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uvelle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不要每个人都问它的来历
“其实我们的音乐一点都不兵马司，”Nouvelle 乐队的包子和我说到，尽管他大学期间听得最多是兵马司的乐队，并且去年他们的第一张全长录音室专辑《宝贝，不要太甜》正是在兵马司完成的发行。
“这世界太不合理，就别再试图寻找意义。”塑料乐队在他们 2020 年发行的作品「悲伤只是一种普遍的情绪」里这般唱到。无独有偶的，Nouvelle 也有一首情绪基调相近的作品「谈什么意义」，他们在歌里唱到“每当你说起，谈什么意义”时，背景的和声是粤语的“没意义”。
Nouvelle 可能不是大众刻板印象的泛后朋克的“崧式”乐队。但最早从 Joyside 开始，到嘎调和鸟撞，甚至是脏手指，再到这两年的塑料与 Nouvelle，他们各具特色与个性，却组成一条兼顾旋律和噪音的、带着些许颓丧价值观的兵马司青年摇滚分支。最近正在发新歌的返校日说不定也能落在此范畴内，不妨听完他们的全长专辑再做评论。
包子讲到乐队取名的时候他正在写一首歌，“关于一个追逐理想的人在寻找他的目的地”。他希望找一个令人向往的接近天堂的地方，从而查到一个名字里带有 Nouvelle 字样的法属太平洋小岛，觉着不错，于是用作乐队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首歌应该是乐队同名曲《Nouvelle》，收录于 2017 年由广州本地厂牌黑鹿计划发行的乐队同名 EP 专辑当中。
与五年前的作品相比，新专辑《宝贝，不要太甜》的情绪内核发生了微妙却显著的改变。比如，那时候的他们虽然还没有找到心中的目的地，但却相信它就在前方，曲调相对积极而明亮。如今专辑虽然名字看起来甜甜腻腻，打开一看则满是“谎言”“毒药”或者“受害”。或许这是年龄渐长的心态变化，也或许按包子的说法，“是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了”。尽管理想主义不再，你仍然能从音符的字里行间听出他们的那股劲儿，那种许久不曾在国内乐队身上见到的摇滚乐的少年心气。
好，说了这么多，应该把话筒递给今天的三位主角了：Nouvelle 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包子（伍嘉威）、吉他手兼主唱凯龙（刘凯龙）以及鼓手大熊（吴国宏）。这次采访是通过远程电话完成的，三位也各在自己家里，并且因为广州的疫情他们最近都没有办法见面排练。当然，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只是大熊的健康码是黄色，我们不敢见他。”包子在电话里笑着说。
艾舒：听你们的口音，应该都是广东人吧。我记得查资料的时候看《街声》的那篇采访里提到，包子是江门人，那凯龙和大熊呢？你们是后来在广州认识的吗？
包子：对，我们在广州认识的。凯龙来自惠州，大熊是湛江人。凯龙另外有一个乐队叫鲸浪，跟我在一个排练房，我有个朋友也在鲸浪，就是那时候认识。大熊以前的乐队叫排插，他当时年纪比较小，鼓打得特别快，在广州的乐队里很出名。所以大家都认识他，觉得他特别厉害（笑）。
凯龙：我们是 2018 年底成立的鲸浪，也是那时候认识的包子。
艾舒：那包子是什么时候想着组建 Nouvelle 这个乐队的呢？
包子：应该是 2014 年吧，我差不多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组的。
艾舒：作为《普通乐迷》的第一次采访，我有个必备的问题，你们小时候是怎么样接触音乐，并开始学习乐器的呢？
凯龙：我记得我妈跟我说过，“你现在会弹吉他，是因为你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经常放张学友。”我接触朋克的缘由其实是因为我初中很喜欢艾薇儿，她也是我小时候的欧美流行乐启蒙。那时候看她的第一次全球巡演 DVD，她在里面翻唱了 Green Day 的歌。巡演 DVD 里还有很多乐手的镜头，就觉得电吉他很酷。当初她还会来中国巡演，我很想想凑钱去看她的演唱，但爸妈都不给。
