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录何颖怡为《女人在唱歌》写的序
七年前,我还在联合晚报当记者时,帮水晶唱片制作了两张一套的台湾民间音乐采集,叫做《来再台湾最底层的声音(壹)》,伴随着两张一套的音乐还有一本田野笔记书,以及一卷由绿色小组所拍摄的纪录片。我清晰记得影片中有一个平埔族巴则海部族的老太太潘秀梅,诉说着她的族人如何很早就失去土地,她与先生被迫替平地富农做佃工,拼死拼活,赚下属于自己的农地,而最有出息的儿子如何在大学毕业后于返家途中车祸身亡,她如何在七十三岁高龄时还守着一个四十多岁又聋又哑的儿子,担心自己死后,没有谋生能力的儿子谁来照顾。
影片中,她在教堂里里为我们清唱《长工歌》......
正月算来人播田,做人长工真为难,早早起来做到晚,下荒早晚没得闲
十月算来人收工,大车小车收入仓,我做长工没半样,想着歹念心头酸
她说这首描写平埔族人做长工的歌很凄凉,每次唱这首歌就想起自己年轻时的艰苦,又想到车祸死亡的儿子,心里就会怨叹、就会不甘。说着,潘秀梅的眼泪掉了下来,但还是继续唱歌,如果她不唱,有谁能够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平埔族女人见证了时代的残忍,与天道的不公呢?
录完潘秀梅的歌一年后,我进了水晶唱片,陆续参与策划了潘丽丽的一系列唱片,也策划了专门出版台湾创作女歌手作品的《女歌制乐》系列,推出了雷光夏《我是雷光夏》与纪淑玲的《鹅尾山e眠梦》,期间,我也曾替专门搞小剧场,新电影配乐的史辰兰写过《海洋告别》专辑的文案。在我离开水晶后,很高兴看到水晶出版了硬芯摇滚女子乐团“瓢虫”的首张专辑《瓢虫一九九七》。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女人的声音,我每个都爱,它们的成长故事,也总是给我不同面向的感动。潘丽丽的爱情长跑、梨山果农生活与平静甜蜜的婚姻,在诗人路寒袖与作曲家詹宏达的共同合作下,灿开出一朵朵百合般典雅清纯的台语诗歌,招引着我们去认识一个美好的女人。
雷光夏将自己的成长故事编织成可近观也可远眺,像电影影像般的民谣歌篇,叨絮着恋情的失落、落榜的茫然与亲情的眷恋。纪淑玲则将自己在平等国小教书的田园生涯,结合了童言童语,像一阵阵太大的毛毛春雨,温暖地滋润了远离田园的都市心灵。
曾经有一个语言学者兼女权运动者质疑我所策划的《女歌制乐》一片温柔清新,好像在呼应男性眼中的女性既定形象?女人为何不能用粗暴的语言,颠覆既有的形象?
这好像是一个不需要争辩的问题(至少在我这种死硬派的古典女性主义者看来),就是因为要扬弃男性霸气的、向外扩张的特质,女人才需要发出声音,呈现出女性久被贬抑的特质,包括温柔地向内探视人性的需求、关心自然与人的流动、尊重别人,也尊重万物与你同等的存在价值。如果我们不预先设定女人应该怎么唱、使用什么语法、标举哪种姿态,任由她们去书写呤唱自己的心灵,自然,我们就会看到万花筒般的女性群像,述说着女性漂荡在人生情境的故事。换言之,《女人在唱歌》这歌合辑之所以有出版的意义(毕竟流行市场里有一半是女歌手,女人天天都在唱歌),是在它呈现了那么多不同样貌的女人对“女性生命”的思考,她们的语法有的温柔如潘丽丽,有的飘幻如雷光夏,有的清新如纪淑玲,也有冷咧如史辰兰,狂野如瓢虫者。这些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如何看待自己,检视她们与历史的互动、确定自我的存在价值,远比如何“以语言打倒男人”来得重要。
因为,如果你们仔细聆听她们的歌声,会听到潘秀梅的眼泪,细细宛延流下,有点悲切,却又温温抚慰着我们焦噪的心灵。
唱吧!女人当然要唱歌!为什么不呢?
影片中,她在教堂里里为我们清唱《长工歌》......
正月算来人播田,做人长工真为难,早早起来做到晚,下荒早晚没得闲
十月算来人收工,大车小车收入仓,我做长工没半样,想着歹念心头酸
她说这首描写平埔族人做长工的歌很凄凉,每次唱这首歌就想起自己年轻时的艰苦,又想到车祸死亡的儿子,心里就会怨叹、就会不甘。说着,潘秀梅的眼泪掉了下来,但还是继续唱歌,如果她不唱,有谁能够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平埔族女人见证了时代的残忍,与天道的不公呢?
录完潘秀梅的歌一年后,我进了水晶唱片,陆续参与策划了潘丽丽的一系列唱片,也策划了专门出版台湾创作女歌手作品的《女歌制乐》系列,推出了雷光夏《我是雷光夏》与纪淑玲的《鹅尾山e眠梦》,期间,我也曾替专门搞小剧场,新电影配乐的史辰兰写过《海洋告别》专辑的文案。在我离开水晶后,很高兴看到水晶出版了硬芯摇滚女子乐团“瓢虫”的首张专辑《瓢虫一九九七》。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女人的声音,我每个都爱,它们的成长故事,也总是给我不同面向的感动。潘丽丽的爱情长跑、梨山果农生活与平静甜蜜的婚姻,在诗人路寒袖与作曲家詹宏达的共同合作下,灿开出一朵朵百合般典雅清纯的台语诗歌,招引着我们去认识一个美好的女人。
雷光夏将自己的成长故事编织成可近观也可远眺,像电影影像般的民谣歌篇,叨絮着恋情的失落、落榜的茫然与亲情的眷恋。纪淑玲则将自己在平等国小教书的田园生涯,结合了童言童语,像一阵阵太大的毛毛春雨,温暖地滋润了远离田园的都市心灵。
曾经有一个语言学者兼女权运动者质疑我所策划的《女歌制乐》一片温柔清新,好像在呼应男性眼中的女性既定形象?女人为何不能用粗暴的语言,颠覆既有的形象?
这好像是一个不需要争辩的问题(至少在我这种死硬派的古典女性主义者看来),就是因为要扬弃男性霸气的、向外扩张的特质,女人才需要发出声音,呈现出女性久被贬抑的特质,包括温柔地向内探视人性的需求、关心自然与人的流动、尊重别人,也尊重万物与你同等的存在价值。如果我们不预先设定女人应该怎么唱、使用什么语法、标举哪种姿态,任由她们去书写呤唱自己的心灵,自然,我们就会看到万花筒般的女性群像,述说着女性漂荡在人生情境的故事。换言之,《女人在唱歌》这歌合辑之所以有出版的意义(毕竟流行市场里有一半是女歌手,女人天天都在唱歌),是在它呈现了那么多不同样貌的女人对“女性生命”的思考,她们的语法有的温柔如潘丽丽,有的飘幻如雷光夏,有的清新如纪淑玲,也有冷咧如史辰兰,狂野如瓢虫者。这些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如何看待自己,检视她们与历史的互动、确定自我的存在价值,远比如何“以语言打倒男人”来得重要。
因为,如果你们仔细聆听她们的歌声,会听到潘秀梅的眼泪,细细宛延流下,有点悲切,却又温温抚慰着我们焦噪的心灵。
唱吧!女人当然要唱歌!为什么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