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napline的那些传说
*原文2018年8月22日发布于《普通乐迷》公众号。
想要用语言文字把任何一件事描述清楚都是困难的，你只能尽量地接近事实，而同一个事实在不同人眼里，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各位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老师把一个词语小声告诉第一排的同学，让他也悄悄告诉他后面的同学，一个传一个。不管后面的人是否听清，这个词语一个人只能说一遍，到最后一位同学时，他得去黑板上把它写出来。最后的结果往往让人捧腹。
如今我把我所知道的Snapline的故事告诉大家，这里面可远不止一个词语或者一个故事，而且为了让各位阅读起来舒服，我也稍稍做过整理和加工。因此，我只能保证这是一些有趣的故事，至于是否真实，李青给出的回答是：“传说总是会有几个版本。”
在摇滚史上，一支传奇乐队总是有各式各样的传说，但这并非他们成为不朽的根本原因，他们的作品才是。当你读完这些关于Snapline的传说，不妨再去听听他们的作品，考虑这个问题：Snapline会是一支传奇乐队吗？
0.1
这次采访来得突然。上周发完兵马司的文章，反响热闹得有些出乎我意料，Snapline这次演出深圳站的主办看到，便问我愿不愿意帮忙给Snapline做个采访，当然也算是顺带为Snapline久违的沪深双城演出宣传，机会难得，我厚着脸皮接受了。跟李青联系后，采访时间确定在周五，恰逢七夕，有缘相会。
这之前对我来说，资料稀缺的Snapline有点像是一支存在于传说中的乐队。当我开始认真听国摇的时候，主唱陈曦搬去美国，Snapline已经不活跃了，社交网络上也少有他们的消息，官方微博曾长达一年多没有更新任何消息，甚至有人传言乐队已经解散。可这也没有影响Snapline在国摇里的独特而重要地位，我曾听很多人说起过当年第一次听Snapline作品时的震撼与惊艳。蛰伏的Snapline犹如江湖传说里的武林高手，只闻其名而久不见其人。
也就在去年，Snapline在微博上透露了第三张专辑的录制消息，距上一张专辑《Phenomena》发行已经过去了五年，并于八月在东京和北京举行了两场演出（我遗憾地错过了）。而就在这周，Snapline将先后在上海与深圳举行名为“鲤鱼王发动了水溅跃”专场演出（我又将遗憾地错过），为十一月即将发行的新专辑预热。我是诚意地希望有机会的乐迷都能去现场，因为谁也不能预测下一次Snapline的专场是什么时候。
0.2
采访的时间实在很巧，七夕夜。前一晚陈曦刚跨过太平洋回国，便与乐队七夕相会排练室，结束长达一年的异国分离。
Snapline租的排练室位于安德路，在美廉美超市地下二层的车库里。隔壁还有两间，现在分别由刺猬和Carsick Cars租用，不过刺猬似乎已经不打算续租。三个排练室的存在有些年头，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不少乐队曾在这里鼓捣过音乐。
排练室在地下，完美地屏蔽了所有手机信号，电梯口左右两边楼道的房间都被改造为租住房，提供给付不起高昂房租的人，由于通风所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夹杂着油烟的潮湿霉臭。斜穿过地下停车场的对面楼道的三个房间则是乐队排练室，门上贴着一张物业告示：“在此进行乐队排练的租户，你们巨大的音乐声传导到楼上产生的低频共振噪声...共创美好生活环境”。排练室有些难找，要不是提前踩过点，我很可能会在采访当天，迷失于这一个个的小房间里，失去信号，联系不上任何人。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十几分钟，敲门的时候乐队刚结束一下午的排练，房间里没有通风，没有空调，积累了十足的烟雾。刚下过雨的北京天气并不热，而李青头发却也被汗水沾湿，或许可以推测刚才排练的强度。乐队稍作休整，胡乱吃些零食，便准备开始采访，期间听到李青在说排练室的房租可能要涨。看来这一轮备受关注的北京房租上涨，也波及到了这里。
在我尬尬地介绍完自己后，采访也算是开始了。
1.