像小时候说什么我想买钢琴，或者什么东西，爸妈都会说让我好好学习。我到了高中开始听 Green Day 和 Oasis 以及一些英伦的东西。正好我的室友，有一把泰勒的木吉他，他也不怎么会弹，教我弹了一些 Oasis 的歌。后来他去广州学画画，吉他就一直放在宿舍，我就开始练吉他。
大熊：我小时候对音乐也没什么概念，六年级还在听周杰伦。他有一些歌挺绕的，我觉得很喜欢，会顺手拿筷子敲着耍。等到上初一，学业没那么紧张，我妈就肯让我去琴行报名学鼓了。初二初三的时候，玩 QQ 飞车，音乐库里会有一些欧洲朋克，开车听的感觉真的很爽，那时才接触到，“哇！原来还有这样的东西！”就开始听 Sum 41。我经常拿 mp4 到网上下载演唱会的视频，上数学课就在那里看，到后面基本上什么课都看。自己看不过瘾，还要拉着同桌一起看，毒害他们的耳朵（笑）。
包子：江门也是黄家驹的老家，我们那里每年都要举行纪念黄家驹的演唱会，但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觉得不够酷。像我们这样的九零后的男孩子，一般是从听朋克开始接触的摇滚乐，比如 Blink-182 啊，不过我从来不听 Green Day。流行歌也会听，但流行歌的吉他没有表现力，就是听了摇滚乐我开始想着要练吉他。
艾舒：说到演唱会，你们第一次看 Livehouse 的现场是什么时候？
包子：我是大学，和玩乐队的朋友一起去看的生命之饼，我还记得那次台下人特别少。我第一次看，就特别喜欢，他们技术很好，弹得很干净，也特别整洁。我比较喜欢演出，但不是特别喜欢看演出的人，可能因为演得比较多，就不会特意地再去看演出，除非有特别想看的音乐人。
凯龙：如果是说 Livehouse 的演出，我高中之前基本没有看过，因为惠州没有 Livehouse。所以我是大一的时候，看的第一场，我印象比较深刻。那是广州的两支独立乐队格里芬和 Orangy Cyan 做的一个联合巡演。Orangy Cyan 是现在Hyper Slash的前身。他们的巡演是在广州高校里进行的，用一些小礼堂或者小的现场，自己去弄设备，去做 DIY 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现场演出，我还很喜欢朋克，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很棒。
大熊：我是 2011 年的时候坐大巴来广州看的反光镜。
艾舒：这么早？爸妈竟然放心你来广州看演出，不是一般看完演出还得再住一晚上。
大熊：因为我有一个发小，是我邻居，我们从小到大一起玩。基本上如果是我俩出门玩，双方爸妈都会比较放心，所以我是硬拉着他陪我去看，他在现场就特别无奈（笑）。我们也只看了半场，因为手机丢了。
凯龙：我也是，看了三首歌，就很多人说手机丢了，然后警察来把演出取消了。
艾舒：那你们在广州看演出的时间跨度还蛮大，有觉得这些年广州的演出场景发生什么变化吗？比如刚才凯龙提到有些乐队会在大学里进行巡演。
包子：我觉得以前学生乐队会比较多，大家都是在 Livehouse 里演出，现在收费越来越多，也更倾向于票房比较好的或者比较热门的乐队。会去 Livehouse 里策划演出的学生乐队越来越少。
大熊：主要是这几年 Livehouse 的门槛越来越高了。
艾舒：我听广州的朋友说起过，乐队们以前会在广东省内做一些小的巡演？
包子：有的，我们也在省内走过一次，去了深圳、中山和惠州。
凯龙：在惠州的时候，我妈妈还来现场看了，感慨良多。其实广东有些乐队只在省内演出。在 2014 或者 2015 年前后，广州以外的广东其他地方都有新开 Livehouse，那时候广东乐队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不允许他们去到北方，所以在省内做一次四城或者七城小巡演算是经济实惠。
以前很多乐队喜欢这样的模式，但现在就少了。我记得大学的时候，五条人去过一次惠州演出，是《乐夏》播出前几年，他们当时还不是很火，但也有很多人去看。所以我其实觉得每个地方都是有很多乐迷的。
包子：对，但愿意买票的乐迷可能更集中在一线城市，现在的问题就是票房好的乐队不去这些地方，能去这些地方的乐队票房又不够好。比如我们去年新专辑巡演的时候，也想去一些三四线城市，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人和不一样的场地，但我们没有票房就去不了。
