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一位才子

初夏的北京始终保有一股神经质的敏感气质。假如我说话厚道一些，会认为它是一个隐姓埋名的才子，将它所有的能耐视为快速领悟的能力，好像有一种冷漠而孤绝的观望存在，能凭借对幻觉急速闪现之变化的感觉去揣测地球上最具对立性的景物。

这座城市在夏至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寂然的，不动，好似冰箱断电后的安静，神经失控抽搐一下，承受类似脯乳动物低沉的呻吟，像世上万物随着下漩的剔透莲花一并消失，跟着灯灭，寂灭，四大皆空地待着。也许是无聊，觉得下雨也没多大意思，它突然决定砸冰雹玩。第一次下冰雹的时候，我窝在屋子里的沙发上看书，并不知道那就是冰雹，以为是强硕而密集的雨点有力地打在了凉棚上，与武汉的暴雨无异，只不过它的响声激烈残暴了些。后来朋友们短信问我有没有受宠于那场类似暴动的天气，他们都在外地，是看了天气预报才晓得的，而我偏偏是个什么都不关心的人，是看到了他们的问候才恍然的。这才真正发现身临其境是件多么糟糕的事情，我甚至早已淡忘了，还经不起这样的催促。所有的事情，总是在它已经发生才被知道，就像开始后的知道开始，结束后的知道结束，记住后的知道忘记，可是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得到不迟的领悟呢。

就是这样一个潜伏在波浪下面的礁石一样不安的初夏，我听掉了无数张CD，搬进了一间幽暗的房子里狎居，唯一的爱物是一件从宜家拖回来的欧洲蓝沙发，能窝在里面热血沸腾地看书，换句话说，不热血沸腾，哪叫读书。困了就睡在那里，整天整天地不出门。房间光线时好时坏，厕所一直在漏水且终年湿暗，涂抹草率的蓝色油漆墙壁上有很多条细碎裂纹，还有一扇永远打不开的小窗户。晚上在里面洗澡，喷头的水是缓缓流出来的，细密却不焦灼，像身处西贡某个廉价低劣的小旅店，桌上都是烟头和散落的烟灰，还有许多本只看了一半的书。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穿着拖鞋和睡衣下楼买桶装的矿泉水和一些热带水果。emule在彻夜不停地荡东西，我有时候看着那一点点的蓝色水柱，陡然很心烦，这样的生活简直叫人着迷又恐惧，我摸不到它，身体像纸一样脆弱，稀薄。我已无限浸泡在自我弃绝的极端需要中，无意搭上一条浮游空间的慢船，在一个没有地点的地方浪荡，封闭，冷漠，常生着病，或者只是被鉴定审判为生着病，摆脱不了。最后发觉不过是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航向到另一个航向，从三环的东边到三环的西边。

我一直在看一本叫《请宰了我》的书，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摇滚明星的口述书，全是一些真实的八卦。Lou Reed在里面说，他待过的那个精神病院把里面的人变成白菜，看不了书，因为看到17页后又不得不从头开始看。Nico也被众人形容得很骚包，如果不是看那些三八的口述，我完全不能相信原来她是那么那么的风流，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几乎都比她大牌，她演过费里尼的《甜蜜生活》，有一个和阿兰德龙的私生子，与安迪沃霍尔混在一起，她和Jim Morrison住在一座城堡里，最后让Iggy Pop染上了淋病，远远不止这些，当然，她也和不计其数的无名混在一起，但又很快地离开他们。

日子可以从头再开始，就像白痴看书一样，而前阵子我总怀疑自己的脑袋已经变成了一棵白菜，一棵硕大的，干燥的，被挤压的脱水大白菜。在变成可恶的白菜期间，我一直在听一张叫《Lady Sleep》的玩意，是一个叫做Maximilian Hecker的德国人的英文专辑。他是一位忧郁的才子，迷恋披头士，并且留有他们的发型，浓密微卷的刘海遮住他的前额和眉毛，决定了阴影面颊开阖的三分之一。他是一个僵硬和冰凉的德国人，却始终化作英国青年的打扮，穿黑色的礼服，系精巧的领结，不动声色，克制而迷人，他的姿态恣意却耻于卖弄，不紧不慢，就好像他已经知道这些才华与孤鹤一般的气质已经深深打动了你，但还是无所谓的在矮墙的那一侧唱着一支又一支忧伤的调子，隐约闻到歌声中苦丁花散溢的气味。封面是一张他底片曝光的肖像，眼睛大得发暗，越大越暗，最后暗成黑洞，双唇紧闭，抿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弧度。让人怀疑他是在用眼睛唱歌，黑洞一般的器官成了一条直上直下的腔肠，一口倒置的深渊，卯准了那些处心积虑的空隙和节点，像阴谋铁伐木车上的螺丝钉，而真正的嘴却未能摆脱疏离和游荡的生命的暗号。

他的音乐清晰而绵密，融合了古典保守的钢琴、通透的假声、四处弥漫着的稀薄情感、独特的曲式迭进、偶尔肆虐的吉他失真，还有神经质的男声。他学习录音、上过打击乐和钢琴课、以前在学校乐团担任吉他，开始是用吉他创作，后来便转而用钢琴创作。他的才华像一支孤独而饱满的箭，倏忽掠过头顶和湖面惊风的波纹，最后插在或腼腆或潦倒而激情澎湃有好感的旁观者的脚边，带来片刻暂停氧化腐朽的错觉。

