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 · 诗人 · 情人:大卫访谈录(二)

狂人 · 诗人 · 情人:大卫访谈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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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始终是一个很难用言语去准确描述的对象:他身负多重的身份,且似乎从来都自外于任何的主流圈子和组织,总是特立独行。而这一次,他以说唱歌手的身份出现。12月18日,大卫的首张个人专辑《情欲 伤疤 被侮辱的人》正式发行。在专辑发行前夕,北京地下音乐圈的资深参与者和记录者 Josh Feola,以他的独特视角和敏锐直觉,对这位怪诞角色进行了深度采访。随着对谈的进行,大卫的形象逐渐清晰丰富起来。我们会以三期连载的形式,为大家还原一个有血有肉、话题性十足的,真实但不为人知的大卫,这次带来的是访谈的第二部分。

 

狂人 · 诗人 · 情人:大卫访谈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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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 · 诗人 · 情人:大卫访谈录

采访 / 撰文 Josh Feola   翻译 Emma

在 旁边儿 / pangbianr 网站阅读访谈英文版本

 

自立门户的历史学人,癫狂的说唱歌手;武术老师,battle 宗师;诗人,导演。大卫是个装在小身板里的大悖论:一位真正的诗人煽动者。正如他的头号粉丝崔健一样,他是官方叙事的坚定质疑者,也是吐出另一种真相的最受尊敬的声音之一。作为北京地下音乐圈外的自我放逐者,他对语言的真实艺术大无畏地恪守承诺,拒绝名、利、稳定。自我否定,却也自我复制,也许他的快准狠印证了所有你对MC的固有印象,但他却也恰恰是其对立面。

 

在这个三段式的侧写中,我们探索了大卫的三个身份:狂人大卫,是不可压制的斗士;诗人大卫,是思辨的哲学家;情人大卫,是融合了个人与大众,时代与永恒的人物。

 

 

第二部分:诗人

挖掘大卫对艺术与诗的哲学、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自发学习,以及作为一名清醒的挑战审查制度和音乐产业商业人士底限的艺术家,他所面对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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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园里

 

J: 你如何平衡学校课程以外的活动 ——MC比赛和武术 与 校园生活?在学校里成绩好吗?

大卫:我操,到周五周六的晚上我是个他妈大家觉得最有希望、北京最狠的battle MC,然后周一到周五的白天我要做穿着校服做广播体操,在学校里听讲的小孩儿,太难受了。你听身边的同学在聊那些食堂加餐的问题,然后你在听着wutang的beat,在数学课上偷偷freestyle,你就觉得他们实在太傻逼了。但你又没办法和他们讲这些,第一他们听不懂,第二我也不太愿意去炫耀这些。那个时候对学校完全就是看不起了,我觉得你如果还愿意在学校里炫耀,那你就还把学校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基本已经不说话了。

但是到了高三的时候,要高考。高考前,五月我还去参加了一个battle呢。我爸就疯了。有回我坐下来跟我爸说,我真不想高考了,我不想和他们在一块儿,我爸说,你怎么能不高考呢,战士怎么能不打仗呢。我说,我操,是战士,但我是一美军,你给我搁朝鲜志愿人民军里,我能打仗吗。我爸现在有时还跟我说起,当时我有个很精彩的比喻。

 

J:你最后参加高考了吗?

大卫:考了,考的还他妈挺好,不知道怎么回事。比模拟考试高了九十多分。

 

J:上大学了吗?

大卫:那要看你的“上”是什么意思了。去上过两节课,然后就不去了。是北京联合大学。

 

摄影:Lauren Hou

 

J:大学里的专业是什么?

大卫:我大一第一学期是汉语言文学,然后被劝退了。我爸说,你不爱上学是不是这专业不好啊。我说真不是,就是学校太傻逼了,什么专业都不行啊,就是屠龙专业也不行啊。我爸就说肯定是因为专业不好,喜欢历史就给你转个历史专业吧。然后第一学期的事又重演一遍,又被劝退了。

 

J:为什么觉得学校傻逼?