艾舒：我也是看《街声》的采访，说到乐队的名字源自太平洋的某个小岛，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旅游目的地。我查了查，那里叫 Nouvelle - Calédonie，是法国殖民地。我最早以为你们只不过是找了这样一个单词作为乐队名字，比如寓意为“新的”或者“短篇小说”之类，没想到背后还有这样的由来。包子当时是怎么想到的？
包子：因为那时在写一首歌，是关于一个追逐理想的人在寻找他的目的地。我就到网上查，有什么比较神秘的、接近天堂的地方，就找到了这里。我当时觉得很酷，就用来做了名字。后来的想法是，一个名字而已，不要每个人都问啊。如果早几年，我特别愿意说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名字太酷了，什么新裤子、反光镜之类的名字都不行。（笑）现在我觉得，这是什么名字？这么难记！
艾舒：Nouvelle 在 2017 年的时候发过一张乐队同名 EP 专辑，是在一个叫黑鹿计划的独立厂牌发行的。我之前也听说过他们，但黑鹿计划现在好像已经停摆了，你们当时是怎么认识并决定合作的呢？
包子：黑鹿计划是几个朋友想做一些 indie 的内容，大家觉得好玩，就一起做了一个类似厂牌的东西。后来是因为工作比较忙，各自做各自的，慢慢就没做了。当时我们认识，据说是他们其中的一位看过我们现场，觉得还行，就来联系我们说想帮我们安排演出，帮我们发唱片。我们那时候年轻嘛，就觉得，“哇，终于有事干了”，觉得可以合作，就发了那张唱片。我觉得他们是想做一个蛮理想的厂牌，只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后来遇到各种原因，有各种困难，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艾舒：那张 EP 的录音和制作是怎么完成的呢？
包子：录音就是在排练房录的，有一些人声是去棚里录的。制作人是以前黑鹿计划的黄河，他另外有个乐队叫 Space Station，是他帮我们录了这张唱片，再帮着发行。他现在也是鲸浪乐队的吉他手，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经常一起玩。Nouvelle 现在演出没有贝斯手，也是黄河老师来当客座贝斯。
艾舒：你们去年的那张新专辑《宝贝，不要太甜》是由兵马司发行，你们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包子：虽然从概念来说，我们的音乐一点都不兵马司，但我大学的时候听兵马司听得最多，很喜欢他们的东西。其实我们刚玩乐队没多久，兵马司的乐队来广州巡演，我们就有给他们做过暖场嘉宾，就那时候跟他们开始有接触的。
凯龙：唱片合作大概是 2020 年？反正是疫情还没开始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写完一批歌，在排练房弄得差不多了，包子也有录 demo。我们就希望能有人能帮助我们做这张唱片，虽然我当时还在 Believe 做发行工作，但他们只是做发行，可能没有办法给乐队带来其他方面的帮助。因为黑鹿计划不了了之，所以我们就想到兵马司。而且我们一直以来就很喜欢兵马司，喜欢他们的审美、出品和坚持。
我们之前就认识兵马司的朋友，做完 demo 之后，就用电脑发给他们，说我们想要有厂牌合作来做一张唱片。然后他们回复说要开个周会讨论一下。我一听，“哦？原来他们也需要开周会，需要去讨论的”。因为我一直以为兵马司不是那么流程化或者形式化的厂牌。然后我们等了很久，等得很焦灼。我们就想，“是不是我们不行，没有办法继续发展？这歌是不是没办法录了？”一周之后，兵马司那边跟我们说，“OK，没问题”。那时候很开心，然后就签约，像是有盼头了。