在大雨之前我急急地穿梭在锣鼓巷一条又一条的胡同，乌云压顶，云朵由于蘸饱了下不来的雨水而显得负重累累，像女人头顶上歪斜的堆积的发髻。扬起的尘土迷住了我的眼睛，紧紧贴在裸露在外皮肤的毛孔上，我当时只是想千万不要被淋到，这里的雨水永远都不会像南方的梅雨时节那样细密而干净，天空中淡淡绽放浅紫色的云朵，堆积太多，更像是皇帝家角落里的那些废弃的豪华丝帛。我坐在小新的咖啡馆，经常睡在那里的一件沙发上的时候，第一滴雨落下来了，打在头顶上的玻璃天台上，发出一枚惊恐有力的砸落声，窗外是落荒的人群，他们下意识地惊呼，保持一种双脚自然开立、含胸夹臀、双手护住头部的姿势，窜逃或是在公共厕所的屋檐下站成一排。那是冰雹。我头一次看见真正的冰雹，它们颗粒不规则，强壮，厚积，落在飞奔的汽车顶上和地上，迅疾而紧张地铺成一片闪烁着的白色，天空完全变成压抑的黑褐色，像被麻布口袋严严实实地罩住，没有空隙和流动，《西游记》中平顶山那一段也有这样的描述，行者偷换了银角大王的羊脂玉净瓶，收了天，大概就是那副模样吧。

我倒在咖啡馆的沙发上吃一种甜美迷人的芝士蛋糕，冰雹落在屋顶的声音惊得我一个趔趄往昏睡里跌，我像蓝色远山一样连绵地睡，一觉又一觉，困得不可收拾。醒了就看手边的一封信，那封信来自赣州，盖上了江西的邮戳。写信的男孩子是我以前的同学，我们已经多时不见，可我还是像从前那样叫他小太监，这样的称呼让他亲密的人很生气，觉得我恶毒而霸道，他却一点也不生气，我叫他，他就应着。但小太监的信现在没法回，我暂时不晓得对一个才子怎么说话，他很可爱，青春，带点有声片出现之前那股精巧的约束，但有时候也很事儿逼，我总是拿他没办法。他写了16页纸的信，却只寄了2张纸给我，当他试图向我描述这几个月来的生活的时候，突然小心了起来，怕哪句话一不留神就触动了我的雷头。

他在信中说，有段时间想过维尔根斯坦年轻时的生活，读书，晃膀子。自己将来或许去当个裁缝，脖子上挂一卷皮尺，戴老花镜，穿布鞋，然后窝在一件逼仄狭小的阁楼里，一晃就是几年。生活里终究发生了这样那样无端的事情，所有零散细碎的片断如同伤口弥合般连缀起来，最后竟成了一个故事。他被恐惧所控制，无聊，耗时间，放弃小说，看一些过期的旅游杂志，想象自己若是身临其境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上网的时候肯定是打开博客，然后按顺序一个个看完，几乎要变成一个习惯，接到不少短信，他们都告诉我没有爱了，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似乎我本应该是无爱的，现在他们终于和我一样了。我想骑自行车，拍拍屁股，载欣载奔。”

这些让我产生了比他更强烈的悲慨和无助，如果还有一丝侥幸的奋斗和运气，他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漫游者，梦想家，话郎，我甚至还深深记得他有一辆结实且古老的永久二八男車，在武汉上学的时候，他踩着它飞驰在蒸腾喧哗的小巷，完全游刃有余般穿梭，像一位灵活的游击队员，偶尔会遇上我，我塞着耳机什么都听不见，只看见他的嘴唇在一张一合，就像一种小而倔强的花朵却意喻为小心、警戒、自持，以及满腔无与伦比的热情与赤诚。当一种被人讲述过的幻觉出现时，就只能叫做回忆了，我手头上捏着一把仅存的破碎记忆，在城市的一片废墟中轻巧卖弄，不道德地掩盖掉了所有的事实和情绪。

“当一个家伙20岁的时候，他最初的对于世界的经验已经在他身体内部成熟，成为后来在一个漫长时间内从中汲取的灵感。又经过了无数的初始摸索，他达到了对于自身的一种严肃的理解，开始用自己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找到自己的方式来承担这个世界和自身。然后，他差不多再花10年的时间去调查研究，把事情弄清楚，从各个角度上释放这种对于世界的最初的经验。这是一个重要的10年，一个获得进展、勇敢，英雄般自信和乐观主义的时期。”可是，哪里找到这样一个千辛万苦的10年，在政治家中哈维尔总是显得耐心，心术正，拥有良好的趣味，而这样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无不惭愧和例外地成为了急功近利者。

完美的行动往往来源彻底的冷漠，他像独自在太空行走、飘离航天飞机两百米的宇航员那样孤独，像太平洋中的塔西提岛那样孤独，像在个人旨趣中无望焦虑那样孤独，所见景象应该是艳丽的九重葛盛开得好像黄昏轰炸巴格达，感同身受，快慰、亲密、茫然，仓皇不能停留相对，就像一个才子面对另一个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