大卫:我为什么跟我爸说,这不是专业的问题,就是因为无论什么学科,你坐在教室里,你感受到的就是官僚系统的一环,一个最无耻、最邪恶的一环。所以不管上什么课,感觉都是一样的,都是和你的专业没有一点儿关系的。说白了最终你感受到的没有别的,就是意识形态还有官僚主义。很多人都问我退学的原因,我一直说“因为学校妨碍我学习了”。 我没有计划这个东西,我半点儿计划都没有。我有的可能就是信心吧。我知道我无论怎么样我都会我达到我想要的状态,我最充分的表达。但是学校妨碍了我的表达、妨碍我对信心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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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立门户的历史学人

 

J:所以退学之后做了什么呢?更投入到HipHop里?还是开始自己学历史?

大卫:这些都是同时进行的。我为什么要一直坚持HipHop,因为我一直在学习。我怎么把学习的东西变成自我表达,自我表达需要途径吧,HipHop就是最重要的途径。所以他们都是在一起的。

 

J:为什么喜欢历史?

大卫:什么是历史?我觉得历史要不就是被过分地意识形态化了,要不就是过分地学术化了。历史终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过程,是人,你我他,我们为什么是今天的我们,是讲述这个过程。无论你要了解什么,你不了解这个过程,你什么都了解不了。

 

J:是什么让你第一次发现,在教科书之外还有另一种版本的历史?

大卫:我初中的时候,在校外上作文辅导班。我不知道那天老师出了什么问题,他那天心情特别不好。平时很少和我有学习以外的交流,但那天他突然说,现在你们孩子写作文为什么都写成那样,为什么一点自己的观点都没了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突然跟我聊这些,说了很多特别悲观的论点,觉得我们国家马上要完了。很少接触过流露出悲观情绪的老师,当时我就很好奇。他突然说,我们的历史都是那样的,怪不得我们的孩子现在是这样了,哼,共产党打赢抗日战争,真厉害。我说那是很厉害啊,把日本人打跑了。他说,你觉得是共产党打跑的吗,我说不然是谁啊,他说,你自己去查吧。

 

 

J:你现在对历史的看法是什么?学校里教给你的历史和你自学的历史有什么差别?

大卫:对一个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合法性,对任何一个政权来说是如此,尤其对一个专制的政权尤其如此。合法性是最最重要的。而合法性一个最重大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历史。所以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说的,“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

所以归根结底这种官方的历史教育、历史叙事,它最终的诉求就是控制,控制,控制。一个国家的历史教育状况完全可以体现出这个政权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而我们官方的历史教育是什么呢,它就是完全否定“人”。我说的否定人是什么意思,人是最复杂、最矛盾、最多面的,而我们的官方历史叙事,把人变成好人、坏人、该死的和该被称赞的。这个政权控制了现在,所以他们有权利去书写历史,书写过去,而他们用书写过去的方式,把学习他们书写的历史的孩子们,变成了他们希望书写成的人。这就也解释了奥威尔的话。这种历史教育把现在的人变成了历史书里的人。我指的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看人的方式也只有教科书的方式。

前几天还有一个汉学家,他说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人。而不懂历史,你一定不懂人。而我们现在说的非官方的历史叙事,它最终的诉求是探寻“我们为何是我们”。

非官方历史叙事基于的是好奇,而并非官方叙事的控制。它愿意去了解、接受、拥抱人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你看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很粗暴的社会,我指的粗暴不只是肢体上的暴力,而是大家很恐惧复杂,大家拒绝人的复杂,拒绝自身的复杂,拒绝一切事物的复杂,他们特别害怕复杂,这就是官方历史教育的结果。

 

J:你如何走进这种在主流教育与文化中被隐藏的复杂性?

大卫:首先是真诚。如果你真诚地面对自己,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是你自己忍受不了的,你也知道别人也人忍受不了。甚至是很邪恶很暴力的。我觉得你先要承认自身的阴暗,你才有勇气去拥抱别的复杂性。先去面对自身的复杂性,即便这个复杂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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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审查,万能的市场

 

J:你如何把这种历史和个人的复杂性放到作品里?

