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都还年轻……
再次提到许巍，是因为李皖在《新京报》上的那篇《看清“投降派”许巍真面目》。正好那晚路过后海的一间酒吧，传出许巍的歌声，一时恍惚——怎么可能是他？许巍现在都“工体”了。其后和一个朋友论及时，她像无数卫道士般捍卫着他们的封面人物。但我知道，我们论述的已不是同一个体，很多东西已在这近十年中慢慢地被瓦解了，依然熟悉的声音，但已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歌者，我们又如何能评判呢？
那年夏天，我在那个小城的音像店中逗留。杜递给我一盒磁带《在别处》，说里面的“两天”很好。在中国小城镇中总是存在着一些奇特的人，杜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像个工人，但和那个环境如此格格不入。他以某种方式平衡着他的喜好和善终于此的生存。在他那里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音乐”启蒙教育，从袁智聪94年的Kurt Cobain纪念册到其后大名鼎鼎的《音乐殖民地》；从The Cure到Red House Painter ……
一种直觉让你相信杜的判断。于是，九七年的夏天迷失在许巍的噪海中烈日疾行。
显然，《在别处》蔓溢着维特式的烦恼与燥动，在那样的年龄段这似乎是种必然，同时又相互交融成情绪催发剂。这种气质又很容易联想到与许巍同病相怜的美国病人My Bloody Valentine，他们散发着相同的气息——一种被织入无边燥海的迷离质感。其实，许巍在第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遥远”中就揭示了他这十年的秘密：人声只是这种由冷灰转为金黄的质感中抽离出来的声音识别。色调的转变恰恰是一个外省愤青的成（功）长史，而声音识别正是将90年代的死硬派（Diehard）和新世代粉丝一网打尽的招牌利器，尽管两者间视同陌路。像崔健一样单方面地指责许巍目前的态度同样也会招致对批评者本身立场的怀疑，我们在纪念这十年的时候，到底又有几个人一直在出工又出活呢？
再回到李皖产品说明书式的《看清“投降派”许巍真面目》，李皖除了挥动一下刹有其事的大盖帽，剩下的只有虚弱臃肿的躯壳与头衔了，而他将矛头指向许巍的同时恰恰也指射向了自己：一切都是时间问题。十年间，他曾经的才气已化作了推销员式的唠叨。
写作，为了继续生产；吟唱，为了证明存在。这就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殊途同归”。
有时，音乐就是时代的年轮，一圈圈让你触目惊心。
那年夏天，我在那个小城的音像店中逗留。杜递给我一盒磁带《在别处》，说里面的“两天”很好。在中国小城镇中总是存在着一些奇特的人，杜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像个工人，但和那个环境如此格格不入。他以某种方式平衡着他的喜好和善终于此的生存。在他那里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音乐”启蒙教育，从袁智聪94年的Kurt Cobain纪念册到其后大名鼎鼎的《音乐殖民地》；从The Cure到Red House Painter ……
一种直觉让你相信杜的判断。于是，九七年的夏天迷失在许巍的噪海中烈日疾行。
显然，《在别处》蔓溢着维特式的烦恼与燥动，在那样的年龄段这似乎是种必然，同时又相互交融成情绪催发剂。这种气质又很容易联想到与许巍同病相怜的美国病人My Bloody Valentine，他们散发着相同的气息——一种被织入无边燥海的迷离质感。其实，许巍在第一张专辑的最后一首“遥远”中就揭示了他这十年的秘密：人声只是这种由冷灰转为金黄的质感中抽离出来的声音识别。色调的转变恰恰是一个外省愤青的成（功）长史，而声音识别正是将90年代的死硬派（Diehard）和新世代粉丝一网打尽的招牌利器，尽管两者间视同陌路。像崔健一样单方面地指责许巍目前的态度同样也会招致对批评者本身立场的怀疑，我们在纪念这十年的时候，到底又有几个人一直在出工又出活呢？
再回到李皖产品说明书式的《看清“投降派”许巍真面目》，李皖除了挥动一下刹有其事的大盖帽，剩下的只有虚弱臃肿的躯壳与头衔了，而他将矛头指向许巍的同时恰恰也指射向了自己：一切都是时间问题。十年间，他曾经的才气已化作了推销员式的唠叨。
写作，为了继续生产；吟唱，为了证明存在。这就是一代中国青年的“殊途同归”。
有时，音乐就是时代的年轮，一圈圈让你触目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