有意无意地，我都想去追溯一支乐队最初的起点。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做音乐在绝大部分老一辈人的眼里都不是个正儿八经的工作，通常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玩”，玩音乐或者玩乐队。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做乐队其实是一件颇具勇气的事，如果没有一些成长经历，很难促成它的发生，不过或许我们九零后这一辈会稍微好些。
李青、陈曦和李维思都出生于八十年代前半段时期，李维思是北京人，而李青跟陈曦则是天津人。李青和陈曦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同一个学校，还是小学和高中的同班同学。在高中的时候，李青就有玩乐队的想法，便跟陈曦预定好，去北京念大学，一起玩乐队。也是从那时起，李青借给陈曦磁带和CD听，准备培养未来的乐队主唱。对此，李青玩笑地说自己悔不该借给陈曦Radiohead的专辑，让他喜欢上Thom Yorke的唱法，后来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来纠正。
李青打小就广泛涉猎各种音乐，几乎把唱片店都包下来，每天去巡视两次，如有上新一眼便能看到。陈曦介绍说：“上中学那会儿，唱片店但凡有的磁带，他们家肯定有，一抽屉一抽屉的。”
而这一切起始于一个闲来无事的周末。“我跟好多人说过这个事情，”李青回忆，“我爸爸有一天说周末没事干，咱们爷俩出去逛逛，给你买两盘磁带，我当时都没有概念，买磁带是什么东西。我说好啊，毕竟是给我买东西嘛。当时磁带还不便宜呢，相对于那时的消费水平。然后从此变成了每周都去买两盘磁带，那是我最高兴的事儿。后来慢慢地长大了，变成自己省吃俭用去买过量的磁带。”
在八九十年代的市民生活里，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它的存在感强于当下，至少没有那么多的综艺、电影或者游戏与它竞争。“其实那会儿音乐是离老百姓特别近的时期，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唱片店，但那会儿街上音像店特别多，很自然的，你总有机会去看看音像制品。”李维思说，“上学那会儿初高中吧，相当于现在每个人手里的手机都是一个随身听，每个人都有，要么就是Walkman，要么就是便宜点的爱华什么的。”
“对，当时是谁有一个好的随身听，就觉得这个人很厉害，很潮，但现在可能是谁有最新的手机。那个时候听流行音乐，在班级里有气氛，就算你不听大家也会听，也会讨论，买杂志。”李青接着说，“那时什么都更珍贵，你要听什么东西，你是要花精力才搞到的。”
陈曦举了一个实打实的例子，对比现在获取音乐的方式：“比如你买个磁带回来，你不把A面听完，是听不到B面的。”
李青吐槽：“你可以捣嘛。”
李维思冷不丁地说：“费电池啊”
2.
2001年，李青与陈曦都如愿考上北京的大学，一个去北理工，一个去清华，做乐队这事儿被正式提上日程。最初受Radiohead的影响，乐队名曾短暂的叫做Airbag，后来某天，陈曦发现《通俗歌曲》杂志上有人用Airbag为名发表了一首单曲，心想完了，名字给人叫了，于是决定改名。大概在2004年，Snapline诞生。
李青也已开始用电脑写歌，陈曦写词，一早的固定阵容只是他们俩，需要演出的时候会请其他人来帮忙。Snapline众多独特声音里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没有鼓手，选择使用鼓机，机械精准，冷静而律动。Snapline并非本意不要鼓手，而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陈曦回忆说第一场公开演出是有鼓手的，是他一个朋友，但他也特别忙，也玩别的乐队，排练不怎么来得了，也就算了。而且还有一点是，李青编的鼓并没有按传统的套路，鼓手表示实现起来有些困难，于是他们觉得与其这样，还不如用鼓机来得干脆，也就没再主动地找过鼓手。
但找贝斯手却近乎是后来所有浪漫故事的开始，一次拜访促成两支乐队、一个厂牌。2005年临近毕业，李青四处寻找合适的贝斯手，准备完善阵容把Snapline推向台前，那时也往杂志上登过找人的广告，但最后实在没找到人。李青都急了，觉着快要完蛋的时候，她同系的上一届学长，也听摇滚乐看演出，跟李青说校园论坛上有一网红跟他同学有个乐队还不错，李青就去看他们排练。那位网红是李维思，那位同学叫张守望，他们的乐队是Carsick Cars。
或许是那个房间太小，没处下脚，李青去的时候找不到地方，就往鼓凳上一坐。“就是想去看，看也没地儿坐，就坐鼓凳上什么的，”李青说，“就看他们俩在那里尬排，排了半天了问我说，欸？你会不会？要不你打个鼓？我说行啊，反正之前跟别人一块儿玩，随便练，瞎弄点声，一些基本的东西。当时就一块排练了。”没料想Carsick Cars那会儿也缺人，李青本来是打算去挖人的，结果自己先被挖了。
“后来他（陈曦）也去了，去的比较晚，”李青说，“等那波排完了，就跟他（李维思）说，明天下午咱们试一下什么的。”
“那我头回去看Cars排练，”陈曦补充到，“从那科协门口走，就觉得这贝斯的声儿从来没听过，挺特别的。”
“后来发现这贝斯一直没准过，后来演出的时候才发现弦不准。”李青讲到这里就笑了，打趣地问李维思，“那你后来怎么适应的这声儿？”
3.
