常有大爷大妈倒背着手听一会，惋惜地摇摇头：“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非要乞讨！”更多的人是木然地抱着肩膀，猜不透这个弹着吉他、吹着口琴，长发盖住脸颊，唱得声嘶力竭、眉头紧皱的人是何方神圣，到底想干嘛。被当作盲流关进昌平的收容所也不是一次两次。“开始被抓的时候很有反抗的冲动，也曾经反抗过一次，但是后来再也不了，因为沟通根本是不可能的。人家也不容易，他们有任务。他不让唱咱就不唱，等他走了我再唱。我不能因为他不让我唱就改辙。”
迄今为止，杨一灌制了两盘CD，囊括了他12年来创作的二十几首作品，这两张CD都没有进入正式的发行渠道，而是采取边卖唱边卖CD的“自发行”方式。除非是帮朋友忙，杨一拒绝进入录音棚。“商业体制不会容许艺术家保持自己的想法。”
2002年，杨一曾经应当地华人艺术团体之邀到巴黎游历。在圣母院前，他找到自己心目中街头艺人的理想状态。在那里，有各种各样支起小摊子做露天表演的人。一个把自己全身裹进透明胶带里的独角戏演员吸引了最多的观众。表演结束后，独角戏表演者摘下帽子托在手掌上，用夸张而滑稽的声调说：“哈哈哈，现在我表演完了。把你们的钱都给我吧。美国人多给点，自己留5块就行了。其他人可以少给一点。”
“他没有绕着圈去收场钱。他就站在哪儿，很自信。他表演的是艺术，观众看的也是艺术。”杨一说，“什么时候咱们这也像他们那儿那样就好了。艺术不仅是音乐厅。艺术是你在街头就能看见、听见的东西。
什么时候大家愿意在天气好的时候走到街上拉琴唱歌，我们离真正的艺术之都、文明之都就不远了。”
（转）
作者 王小峰
“一个纤细的声音从某个角落怯生生地传来：杨一我爱你……”——这是新青年论坛“音乐聚义厅”对2001年杨一在北大演出现场的记录，当时同场演出的还有窦唯、“野孩子”等。2000年前后，《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时报》、《新周刊》等媒体先后报道了从粤北小镇流浪到北京的客家人杨一，当时他已经在中国美术馆旁演唱了8年。此后，杨一出了专辑。2003年，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拍摄了记录短片《歌者杨一》。一把吉他、一把口琴、中国美术馆门口，杨一仿佛已经小有名气。
杨一自己对名气的解释是：“如果我在美术馆唱歌，肯定我在那个地方出名，因为同时没有（别的人）那样做，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可能我唱3年会在方圆500米出名，唱10年会在方圆5公里出名，唱30年会在方圆10公里出名……就像垒板砖。”
11月6日，周末，杨一的5公里的圆心——中国美术馆。西侧门口，人们排着长龙等待看印象派画展。东侧有一块小小的街心公园，在朝内大街和美术馆东街的交会处。小公园则是肆无忌惮的小情侣、遛狗的人、退休之后以棋牌消磨时间的老大爷们的天下。路过北京的外地人把大包小包的行李放在地上，坐在长椅上歇脚。周围唱片店流行歌手的真情告白混合着公共汽车出站到站的声音。
这天，杨一没有出场。
刘大爷5年前退休之后就经常到小公园下围棋，在他的印象里，杨一的形象不太清晰。
“你说哪个唱歌的，那老头？”“不是，一个年轻人，长发，弹吉他。”“哦，他呀，以前老来，最近得有一个月没见着了。”
“他来的时候，听他唱歌的人多吗？”
“有多有少，有时候三五个人围着听。我们一般下自己的棋，别的事我们也不参与。他吉他弹的挺响的，唱的是什么听不大清楚。”
刘大爷说，小公园里经常会有附近派出所穿便衣的巡逻人员出没，但主要是看有没有聚众赌博的，对唱歌的一般不干预，城管管这摊：“以前朝阳门地铁里头老有个唱歌的，城管的车一来就给轰走：‘有什么困难找政府，别在这呆着！’”
用自制的扫帚一样的“大字笔”蘸水写在水泥地上写“地”字的李大爷也不能清晰的说出杨一的面貌，他问记者是不是想找一个外地来的吹笛子的人。
之前一天的晚上，在南长街的“琴·茶”馆，记者请杨一提供他在街头演唱的照片。杨一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超薄东芝笔记本电脑，在其中翻检。在拍摄于北京街头的照片里，他几乎从来都不是画面中的焦点，尽管他处于画面的中心位置。人们或者背对着他，或者站在一旁抱着肩膀，大家表情各异，即使看他，目光也以茫然、不解的成分居多。