大卫:从我的歌里或者诗里,时刻能感觉到一种特别深的绝望。但是这种绝望不是自我毁灭的绝望,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望。而这种生之后,带来的是更多的绝望。为什么历史是不断自我复制的?因为人性是在不断自我复制的。而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终究也逃脱不了自我复制的命运。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自我复制给呈献得更美。

 

J:在你的诗歌与说唱中,你希望探索的主题是什么?

大卫:我可以不去讨论主题,因为我一直也没有什么主题。我觉得比这个所谓的主题更重要的是,我一直是被语言带着走的,所以最开始写歌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特别失落。那种失落是真的失落,而不是自嘲的失落,不像是我第一次好几年前下了beat发现自己没法freestyle,那种是自嘲的失落。而这种真正的失落,是我发现,我的语言模式很单一,我只有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绝对生活的、市井的语言,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失落。然后我去读更多的书,小说、诗歌、历史,我要扩大我的语言方式还有词汇量。在扩大的同时,你会发现,我操,语言这个东西,永远不是你想一个主题,然后你去用你的语言臣服这个主题,而是你臣服你的语言,你把一切都交给语言,让一切都臣服你的语言,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艺术状态。

我发现一切都是语言创造出的,而不是你先去创造什么,再用语言去描述它。很多人可能不论写什么,小说啊,或是歌啊,甚至是写诗的时候,他们都想,我要写一个什么主题,我要讨论什么,我不是。我把我的全部信仰都献给语言本身。这个信仰会带我去任何地方。很多人的信仰可能是主题或是观点,但我觉得,身为一个好的诗人,语言才是最重要的信仰。

 

J:第一次在freestyle battle之外的环境里演出,你是怎么把set串起来的?那是什么时候,在哪儿?

大卫:第一次在哪儿我忘了。但无论是写歌还是写诗,最终都是freestyle的情绪支撑着我、架着我。为了把这种freestyle、这种诗意更好地表现出来,我每首歌中间一定会有一段freestyle。而这也确定了我个人的风格。在每首歌之间我用freestyle给自己确立新的自信,对下一首歌、对整场演出、对以后的自信。

 

 

J:之前你说到面对自身的复杂性是“危险的”。由于你的许多作品的政治性,你经常与政府,或者至少是与审查制度的执行者,发生非直接地产生冲突。你在追求艺术家这个身份的时候,遇到过的危险有哪些?

大卫:我说实话,这么多年的创作,遇到的危险其实没什么。但有比危险更讨厌的东西,那就是苦闷。就是你和审查制度作对,无论你做什么样的艺术,你在这个消费社会,最终还是要靠媒体。但媒体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逐利,你如果和审查制度作对,它会禁止你逐利。所以那些媒体不敢报道我,我是长期被忽略的。

这就把我自身的生活状态变成了一个很古老的、普遍的、最无聊无奈的、几千年来的艺术家的困境。就是一个坚持自我的艺术家,最终落得一个自娱自乐的境地。如果你不是那么有信心的话,很可能你就会自我否定了。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最危险的。这就是审查制度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危险,而不是任何直接的、暴力的危险。

 

J:你刚刚出版了你的诗集,CD和DVD,但由于审查制度的原因,推广自己作品的方式非常有限。你的目标是什么?通过发行这些作品,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或者说你的希望是什么?

大卫:很多人跟我讨论“目标”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觉得你开始给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可能你在艺术上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目标。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开始自我表达了,已经是你达成目标的象征了。

剩下的,比如说,为了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我去找公司推广,或者我找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这完全是我动物性的体现,和我的艺术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一个艺术家说,“我对着墙唱歌把自己感动的哭天抹泪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个很虚伪的说法。过多去逐利,把这种利放在艺术前面,这是无耻;但天天和人说我对着墙唱歌,这也是很大的虚伪,我不相信这个。

所以我肯定会100%坚持我的表达。然后,如果我的100%的表达可以影响大众,可以被大众接受,那一定是最好的事儿。但绝对不会为了得到0.01%的大众接受,而去改变我一丁点儿的作品。因为如果你靠扮演一个你不是的人,来获得知名度,那会给我最大的挫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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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情欲 伤疤 被侮辱的人》    点击收听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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