2005年，李青大学毕业，找了个工作留在北京，一门心思玩乐队，陈曦顺利升学，继续念研究生，李维思加入Snapline，开启了乐队最初登台亮相的时光。那时的北京地下音乐场景蓬勃而热闹，Snapline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乐队一起，创造新的音乐场景。当然，这其中最著名的一场运动便是No Beijing。
那时乐队的演出强度很高，场次密集，Snapline基本上一两周就演一次，有的时候甚至一周演两场，如今少有乐队能达到这样的强度，可能这也直接夯实了如今Snapline扎实稳健的现场发挥。但那会儿也有强演失败的经历，陈曦笑着说：“在13（CLUB）强演，演到半截儿被轰下来。”
Snapline最早演的是李青自己在电脑上写的作品，随着三个人的配合逐渐默契，新的共同创作的作品渐渐涌现，新陈代谢，旧歌就没有再继续演出了。2006年五月，Michael Pettis的酒吧D-22在五道口开张，很快这里便成为新音乐场景的爆发点，Snapline、Carsick Cars、后海大鲨鱼、Joyside、挂在盒子上等等众多年轻而新颖的乐队轮番登台，我光是想想就觉得激动人心。这个北京的地下音乐据点还吸引了众多来自国外的关注，Martin Atkins便是其中一员。
Martin Atkins最著名的身份是乐队Public Image Ltd鼓手，他也曾与多支乐队合作。2006年，他来到中国，探索这个未知国度的音乐文化，D-22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一个采访里说到：“我还能记得每个在D-22度过的周六夜晚，他们都太精彩了。在刚来北京的时候，D-22绝对是让我每天都有理由前往的地方，我在那里看了差不多60多个或者80个北京乐队的演出。”
也正是在D-22，Martin第一次看Snapline的现场，被这支乐队的声音深深吸引，也许就在这时，他暗自决定要为Snapline录制专辑。Martin花了十六天时间在D-22为各个乐队做现场录音，Snapline也在其中。他还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16 Days in China。
Snapline第一张专辑诞生的始末有些扑朔迷离，李青甚至用“录音骗局”来称呼这件事：“（Martin）本来说不是要录一张专辑，是说要录一个现场。现场录完了又说，文件都丢了，或者坏掉了怎么着，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说让我们去棚里再演一遍，然后录，我们就去啦，录的就我们当时演的那些歌。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在录专辑，然后就变成专辑了。”
陈曦补充到：“我记得是说，他要出一合辑。”
李青说：“但他绝对有预谋。后来他一直问咱们，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演的。”
就这样，Snapline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当时差不多所有的演出曲目都在录音棚里演了一遍，稀里糊涂地完成了这次录音。后来Martin回了美国，打算就此为Snapline制作第一张专辑，2007年陈曦去美国出差，还顺道去补录了一些人声。
Snapline被哄骗着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兵马司八字还没一撇，而一年多以后，它的中国实体发行版权却滴溜溜地转到了兵马司的旗下，这其中的必然与偶然无法预料，也无法说明。兵马司成立于2007年，那时的北京年轻乐队层层涌现，而传统厂牌对新的声音还存在审美距离与隔阂，加之信息的开放，独立厂牌概念的引进，或早或晚必定会有人站出来接纳和传播这些作品。之前采访杨海崧，他觉得兵马司只是很幸运地出现在了对的时刻，如果没有兵马司去做，多半也会有其他人去做。
当时Carsick Cars拿着录好的专辑去找摩登天空，对方给出的答复是2000块买断版权，而这张专辑的录制成本也远不止2000块，他们什么也没说扭头就回来了。这或许是促成兵马司成立的导火索。Michael见状，索性决定自己成立唱片公司，拉上李青、杨海崧几个人，开办兵马司。
或许本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想法，兵马司打算第一批发行三张专辑。Michael把Snapline首专的中国实体发行从Martin那里拿过来，加上Carsick Cars和Joyside，正好三张：《Party Is Over, Pornostar》、《Carsick Cars》以及《Booze At Neptune's Dawn》。偶然地登场，拉开一个时代的序幕。
4.