“12年来，观众态度的转变不大。”杨一说，抱着肩膀冷漠的看客还是占了相当的比重。
1992年，报考美术院校落榜的杨一背着一把60块钱的红棉牌吉他和几件衣服来到北京，目的地是中央美院，却误打误撞地住进了美术馆附近的小旅馆，盘缠用尽的时候开始在那里卖唱。之前，他是一个在乡村倒卖电器的小老板。更早的时候，他是一个因听香港电台的节目而迷上无线电和许冠杰的辍学少年，“听许冠杰的歌，我一看，作词作曲唱全是他一个，真厉害！如果以后唱歌就做这样的。”后来听到崔健的歌，“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听到他的歌都会有一种想出走的冲动。”崔健和落榜，成为出走的动机。在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邂逅鲍勃·迪伦则促使杨一自觉走上民谣路线，“原来音乐还可以那样，就一把琴，却那么动听。我们平时听到的音乐总是被各种各样的配器包围，就像城市的建筑被广告牌所包围，看不清本来的面目。”
1994年5月，杨一背上吉他和录音机从北京去西安，事后这种举动被称为采风，其实更本真的出发点是：“我在农村长大，直到今天也不适应城市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想离开。在陕北的黄河边，方圆几公里没有一点人的声音。你躺在那里，会不知道自己身在今天还是身在两百年前。”行走是第一位的，采撷则是碰到什么算什么。杨一碰到了自制了一堆打击乐器的歪嘴老农李生才，听到了直白泼辣的荤曲《掐蒜薹》
和《立场记》。“民歌当中有一大半是酸曲，这些东西怎么会消亡呢？”回到北京之后，在陕北的见闻和延川民歌的风貌被吸纳进杨一的创作里。
“对我来说，去美术馆唱歌就像遛弯一样，隔一段时间不唱我会觉得难受。每个周末，只要天气好，我都去。”杨一对记者说，“为什么要在美术馆唱歌？因为那什么人都有，有遛鸟的大爷、有民工、有艺术青年，而且人们不是非听你的歌不可。一个人在家练琴练一会就腻了，但是你站在街头，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听，你也会有一种表演的感觉。美术馆给了我最大的人场。”杨一的歌声沙哑苍老仿佛用尽了喉咙里的力量，这种音色和他平时说话的嗓音差别很大，“就像演话剧，如果你用平时说话的声音在台上，观众是听不清楚的。”
刚开始唱歌的时候，经常有大爷大妈倒背着手听一会，惋惜地摇摇头：“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非要乞讨！”更多的人是木然地抱着肩膀，猜不透这个弹着吉他、吹着口琴，长发盖住脸颊，唱得声嘶力竭、眉头紧皱的人是何方神圣，到底想干嘛。被当作盲流关进昌平的收容所也不是一次两次。“开始被抓的时候很有反抗的冲动，也曾经反抗过一次，但是后来再也不了，因为沟通根本是不可能的。人家也不容易，他们有任务。他不让唱咱就不唱，等他走了我再唱。我不能因为他不让我唱就改辙。”
迄今为止，杨一灌制了两盘CD，囊括了他12年来创作的二十几首作品，这两张CD都没有进入正式的发行渠道，而是采取边卖唱边卖CD的“自发行”方式。除非是帮朋友忙，杨一拒绝进入录音棚。“商业体制不会容许艺术家保持自己的想法。”
2002年，杨一曾经应当地华人艺术团体之邀到巴黎游历。在圣母院前，他找到自己心目中街头艺人的理想状态。在那里，有各种各样支起小摊子做露天表演的人。一个把自己全身裹进透明胶带里的独角戏演员吸引了最多的观众。表演结束后，独角戏表演者摘下帽子托在手掌上，用夸张而滑稽的声调说：“哈哈哈，现在我表演完了。把你们的钱都给我吧。美国人多给点，自己留5块就行了。其他人可以少给一点。”
“他没有绕着圈去收场钱。他就站在哪儿，很自信。他表演的是艺术，观众看的也是艺术。”杨一说，“什么时候咱们这也像他们那儿那样就好了。艺术不仅是音乐厅。艺术是你在街头就能看见、听见的东西。
什么时候大家愿意在天气好的时候走到街上拉琴唱歌，我们离真正的艺术之都、文明之都就不远了。”
（转）
作者 王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