艾舒：听说你们是来北京录的音，在杨海崧的那个录音棚。关于这段录音的经历，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包子：我觉得杨老师是一个不怎么约束乐队的制作人，更多的东西是让乐队来发挥和决定。他认为一个乐队的第一张专辑是他们自己最了解，所以才要交给乐队自己来把控。他说的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录人声的时候我特别紧张，因为说实话，我唱得不好。每次演完出他们都会说我一次，所以我录人声就没什么自信。而且又是我一个人在棚里，每个人都要盯着我。人声录完，我们和杨老师一起抽烟，我就问他，人声能不能帮我修一下，比如哪里哪里的音准可以修。他很诧异的样子，说，“啊？我从来不会修人声的”。不是说他不懂怎么修，只是不会去修人声。我也很诧异，那怎么办？他就说，“这些音乐里的瑕疵才是你这个人的特征，才是你唱歌的价值”。让我大开眼界。
艾舒：这是杨老师的风格（笑）。
包子：所以后来我再听歌的时候发现——包括去听一些做得非常完美的歌，可能制作的艺术就在这里，那种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比如修不修音的问题，有些音乐合适，有些音乐就不合适。
艾舒：那凯龙呢？
凯龙：我记得是十一月去的北京，特别冷。虽然在这之前我们都有去过北京，去演出或者去玩，但这次去之前我们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有人甚至准备请不到假就辞职。我们有去超市买东西，买秋裤。我还染了个金发，后来见到杨老师，他说我这样子感觉像是香港电影里穿着人字拖的古惑仔（笑）。
录音的十天其实很开心，杨老师的制作方式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我们之前甚至不知道原来可以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加什么东西就加什么。像刚才包子说的人声制作上的想法，我们去之前都鼓励包子，说没事，你一定可以，情绪最重要，后面可以修。忘了包子是在第五天还是第一天就开始录人声，我们都觉得音准没关系，情绪到位就好，唱不好我们直接过，到最后一天再来说修音准的事情。最后就有包子问杨老师，人声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段是我在录其中一首歌的时候，吉他已经完全走音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过的一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之后发行录音里我那边吉他是完全走音的，调不准了。我以为是杨老师的处理，我就问他是不是处理过。他说，“没有啊，我以为你们就是想要这样子”。我就很诧异，杨老师真的给我们很多自由。在录音的时候，他也会提出很多新的想法，我才知道他很喜欢广东和香港的文化，让我们在歌里加了粤语的和声。
这次的合作就很开心，也很特别。制作完成之后，不管是包子音不准的地方，还是我们有一些瑕疵，现在听回那些声音都觉得挺感动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声音。
艾舒：对，说到那段粤语的和声，我们上次播客采访杨老师，他也提到了《谈什么意义》这首歌加粤语和声的事情。
包子：那个是杨老师的创作，我们不会想到这样做的。刚开始我们很难接受，我们觉得打死也不会唱粤语，但最后录出来还挺有意思的。
艾舒：你们为什么不想唱粤语呢？
包子：我不知道其他人，反正我们这帮人其实特别排斥粤语歌。但杨老师让我们唱粤语，我们就觉得，“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想唱粤语”。他让我们试试，录下来听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就想，“没关系，就这样吧”。
艾舒：那大熊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吗？
大熊：录音感觉还行，主要是在北京待了十天，没有一顿好吃的饭。北京的东西太难吃了！我们吃了十天的东北菜（笑）。
艾舒：时间可能差不多了。最后打听一下，你们去年录完音之后有写新歌吗？
包子：我们正在写新的歌，现在写了有两三首，但一直没什么机会排练。也是因为疫情断断续续，上半年比较严重，尤其这两个月，想排练都很难。原本计划是今年年底可以多录一张，我们尽量按规划地去做吧。