当被问起有没有哪段时间觉得乐队的发展较低潮或者处于低谷的时候，他们笑着说：“好像一直挺低谷的。”
Snapline在2007年发行了首张专辑，赢得许多乐迷的欣赏，但好像也算不得很火。2008年他们又一次跟Martin合作，录制第二张专辑。乐队对这张专辑有过很多的设想，原本的打算是自己动手，但或许Michael考虑到乐队经验以及Martin的背景，还是建议与Martin合作，于是他又把Martin邀请来北京，录了三个乐队的作品，分别是Snapline、AV大久保和24小时。
“录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Martin回给我们他的录音版本，然后我们傻了，真的我们想的不是这样的。”李青说起这事的时候比我想象地平静许多，“那时候傻了以后，就觉得自己实在不想面对这张唱片，就赌气嘛，但创作还是在进行，虽然觉得这张唱片不好，然后也挺低潮的，挺沮丧的。”
“但现在来看，我觉得确实我们从马丁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李青解释说，“因为当时太小白了，你不知道一个唱片工业是怎么运作的，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制作人跟乐队之间的关系，在产业里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在2011年冬天，凭借对自己作品的信心，想要按自己的样子把作品展现出来，Snapline跟Michael提出要重新做第二张专辑，于是找到合适的录音师，然后乐队自己制作，并于来年四月发行了乐队真正的第二张专辑《Phenomena》。“当时实在是想，那些歌真的是好歌，那为什么不发呢，”李青说，“过了几年后我们还觉得是好歌，这个自信我们一直还挺有的，所以我们重新做了那张唱片。这算是第一个低潮吧。”
《Phenomena》与《Future Eyes》的曲目不尽相同，加入了一些后来创作的新歌，对比两个版本的歌曲，可能夸张地说，你会发现除了名字，它很难说是同一首歌。Josh Feola在评价这段曲折的时候讲：“这张专辑（《Future Eyes》）没有收录在Snapline的豆瓣小站上，也没有出现在兵马司官方的 Bandcamp 页面里，不过在 Snapline 完整的演进历程中，它是很有趣的一段。同时也可以由此探讨，在音乐从想法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中，创作者与制作人的角色。这两个版本的‘She’对比着听一下吧，你会明白我的意思。”
当被我问到如今对《Future Eyes》有没有其他看法的时候，李青回答说：“它是一个存在吧，你可以把它看为一个正统唱片工业的产物，可能我们还是更偏独立的一个心态，其实这也是挺普遍的一个问题，有很幸运的人会找到合适的制作人。流行音乐还好，它一直比较规范化。我现在怀疑的就是，我们听到的很多经典的摇滚唱片很大一部分都是乐手不满意的。”
李青现在也担任赤瞳音乐的制作人，曾为不优雅先生和刺猬做过专辑，我借此问她做制作人的态度。
“我是一个比较尊重乐队本身想法的制作人。”李青还没说完，自己就笑了，“我头一次说这种话。”
5.
在第二张专辑刚发完不久，新歌才开始写，李青的脑袋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第三张我要去日本录。”这是一个执念，李青笃定地要去完成它，只不过寻找录音室的过程比想象的更为曲折。
李青在之前的一个采访里描述过：“一开始是有好多要求，好多想法，但是天不遂人愿，就没找着。然后来就想，随便找个朋友得了，包括我也问过很多朋友。最后实在忍不了，一定要录了，然后我们问了一下颜峻，因为我们前几年演过Multiple Tap音乐节，一起合作的那些乐手，我们就问他能不能帮我们打听到比较合适的棚。他告诉我们这家，我们说就它了。就已经定了，然后才去详细看的这个棚的网站，发现它的所有条件都符合我们最初的要求。太幸福了。”
日本的音乐文化极为丰富而完善。经济的长期发达让其在软硬件上与西方接轨，有着完整的流行音乐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相似，使人在思维方式上的相近，这两点让Snapline对这次的录音体验有着极高的评价。有的时候就是心有灵犀吧，李青提到一个细节：“之前采访我也提到过这么一个例子，你的录音师混着混着，抬头问你，欸你们是不是受EN的影响？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德国那个Einstüerzende Neubauten？我们说是。其实这种感受可能你在中国或者外国都不会有，我觉得这个真的实在是太神奇了。”
李青对去日本录音的执念其实也有现实的考虑，Snapline对录音室的要求源自他们对这张专辑的规划，他们想要的声音是从一些日本七八十年代发行的唱片里找到的，自然地也就想去试试能不能找到这些唱片的录音室，而GOK Sound Studio恰好满足这个要求。这家位于东京的录音棚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它的录音作品伴随日本流行音乐的成长，许多Snapline喜欢的日本音乐人都曾在这里录制作品。
为Snapline录音的是个六十多岁经验丰富的录音师，李青说她曾看过一篇关于这位录音师的采访：他年轻的时候看Pink Floyd的现场，他瞧见录音师在现场协助乐队，这让他觉得录音师就是和乐队在一起完成这个作品，既然自己什么乐器也不会，那他就来做个录音师吧。“所以我们这张也是很有目的性的，本身就想的很明确，完全地要把我们状态和录音师与录音棚的状态表现到我们的这张唱片里面来。”李青说。
“这个录音师他所涉猎的、了解的以及录过的一些东西是几十年的积累，”陈曦说，“而且他所积累的是中国录这些摇滚乐的，或者说我们这些独立乐手能够接触到的录音师，可能没有这个机会能够积累的。然后他录音室本身的大小刚好也很合适，这些设备也都不是最新的设备，他混音的部分也都是模拟的，非常不现代化，甚至是反现代化的，这个你在中国这种飞速发展的环境里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
“人家在有那个棚的时候，好多音乐风格还没有呢，他等于是跟音乐历史同步发展的一个东西。但是到咱们这儿，它已经发展完了，很难再经历。”李维思也觉得赞同。
“而且那个棚是全区域不禁烟的一个录音棚。”李青笑着说，“他会保养，他的那个设备可能甚至比很多禁烟的地方的状态还要好。这是一系列的东西造成的。而且这个录音棚平时可能会有人在那边排练，有可能会在那里直播，做一个视频的东西，他曾经还在录音棚里举办过音乐节。你就很难想象一个录音棚浸染了这么多各种各样人的东西在里边。”
绝佳的录音体验也让他们很满意这张即将发行的专辑《獣化》。截至目前，新专辑已经先期发行两首单曲“TheAnswerS#3”与“Tent”，在演出或者专辑发行前，可以一窥《獣化》的冰山角。
只不过李青对于评论区有些摸不着头脑：“说起评论区，我今天还在吐槽这件事情。就前几年，我发了一张唱片，在豆瓣上有很多人讨论这张唱片，几年以后我发了一张唱片，在虾米上会有人评论，可能没有豆瓣上长的那种，可到现在，我们那首单曲发了，QQ上十几条水，网易上一百条水，豆瓣下面无评论，虾米上因为各种问题我们又上不了，真是有点心寒这事儿。”
6.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乐队也都有自己的烦心事。Snapline的未来是一个弯弯的问号，乐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陈曦由于工作的原因，绝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只有假期可以回国。他们在之前的某个采访里提到过“远程创作”的方案，也就是作曲与写词分开完成，我问起的时候，他们说这也只是一个设想，还没有实际操作过，但实施起来肯定有困难。
传说里，牛郎与织女每年在七夕这天鹊桥相会，每次相聚短暂而美好，也不知这是否将成为Snapline未来故事的写照。印象很深，前两周还瞧见Snapline的一条微博上有句话：
“乡愁是一首未完成的歌，曲在这头，词在那头。”
所以，还请珍惜每一次的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